莱茵星光：音乐爱好者的旅行故事

Kittie

欧洲札记的前半部分于几年前曾以《伊普尔的罂粟花》为标题先行出版。遗憾的是，很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被删去了，特别是《血雨腥风的协和广场》因质疑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力而被整章删除。这前车之鉴使得我们对进一步出版平添了更多顾虑。如今，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神州已经是洛阳纸贵、人相争读的畅销书了。幸得花城出版社的支持，《莱茵星光——一位爱乐者的欧行漫记》终于汇集付梓。

少时在复旦附中读书时，我就爱读父亲的札记；只是在那个年代他写得极少。十九年前我在美国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父亲来到我的校舍看望我，我便当面向他索取生日礼品；我要的不是蛋糕，恰恰是希望他为我撰写关于欧洲和关于音乐的札记。他在欧洲那瑰丽的文化宝地工作生活多年，一定会写出让我喜欢的文字来；以我对他的了解，我深信他也可以写出一些东西来的。自此，我每年生日都会收到父亲一篇欧洲札记，常常还会收到额外的篇章。只是，我原本并没有想到过要把自己的“生日礼品”同别人分享；总以为，自己喜欢这些文字，完全是出于父女情分。直到有一天听到了父亲的一些老同窗们竟然那么热情地肯定和赞扬这些札记，认为应该出版发表，这才让我意识到这些文字尽管是为我而写，但如果只为自己留着，那就太“奢侈”了！

自此，我便全力说服父亲整理出版这些札记；但他并不积极，一拖就是多年，直至2008年春，他退休后来马里兰待了较长一段时间，才开始着手整理。然而一整理，就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一下子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我们父女俩一起整理修改，添加注释，并为里面的许多原文原诗添加译文。

这些札记只是父女间的对话，没有太注重思想观点正确与否，其实也不必完全正确的。父亲不是作家，他的文字仅仅是一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个人随感，包含了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忧虑和关切。他的写作是真正自由的，不为稻梁谋，不为名利谋，超越了功利而进入了审美人生。

札记里许多地方引用了一些名言名诗，像莎士比亚的精彩诗句，约翰·麦克科雷的一战名诗的诗句等，都按原文引录，并补进我们自己的译文。此外，地名、人名和著作的原文也都附上，以免不同的翻译引起误解；这样，蒋介石也断不会变成“常凯申”了。

许多篇章往往是多次重游旅行的综合，为了叙述方便，换成旅行记的口吻。《乐圣之旅日记》就是典型例子。

对于文中所涉及的许多史实，也许同读到的历史教科书有很多出入；可以坦言的是，这都是国际上所业已公认的，我们也尽可能注明出处。就国内而言，自1985年庆祝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开始，许多原本不公开的历史真相被陆续披露了，许多报刊杂志书籍和电视节目也报道了很多原不为人知的真人真事。但毕竟多数人未必都有机会读到看到这些报道，更何况教科书里还印着原来的内容。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也是许多历史真相和假象并存的年代。例如，几年前俄罗斯政府公布了一份历史档案让全世界张口结舌——原来1928年6月4日凌晨在中国东北辽宁省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的事件，是苏联斯大林一手策划的，然后栽赃给了日本人；而许多资料包括教科书却仍然在说着老故事，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俄罗斯已经出版了新的历史教科书，相信中国迟早也会有新的历史教科书的。像日本那样老一代掩盖历史、年轻一代忘却历史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这一点，贝多芬的祖国——德国——做出了很好的范例。

欧洲最大的魅力在于其丰厚的文化艺术和深远的历史。本札记所涉及的大多是过去的欧洲，不了解过去，是不会理解今日的欧洲的。莫扎特贝多芬萧邦的年代是文化艺术最辉煌的年代；现代社会已变得冷漠麻木。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已经淡漠，许多人觉得那不过是不实用的东西罢了。然而我以为，社会越缺少真善美，那么真善美就愈是弥足珍贵，愈值得追求。宇宙本身是无所谓“真善美”的，宇宙只不过是按照自身的规律——也可理解为斯宾诺莎和康德认为的上帝——在演变着。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它使得人——尽管不可能是所有人——有别于木石和禽兽。只要这些作为“生日礼品”的札记能够为读者捎上一点美善的感受，那么我们的宗旨就达到了。

因篇幅所限，一些精彩篇章，如《三访贝多芬》、马勒音乐笔记《春雨葛林青格》、《瑞士篇》、《柏林篇》、《新大陆篇》、《赤道篇》、《归访篇》等许多札记都没有能够编入；愿今后有机会再与知音们分享。

著名作家冯宗璞先生在读完《伊普尔的罂粟花》之后曾在信中指出：被删去的《血雨腥风的协和广场》这一章一定要补充进来。

本书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特别要感谢的是为本书的内容和编排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已退休的资深编辑董令生君，为许多英文原诗翻译润色的远星君，为荷兰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陶国桥博士，以及父亲那些古道热肠的老同窗们。

希望有更多的知音者能分享我的“生日礼品”，并为我们指正。谢谢。

2010年初稿于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

2013年修改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彭茨贝格

在中世纪欧洲六百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帝国的皇帝是从各国的君主里按级别逐级选举出来的，只有最高的一级称之为选帝侯（德语Kurfürst，英语 Elector）的君主才有资格被选举为皇帝。

冯·勃罗宁（von Breuning）夫人一家是贝多芬波恩时期的重要友人，在她家里，年轻的贝多芬结识了波恩文化界的许多重要人物，大大开阔了文化视野。女儿艾莱诺拉（Elenore Breuning）也曾经是贝多芬的初恋情人，她后来嫁给了贝多芬的终身挚友韦亥勒医生。韦亥勒先后在波恩大学和维也纳进修医学，后回波恩大学当教授，后曾当过校长。拿破仑占领波恩时期，他避难到维也纳和贝多芬相聚了两年；随后就一直在波恩和科布伦茨行医。

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的法国大革命是和平革命与暴力革命的极好对照。此后英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法国社会的长期动荡也是极好的对照。七百年多来的英国历史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维护大宪章的议会和颠覆大宪章的独夫民贼之间的较量。1649年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不谙前车之鉴，以暴易暴，更加独裁，结果也被推翻。1688年议会再次推翻了詹姆士二世的专制，但这次英国人没有采取暴力方式，而是采取了被后人称为“光荣革命”的方式结束了专制。

图坦卡门是古埃及法老。在他死后三千多年的1913年，他在尼罗河畔的陵墓被打开，结果不少挖掘陵墓的考古科学家就一个一个离奇地死去；故被喻之为“图坦卡门魔咒”。

艾瑟尔湖（IJsselmeer）的原文看起来有点特别。其实，“IJ”是荷兰文里一个独特的双字母元音。因为它算是一个字母，所以都得大写。

贝娅特丽克丝女王已经于2013年退位。

说上海是当年的古典音乐中心，也许会令当今的许多爱乐者不解。其实上海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是亚洲的古典音乐中心，其地位高于日本东京。

 遗憾的是，这颗音乐巨星在她事业最辉煌的顶点却因飞机失事而戛然陨落。1949 年10月，她和钢琴家哥哥同机前往美国演出，所搭乘的法国航空公司飞机在大西洋亚速尔群岛遇到雷电而失事。姬奈塔·奈维欧被发现时，她的遗体还紧紧地抱着她那心爱而名贵的瓜内里琴。她的灵柩在运回巴黎途中曾和另外一位女性遇难者的灵柩换错，后来才发现。

作为莱茵河上最著名酒乡的吕德斯海姆的全名应该是“R desheim amRhein”，因为就在它河对面的一条莱茵河的支流拿厄河（Nahe）上的克罗伊茨拿赫温泉（Bad Kreuznach）旁边也有一个叫吕德斯海姆的小村子（Rdesheim amNahe）。

“Zimmer”是房间的意思。在德国，政府允许农人用自己空余的房间接待旅客，收入免税，价格比旅馆便宜，还和旅馆一样提供丰盛的早餐；在德国乡间或小镇上到处可以看到一些民居的门上挂着“Zimmer”的牌子。另外，在瑞士东部德语区的乡间，也常常可以见到“Zimmer”的牌子。(www.xing528.com)

在革命前的法国旧制度中，三级会议（即国民大会）是全国民众的代表应国王之召而举行的会议，通常是在国家遇到困难，国王为寻求帮助而召开，因此是不定期的；三级会议是一个咨询机构，并不具备任何权力。参加者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教士，第二等级为贵族，第三等级为平民；故称之为三级会议。

可参读李泽厚著《世纪新梦》148页《从辛亥革命谈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基约丁断头机”（Guillotine）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广泛使用的标准刑具，几乎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象征。1789年的大革命在开始并没有完全废除君主，路易十六于1791年还废除了原来残酷的“盘轮碎尸”（breaking wheel）处死方法，并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新的比较“人道”的断头机器。解剖学教授基约丁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原苏格兰和意大利的钝刀断头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用悬挂利刀快落的方式减轻了死囚的痛苦。“基约丁断头机”在法国一直被用到1939年二战爆发前才被废除。

这里是指伏尔泰和雨果的两桩小小的丑闻：伏尔泰在被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以国宾邀往波茨坦期间违法倒卖国债，还因倒卖纠纷闹上法庭，弄得腓特烈大帝很没有面子。雨果则在流亡布鲁塞尔期间，隐瞒自己的巨额收入而领取救济，最终也因败露而出走。

大仲马于2002年在巨大的争议声中被他的崇拜者、爱炫耀权力的前总统希拉克以总统特权请进了先贤祠。法兰西文学院坚持认为，将作品粗制滥造、迎合庶民口味、不登大雅之堂的大仲马迁入先贤祠实属荒唐之举。更糟的是这种动用总统特权的做法，开了极坏的先例，从此成了无耻政客沽名钓誉的工具。这是在马尔罗移葬先贤祠后的又一桩咄咄怪事。先贤祠的严格标准已经名存实亡。

马尔罗（Andr Malraux，1901—1976）是法国著名作家，曾被斯大林的共产国际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也被不满他的人讥之为专为共产国际输出革命而又每每临阵脱逃的跳梁小丑。苏联誉他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但也有人讥他为“神话说了又说，也就成了真话”的政治骗子。

对法语不熟悉的人常常会把卡昂（Caen，读“冈”）读成“卡恩”，从而和戛纳（Cannes，读“卡恩”）混淆。

像桂林漓江边象鼻山这样的奇观在埃特勒塔海崖上有三处，高度和规模要比桂林漓江边的象鼻山大得多。据说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南方大城桂林和法国西北诺曼底小镇埃特勒塔还成了姊妹市镇。

“repartee”是一个特别的英语单词，意思为敏锐尖刻的对答。

“这是我所无法容忍的英语。”其正确的表述恰恰必须把介词“upwith”放到句子最后：“This is the sort of English which I will not put up with.”因为“put up with”是一个不可以拆开的短语动词，意思是“容忍”。

1945年的一万美元是个大数目。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1945年美国的平均年薪为2,900美元，而2010年的美国平均年薪为49,000美元。

莎士比亚没有到过意大利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根据多年的莎学研究的成果，莎士比亚的作品实际上并不是作为伶人的莎士比亚本人所创作；他仅仅是帮助了隐名的真正作者发表了他们的作品而已。这个莎士比亚真伪的课题，早在莎士比亚当年的十七世纪就已经开始，到二十世纪中期基本上有了共识。

这里把圣露契亚火车站叫做桑塔露契亚火车站，因为那首意大利民歌《桑塔露契亚》太深入人心。“桑塔”（Santa）也应该翻译为“圣”，因为露契亚是女性，前面的“圣”用阴性的“Santa”。

红美茵河流经拜罗伊特后在其西北的库尔姆巴赫（Kulmbach）同白美茵河（Weißer Main）汇合成美茵河。

奥斯陆在易卜生时代还是称作克里斯提安尼亚（Christiania），到1925年才更名为奥斯陆。

关于《娜拉》（Nora）的译音，这个“娜”应该读成“阿娜多姿”里的“娜（nuo，诺）”而不应该读成“安娜”的“na”。

许多朋友都告劝萧伯纳改变主意去领奖，萧伯纳最后是在妻子苦苦哀求下看在爱尔兰祖国的份上接受了文学奖，但没有领取奖金。

爱因斯坦笃信物理定律的描述必须符合严格而精确的因果关系，对量子力学中用几率和测不准之类概念来描写微观粒子的行为很不满。他的名言“上帝不会扔骰子”，就是针对此而言。

汉城奥运会前不到十个月，1987年十一月29日从巴格达飞往汉城（首尔）的大韩航空KAL858班机在缅甸上空爆炸，机上115人全数罹难。参与行动的北朝鲜特务之一金贤姬在落网后招供，炸机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制止汉城奥运会的召开。1990年三月，她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后被卢泰愚总统特赦，一年后被释放。在其自传《我曾是恐怖分子—金贤姬忏悔录》中，她讲述了自己的特工生涯。（郭慧美译，新自然主义出版社，1996年）；英文版《The Tears of mySoul》by Kim Hyun Hui，William Morrow and Co. ISBN：0688128335。

莫扎特去世于1791年12月5日。第二天，教堂为莫扎特做了简单的仪式后，他的遗体被放入木棺与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到了圣马克斯公墓，埋葬时他的遗孀康丝坦采没有到场，墓上只标记了简单的木牌。此后，公墓为压缩用地，莫扎特的棺木曾多次被挖出再葬，遂不知去向。但故事似乎并没有结束，在110年以后的1901年，一名颅相学家死后，他的妻子居然决定把他们保存的莫扎特颅骨捐赠给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基金会。据说在莫扎特死后十年，一名圣马克斯公墓的工作人员在搬葬过程中收藏了他的的颅骨；后几经易手，最后被她丈夫所收藏，流落民间整整一百年。翌年，萨尔茨堡博物馆贸然地展出了此颅骨，直至1955年才被叫停。后经先进的技术进行了鉴定，发现该颅骨的特征与莫扎特的肖像分析吻合，初步支持该颅骨的真实性。

罗西尼的《暴风雨》是他《威廉·退尔序曲》的第二段。过去经典的音乐教程里往往把贝多芬的《暴风雨》和罗西尼的《暴风雨》作比较分析，以阐述贝多芬配器的特点。

说舒伯特不追求爱情，这并不妨碍他歌颂爱情。那首脍炙人口的《小夜曲》就是爱情赞歌里少有的精品。传说这是他在酒店饮酒以后，因囊中羞涩，为抵账而在餐巾纸上即兴写成的。

《Montanara》为最著名的一首南蒂罗尔民歌，有“南蒂罗尔的国歌”之称。南蒂罗尔即特伦蒂诺（Trentino）区，历史上属于奥地利，现归属意大利管辖。

赫胥黎（Thomas H. Huxley，1825—1895），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达尔文的坚强战友。他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是以1893年在罗马尼（Romanes）基金会的一篇演说为基础的名著。最早由严复于1897年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赫胥黎在1894年《天演论》再版“序言”里说：“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会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会从内部遭到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