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探索的印记③

语境转换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王　智

文化建设是深刻影响民众社会心理的重要因素，并对社会结构状况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文化发展的轨迹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相映成趣。1949年以来，在执政党的导控之下，中国的文化发展经历改造、“革命”与建设的几次语境转换。1949—1956年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框架中，对文化进行有限度的改造；1956—1966年，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化的发展轨迹处于建设与“革命”之间；此后“革命”语境的扩张，导致1966—1976年文化的所谓“大革命”；1978年以后，当代中国开始对苏联模式的彻底改革，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文化发展也因此复归理性建设的轨道。文化发展的语境转换，映照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从多样到单一、再从单一到多样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一、1949—1956年的文化语境：改造

在社会主义改造展开与完成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呈现显著的过渡期特征。旧的社会内容在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冲击下被荡涤，新的社会体系得到初步的构建。但在较短的时间里，除旧布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又由于面临单一化苏联模式的强烈取向，故此时的社会结构亦新亦旧，在多样鲜活而又繁乱中生长单一的种子。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多样化市场中开始有限度的计划统制；社会组织则在保持一定的自主性的同时被越来越多地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与此相应，思想文化领域在主流建构的同时并不取缔非社会主义因素，是一种有限度的文化改造。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理所当然地要在社会层面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因此在过渡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除旧布新”改造举措，逐步树立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但是，与经济领域的多样性要求相一致，文化改造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共同纲领》为该阶段形成一元意识形态主导下多样文化状态提供宪法意义上的保障。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没有须臾忘却自身的崇高政治抱负。一系列社会思想文化运动显示执政党改造中国社会的信心与雄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一场深刻影响了精英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的文化事件。“1949年以后，许多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信仰甚至体系的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汤用彤、朱光潜、郑昕等人，也都先后放弃或批判了自己的原哲学倾向，并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还可以讨论，但接受的内在忠诚性却无可怀疑。”

人民政府经过有步骤的调整和改革，在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研卫生等项事业中逐步剔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统治遗留的不良影响，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主导地位，进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这一阶段，在政治上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经济上多种经济成分合作的条件下，思想文化作为这种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有其多样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注意把握各类社会成员不同心理承受力和实际觉悟程度，注重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观念形态转变的渐进性，注意通过实践发展增强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思想的说服力和吸引力。1952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理论刊物《学习》连续发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后来，经毛泽东修改由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报告明确指出，在一段时期内，“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这些都是不合现实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中共中央承认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某些非无产阶级、非马列主义思想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该社会阶段兼容多样的文化建设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的实践特征，并反映了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相对分立的关系。

二、1956—1966年的文化语境：建设与“革命”之间

从社会总体发展角度而言，1956—1966年中国经历若干曲折，但总的来说是处于向上的通道中。而在政治与社会结构状况的视野中，中国社会发展有多次的反复，走过一个明显的之字形路径。与过渡时期的自主与多样相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逐渐单一化。这种单一性并非中国境况的自发要求，而主要来自执政党的政治认识。中国共产党按照当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念，有组织有系统、且是制度性地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单一化。在单一化的过程中，社会的边界愈益缩小，呈现一种结构性让退现象，党与政府的控制力逐渐加强。全能化的执政党或者直接、或者通过政府机构实现对社会的全面领导。尽管若干年中曾有过调整，但从总的趋势来看，社会更深度地同构于国家，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持续单一的结构，并走向进一步的计划统配；社会组织的本来功能渐趋缺失，或被直接引入党政系列中，失去应有的相对独立性；思想文化领域则被逐渐纳入政治与革命的语境中。

1956年后，中国毫无疑义地按照苏联模式的要求确立起单一化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同样的，思想文化领域也深受单一化的苏联模式的影响。尽管中共中央论及文化多样化的必要性并出台相关政策，但几经反复，与经济政策的扬抑轨迹相一致，亦未能获得一个具有足够活力的文化结构。中国共产党“双百方针”的历史线索颇能说明问题。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最初是针对戏曲与历史研究两个个别问题分别提出的。1951年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是毛泽东50年代初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来的。当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具有不同的观点，毛泽东明确指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虽然一开始只是针对个别问题而提出，但很快被毛泽东、中共中央确立为新中国整个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总结讲话，首次把“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并提，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同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代表中共中央对外宣布党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久后的八大决议认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至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科学文化工作的指导性方针最终形成。

“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人们的思想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解放，它调动了知识分子投身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使文化界出现了一片生动繁荣的局面。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错误的扩大化，使得“双百方针”也渐被扭曲。“大跃进”之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双百方针曾一度引起中央的重视。1961年6月，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即强调要“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7月，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也提出，“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即，《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都明确表示要坚持双百方针。但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逐渐成为工作中心，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也愈演愈烈，双百方针不仅难以很好地坚持，甚至被背离。

在频仍的政治运动影响下，思想文化领域愈益转向政治与革命语境。1960年6月1日，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指出，“必须自觉地把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文化革命的基本核心”。“文化革命”的核心内容已从文化普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嬗变到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把“文化革命”等同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导致文化领域更严重的政治干预。文化领域“左”倾错误量的积聚最终带来“文化革命”向“文化大革命”的质的蜕变。(www.xing528.com)

三、1966—1978年的文化语境：“大革命”

1956—1966年间的社会发展尽管经历若干曲折而呈之字形路径，但在总体上还是处于上升的通道中。审视1966—1978年间的中国社会发展轨迹，也同样跌宕起伏，但却很难在总体上得出一个积极的结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下，中国社会一度“天下大乱”，却始终没有导致崩盘式的后果。这是此前较长时期内逐步得到强化的党政社同一化结构的积极意义。这一时期社会的自主性基本上泯灭于极左的政治狂潮中，在混沌中处于一种危态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犹如走钢丝，处于极度危险境地中。从总体趋向来看，社会继续单一化：经济领域仍保持单一的结构；常态社会组织大多停止活动，畸形社会组织成为政治运动的直接力量；思想文化则完全被卷入极左革命的大潮中。社会失去其作为党政体系对应因素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此后两年徘徊时期，在极度单一化的社会架构下，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凋零的状态，社会意识被高度控制于极左革命理论中。“思想领域的专政”成为“全面专政”的重要环节。以至于到1975年，毛泽东在与江青的一次谈话中慨叹道：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这正是这一阶段文化领域的真实写照。

在极左思潮主导下，各种舆论工具所传播的内容绝对“舆论一律”。同时，“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特殊的舆论载体也成为社会结构畸形化的重要表现。在动乱中，传播信息的载体除了报纸、刊物、广播等之外，各种大字报、小字报、传单、大标语、高音喇叭等被广泛运用，同时还有无处不在的“小道消息”。在政治需要面前，众多理论与历史被因时因地随意歪曲与篡改。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成就，为极左的文化专制提供了依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领域也极其贫乏，八个样板戏成为仅有的艺术内容，呈现“八亿人八个样板戏”荒凉景象。教育领域同样出现巨大倒退，在所谓“教育革命”的口号下，片面强调政治教育功能，片面强调教育与社会生产的简单结合。考试制度被取消，将“红”与“专”对立起来，批判所谓“白专道路”，“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社会丧失接受知识的动力。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打击，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黑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文人”等各种贬损性的帽子。知识分子丧失基本的工作权利，甚至失去普通人的生存权利，存储的智力资源被闲置。

四、1978年以来的文化语境：重归建设

1978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在混沌中高度失衡的社会开始显著的复苏进程。新时期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征候是多样化与自主性的发生发展：经济领域在执政党和政府主导下步入渐进的市场化通道，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分配方式因此由单一走向多样；社会阶层明显分化，社会的组织化状况发生重要转变；思想文化领域则日益繁荣，很快摆脱百花凋敝的景象。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显然不同此前那种大“之”字形轨迹，但是这一过程仍不可能是没有任何隐忧的纯粹上扬。在社会多样化、自主性迅速增长的同时，政党、政府、社会之间的边界不可避免地开始改变。

市场的生长，必然地带来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复兴与多样化。中国共产党拒绝多元化而欢迎多样化：指导性的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形态；个性化的思考与创造却不再如全能化时代那样被畏为洪水猛兽。当代中国社会层面形成马克思主义一元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多样思想与文化。

思想文化领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重灾区”，它的复苏也成为1978年以后社会转轨的先导。邓小平1977年的第三次复出，“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即试图通过思想文化领域来造就否定“文化大革命”和重构社会关系的突破口。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毅然推翻了所谓建国后17年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提出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扭曲诸如知识分子地位、教育科研体制、教育质量、学风等问题一一给予澄清。9月19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概念。后来涉及对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拨乱反正”，首先自科教与文化领域打开了缺口。到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时，人们特别是曾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已在由衷地欢呼“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以至于邓小平在他的开幕词中第一句话就用了两个“非常高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思想与文化方面的正确方针政策陆续得到恢复。“新政权重新执行‘百花齐放’这个毛泽东主义的旧口号，同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把中国变成文化沙漠的带有更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诸政策。”

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凸现异彩纷呈的图景。在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引导下，曾被压抑的社会创造力爆发出来。这显然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尽管对执政党来说执政的难度大为增加了。

正是基于数十年语境转换的历史轨迹，新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突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轨迹的一个总结，更是先进文化生长的新的里程碑。

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高度发展、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理论体系及实践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毫无疑问尚处在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因此，成功与失误相伴、经验与教训并存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经过长期发展，获得对其规律性的准确把握，并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始终自觉地体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应具备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不竭的思想指导与精神动力。

（原载于《江汉论坛》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