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吠陀》是形成于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的印度古老文献的汇编。“吠陀究竟是什么?它不是别的,只是不同时期的各种天才诗人在不同条件下,出于各种目的创作的诗歌选集。”[2]从实际内容上看,这是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与当地原始宗教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吠陀教的基本信仰是信仰多神,在一个十分庞大的万神殿中,住着各种各样的神灵,其中包括一些雅利安人在到达印度之前所供奉的神祇。另外一些被崇拜的神灵,如河神萨腊斯瓦蒂,则是他们到达之后才传播开来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同时也毫不费力地接受了他们的神灵,吠陀教中的母神和阳物崇拜就源于印度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3]“吠陀教诸神中除了占主要数量的自然神灵外,还有一些属于祖先和英雄人物的行列,他们是祖先崇拜和英雄人物崇拜观念的延伸。因此,吠陀中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崇拜自然神灵,同时又尊敬亡人。”[4]所以,从文化形态上看,《吠陀》文本正处于从图腾崇拜向神灵崇拜或祖先崇拜过渡的阶段。[5]
公元前10世纪中叶,也就是《吠陀》经典的成熟之际,随着文明的发展、国家的形成,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也需要出现一些相应的调整,于是婆罗门教诞生了。婆罗门教是以《吠陀》为经典,以《梵书》《森林书》《奥义书》来诠释《吠陀》的产物。与原始的宗教崇拜相比,婆罗门教有三大不同。第一,它将原有杂乱无序的多神崇拜改造成为以梵为最高形态的多元而又统一的神学体系。“最终,随着婆罗门教一神论最后取得至高地位,吠陀的作者归诸天帝。天帝是永恒的,吠陀也被认为是永恒的。”[6]第二,它有了专门的祭司阶层。“祭司作为一个独立阶层而出现,表现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7]第三,它的宗教教义和祭司活动更加体系化、规范化了。“祭司的出现,使得古代宗教的经典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和阐发。”[8]于是,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的婆罗门教,较之原始的宗教崇拜更加系统,更加完备,也更加成熟了。
从文化形态上看,婆罗门教完成了从图腾崇拜向神灵崇拜直至宗教信仰的历史性过渡,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祖先崇拜的原有成分。它既不像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那样,在经历了“图腾——神灵——宗教”的过程中,彻底斩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以确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信仰;又不像中国的儒家文化那样,在经历了“图腾——祖先——伦理”的过程中,逐渐清除了人与神之间的宗教关系,以确保人与社会之间的亲伦血缘情感;而是将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融入到神学体系的建构之中,一方面维系着全体民众的共同信仰,一方面制造了信仰权力上的等级制度。这种介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中间形态”与当时印度社会中所出现的种姓制度密切相关。
所谓“种姓”,有肤色、形象、品质等含义,是人之社会地位的血缘标志。当时的印度社会分为四大种姓:第一种姓是由祭司阶层发展而来的享有文化特权的婆罗门,第二种姓是由武士阶层发展而来的享有军事特权的刹帝利,第三种姓是由农民、牧民、商人、手工业者发展而来的吠舍,第四种姓是由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和失去生产资料的雇工、奴隶所组成的首陀罗。除此之外,还有更加卑贱而不入种姓的不可接触者(旃陀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上分析,四大种姓的最初形成可能与雅利安人的大举入侵有关,同时也是社会分工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其实质内涵是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其中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因分别掌握着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而成为印度社会的统治者,而吠舍则需要以纳税和布施等形式来供养这两大种姓,首陀罗以及那些不入种姓的贱民则更要以人身自由为代价来为这两大种姓当牛做马。
婆罗门教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中出现的,而它的教义又反过来使这种种姓制度合法化。按照《奥义书》中有关业报轮回的思想,每个人的灵魂在其死后可以在另一个躯体中复活,而其重新转世的形态则取决于生前的行为。“如果崇信神明,奉行吠陀的规定,死后可以投入‘天道’(神的地位);次之,可以投入‘祖道’(人的地位),转生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至于不信奉神明,违逆种姓义务的,则沉沦于‘兽道’,即地狱之中,来世变为旃陀罗和动植物等。”[9]按照这一信仰,人们为了获得来世轮回的报答,只得安分守己,遵守种姓义务,而不敢犯上作乱。这种思想,显然有利于维护当时印度社会特有的奴隶制体系。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作为早期文明社会的意识形态,婆罗门教的作用是一种“建构”,它以“祭祀万能”的形式为当时的等级社会秩序提供了一套相当繁琐的行为规范和典章制度。不同种姓的人不仅不能通婚、共食,而且在祭祀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也明显不同。“根据婆罗门法典规定,前三种姓可以诵读吠陀经并参加宗教祭仪,从父母亲那里获得第一生命,通过‘入法礼’再获得第二次生命,因而被称为再生族;首陀罗不准读或听吠陀,亦不能参加宗教仪式,被称为一生族。对各个种姓在社会地位、权利、义务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10]显然,这套宗教仪式不仅要沟通人与神的关系,而且要区分人与人的地位。有了这套符号系统,人们的言谈举止便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等级上的差别。“种姓决定了一个印度教徒应在哪里出生,应举行怎样的出生仪式,应在哪里居住和居住怎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和怎样吃,穿什么衣服和怎样穿,从事什么职业和怎样从事,应得到怎样的报酬和多少报酬,同什么样的人交往和怎样交往,同什么样的人结婚和怎样结婚,享有怎样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负有怎样的责任,应在哪里死去和怎样死去,在哪里埋葬和怎样埋葬,甚至死后如何对待他,等等。”[11]例如,婆罗门在妊娠后的第八年即可举行“入门式”,刹帝利要等到第十年,吠舍则要晚至第十二年。又如,婆罗门的木杖长达发端,刹帝利的木杖长至前额,吠舍的木杖则仅及鼻端。这种等级差别的符号体系当然不仅仅具有神学意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上看,等级制度的出现,恰恰是野蛮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的重要标志。作为印度早期文明社会之符号体系的建构者,婆罗门教使当时的人们离开了浑然一体的蒙昧时代,将其引入了一种尊卑有序的文明时代。(www.xing528.com)
然而,历史总是在“二律背反”中前进的,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12]。随着婆罗门教的发展,僧侣阶级日益强大起来,婆罗门种姓被抬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被称为“人间的神”。婆罗门种姓本来是祭司阶级,主持监督各种祭祀,崇尚修道,但由于这一贵族等级不仅有着垄断宗教事务和文化知识的特权地位及政治势力,而且享受着处理各种布施、豁免赋税、重大犯罪免死等特权,于是许多婆罗门便利用这些特权而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大量积聚财富。而作为婆罗门教义的各种等级制度和繁文缛节,不仅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制造了重重隔阂,而且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离心倾向。显然,这种文明制度的出现,是以异化现实为前提的。正是作为这种异化现实的反拔,佛教出现了。
公元前6世纪,一种坚决反对种姓血统论、神创四姓说的早期佛教,便从婆罗门教影响较薄弱而城市经济最发达的恒河流域中下游诸国逐渐形成。在宗教信仰上,佛教构成了对婆罗门教三大纲领的直接性挑战:针对婆罗门教“吠陀天启”的学说,早期的佛教不仅不承认《吠陀》为经典,而且主张“诸法皆空”,“它对当时在印度受到崇拜的无数常常是怪诞的神的真实性,既不维护,也不否定。它对它们置之不理”[13]。针对婆罗门教“祭祀万能”的理论,早期的佛教主张以“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的修行和乐善好施来取代祭祀。“原始的佛教主要是一种行为的宗教,不是一种遵守仪式和献祭的宗教。”[14]针对婆罗门教“婆罗门至上”的观点,佛教僧团的内部成员不分种姓高低,仅以入教先后为序,进而提出“众生平等”的学说,认为所有的生灵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种姓之分,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修行而得到解脱,得阿罗汉果,因而根本不需要特殊的婆罗门祭司阶层去导引人们。“它没有庙宇,没有献祭,也就没有祭司的圣职。”[15]由此出发,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16]。
婆罗门教指导人生归宿的学说是“转变说”,讲“宇宙是从一个根本‘因’转变而来,即所谓因中有果说”[17],因果报应,认为人由梵天而来,是神我的转化。早期佛教则主张“缘起说”,认为“世界现象,都是因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18]。这一理论在打破了婆罗门教的第一因论之后,就没有再去讨论那个与人生实际无关的何者为第一因的问题。当然,佛教的缘起论宇宙观,也还是针对婆罗门教所宣扬的“神创四姓”而来的。佛教认为,众生都是由五蕴聚合而成的,所以婆罗门教关于四姓起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五蕴聚合的具体形态,则要归因于“无常”和“无我”。“‘无常’就是生灭相续,它包括了‘因果相续’的意义。‘无我’就是没有主宰,既没有一身之主宰,也没有宇宙万有之主宰。‘无造物主’之义也就包括其中了。”[19]“这个道理很简单,佛教既以‘诸法皆空’(即俗语中的‘万法皆空’)为教义,当然神也是空的。神既然空,何来创造世界之事。”[20]所以佛教的“三法印”主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要经过现世的努力好在来世脱生于婆罗门,而是要彻底脱离人生的苦海,进入无知、无欲、无我的涅槃境界。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婆罗门教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佛教则代表了广大民众的精神要求;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婆罗门教的功能是一种“建构”,即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等级规范提供一套可供遵循的文化符号和文明法则,那么佛教的功能则是一种“解构”,即以反异化的姿态对一切文化符号和文明法则进行反向的消解。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关系,可视为文明与反文明、异化与反异化、崇有与尚无、建构与解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将这两种印度的宗教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进行比较,便成为一种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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