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思想与茶的养生功效：祛病、长生、延年益寿

第二节　茶与道教的祛病养生

如何看待有限的生命？儒教是积极的，主张入世，干一番事业，不枉活一世；佛教是悲观的，主张出世，以一生苦修求得死后成佛；道教是乐观的，主张延世，相信修道可以成仙，从而突破生死大限，永葆富贵寿考。

与儒、佛二教的神仙思想相比，道教迎合了乐生惧死的“人之常情”，统治者和士大夫有钱有势，食膏粱，衣轻裘，声色犬马，般般称心，唯独生命短暂，道教投其所好，授以延生之术，引人遐想，以分其忧。

所以说道教是一种以生为乐，重生恶死，甚而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道教创始人张陵著的《老子想尔注》说:“生，道之别体也。”“生”指生长、生命、生存，是“道”的表现形式，生与道相守、相保、合二而一。所以人的生命不完全决定于天命，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安神固形，便可长生不老，名列仙籍。

道教追求的是浪漫人生、潇洒人生，且有术延长人生乐趣而至永久。

为了实现这一教义，让人长生不老，道教特别重视祛病和养生。

《云笈七签》卷五十六《元气论》中说:

入真道者，先须保道气于体中，息元气于脏内。然后辅之以药物，助之以百行，则能内愈万病，外安万神。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基本观念之一，指生命之源，所谓“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管子·枢言》)。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认为: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本无气。杂采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

庄子认为“气”是客观的存在，是生命和意识的基础。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官”的道家学派提出“精气说”，《管子·内业·心术》一文认为:“精”是“气”的精华，是“气”的渊源。天给“精”(气)，地给形体，两者结合而形成了人。战国时道家的作品《鹖冠子》提出“元气说”，认为“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这一理论为道教接受，并用于道医、内丹、相术、气功等方面，作为理论基础。西汉时代将“元气”和“道”结合称为“道气”，道气运行而导养万物，遵循道气可修得长生不老。

道教的长生术有三:吐纳导引、房中修养和服食。服食派的创始人是战国时代的安期生。

服食，又称服饵，以服饵丹药为不死之途。其内容为金石、草木两大类。东晋道士葛洪(283—363)是“金丹派”，在《抱朴子·金丹》中说:

小丹之下者犹胜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烧之即尽，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

姑且不论金丹术对近代化学的奠基作用，作为“黄白长生之术”却屡屡失败，吃死了好几个皇帝。据历史记载，唐朝先后有五位皇帝死于误服金丹，如太宗52岁，宪宗43岁，穆宗30岁，武宗33岁，宣宗50岁，都因醉心金丹术而早夭。夭折于金丹的王公贵族有尚书令杜伏威、校检司空李抱真、循州司马李道古、太学博士李于、工部尚书归登等人。

《旧唐书》第十五卷(宪宗下)中记述:

(元和十四年)上服方士柳泌金丹药，起居舍人裴潾上表切谏，以“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烧炼则火毒难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服一年，观其效用，则进御可也”。上怒，己亥贬裴潾为江陵令……(元和十五年)上自服药不佳，数不视朝，人情忷惧。……庚子……是夕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

隋唐时代的长生术不仅仅是金丹，还有以草木类养生。早在晋代，杰出道教理论家葛洪在其《抱朴子》一书中就称金石类为“大药”，草木类为“小药”，他说:

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费重，不可卒办也。……将服小药以延年命。

他推崇金丹术，但亦肯定口服草药亦可延年益寿。唐代崇道教，金丹术红极一时，但道教并没给大唐诸帝带来寿考，反因金丹中毒而使帝王之花纷纷早谢。隋唐以后金丹术渐让位于内丹术，草木类的服食则进一步与中医、中药及民间疗法相结合，形成至今仍受人欢迎的食疗、食补的养生法。茶被列入“小药”备受重视。五代毛文锡在《茶谱》中说:

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顶，顶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因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

所谓“地仙”当指地上仙人，即人活着成仙。唐代诗人皮日休《茶笋》诗云:

裒然三五寸，圆如玉轴光。

生必依岩洞，脆如琼英冻。

寒恐结红铅，每为遇之疏。

暖疑销紫汞，南山挂幽梦。

诗中“玉轴”、“琼英”、“红铅”、“紫汞”为金丹大药，诗人以大药喻小药——茶，言其有相同的作用。明代养生学家高濂在《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说:

饮食，活人之本也。是以一身之中，阴阳运用，五行相生，莫不由于饮食。故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血气盛，血气盛则筋力强。由饮食以资气，生气以益精，生精以养气，气足以生神，神足以全身，相须以为用者也。

他开列了一些服食方，并自称“数十年慕道精力，考有成据，或得经验，或传老道”。这说明了高濂养生之术主要源于道教养生思想。

道教养生思想至明清渐汰去虚妄部分，特别是高濂所言多为不刊之论。

高濂将茶列为养生佳品，列为服食首选饮品，在《茶效》中云:

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醒脑，利尿，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不可一日无茶，除非是有所顾忌而不饮。

茶的药功和养生之功是一回事，即茶可祛病健体，延年益寿。

“茶”字从草从人从木，意即茶是一种与人体有益的木本植物。

神农“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说明茶最先是以药品进入人类生活。

道教未创立之前，茶已被巫者用于祭祀、祛病，因巫者和道教的历史渊源，茶进入道人生活中便带几分巫风，如神气、仙气、鬼气、怪气；同时又被视为山中灵芝，称为麒麟草，出于祛病健身的目的而形成道家茶风。

我们有必要追溯茶作药物的历史:

中国第一部医书《神农本草经》记有252种药物，茶乃其一，言其药性“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

西晋张华撰《博物志》云“饮真茶令人少眠”。

《神农食经》称茶“令人少睡”、“悦志”、“止渴”、“去痰热”、“有力”。

《桐君录》称茶“令人不眠”。

《枕中方》称茶可“疗积年瘘”。

《孺子方》称“疗小儿无故惊厥，以苦茶、葱须煮服之”。

《华佗食论》称茶“久食益意思”。

《陶弘景新录》称茶可“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古仙人)服之”。

陶宏景著《神农本草经集注》云“酉阳、武昌、庐江、晋陵皆有好茗，饮之宜人”。

《广雅》、《述异记》等书有茶药的记载。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以茶为药。

中国人对茶功的全面认识是在唐代，特别是著《本草拾遗》的医学家陈藏器竟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王圆题写有“茶药”一词，称茶为药。苏敬撰写的《唐本草》将茶列为药品，归入“木部中品”，词条云:

茗，苦荼。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苦茶，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

苏敬对茶的药性和主治的疾病描述准确，其用法是外洗和制成茶饮，在医家看来，饮茶即服药。

唐代孙思邈有“药王”之誉，所著《千金要方》将茶作单方治厥头痛，其法是“单煮茗作饮二三升许，适冷暖饮二升，须臾即吐。吐毕又饮，如此数过。剧者须吐胆乃止，不损人”。

他的学生孟诜是我国第一位食疗专家，在《食疗本草》一书中另立一方:五合茶汤加两合醋炖而服之。这确是地道茶药，一个“灌匏”，喝个天昏地暗；一个茶醋混一，实无品茗之趣，良药苦口而已。

宋、明、清医家在唐人基础上有新的发挥，立方颇多，或单味使用，或列入“君臣佐使”；或熬煮服之，或作茶苏饮之；或外用洗之，或内用服之。

清代之前论茶药功效的记载见于下列文献:

本草类:共24种。

《神农食经》　　　　佚名，引自《茶经》

《桐君录》　　　　　佚名，引自《太平御览》

《新修本草》　　　　唐·苏敬等撰　　　　　

《本草拾遗》　　　　唐·陈藏器撰　　　　　

《食疗本草》　　　　唐·孟诜撰　　　　　　

《本草图经》　　　　宋·苏颂等撰　　　　　

《本草别说》　　　　宋·陈承撰　　　　　　

《山家清供》　　　　宋·林洪撰　　　　　　

《汤液本草》　　　　元·王好古撰　　　　　

《饮膳正要》　　　　元·忽思慧撰　　　　　

《日用本草》　　　　明·吴瑞撰　　　　　　

《本草纲目》　　　　明·李时珍撰　　　　　

《本草原始》　　　　明·李中立撰　　　　　

《食物本草》　　　　明·汪颖撰　　　　　　(https://www.xing528.com)

《救荒本草》　　　　明·朱撰

《野菜博录》　　　　明·鲍山撰　　　　　　　

《本草经疏》　　　　明·缪希雍撰　　　　　　

《本草图解》　　　　明·李士材撰　　　　　　

《上医本草》　　　　明·赵南星撰　　　　　　

《本经逢原》　　　　清·张璐撰　　　　　　　

《本草纲目拾遗》　　清·赵学敏撰　　　　　　

《食物本草会纂》　　清·沈李龙撰　　　　　　

《本草求真》　　　　清·黄宫绣撰　　　　　　

《随息居饮食谱》　　清·王孟英撰　　　　　　

医方类:共21种。

《枕中方》　　　　　佚名，引自《茶经》　　　

《孺子方》　　　　　佚名，引自《茶经》　　　

《华佗食论》　　　　佚名，引自《养生寿老集》

《陶弘景新录》　　　佚名，引自《太平御览》　

《千金要方》　　　　唐·孙思邈撰　　　　　　

《千金翼方》　　　　唐·孙思邈撰　　　　　　

《妇人方》　　　　　唐·郭稽中撰　　　　　　

《兵部手集方》　　　唐·李绛撰　　　　　　　

《太平圣惠方》　　　宋·王怀隐等撰　　　　　

《圣济总录》　　　　宋·陈师文等撰　　　　　

《仁斋直指方》　　　宋·杨士瀛撰　　　　　　

《瑞竹堂经验方》　　元·萨谦斋撰　　　　　　

《普济方》　　　　　明·朱撰

《摄生众妙方》　　　明·张时彻撰　　　　　　　

《医方集论》　　　　明·俞朝言撰　　　　　　　

《胜金方》　　　　　佚名，引自《本草纲目》　　

《老老恒言》　　　　清·曹慈山撰　　　　　　　

《医药指南》　　　　清·韦进德撰　　　　　　　

《慈惠小编》　　　　清·钱守和撰　　　　　　　

《外科证治全书》　　清·许克昌撰　　　　　　　

《验方新编》　　　　清·鲍相撰　　　　　　　　

茶书类:共11种。

《茶经》　　　　　　唐·陆羽撰　　　　　　　　

《采茶录》　　　　　唐·许克昌撰　　　　　　　

《茶谱》　　　　　　五代·蜀·毛文锡撰　　　　

《大观茶论》　　　　宋·赵佶撰　　　　　　　　

《茶谱》　　　　　　明·钱椿年撰　　　　　　　

《茶疏》　　　　　　明·许次纾撰　　　　　　　

《茶录》　　　　　　明·程用宾撰　　　　　　　

《茶解》　　　　　　明·罗廪撰　　　　　　　　

《茶经》　　　　　　明·张谦德撰　　　　　　　

《茶寮记》　　　　　明·陆树声撰　　　　　　　

《续茶经》　　　　　清·陆廷灿撰　　　　　　　

经史子集类:共13种。

《广雅》　　　　　　三国·魏·张揖撰　　　　　

《博物志》　　　　　晋·张华撰　　　　　　　　

《述异记》　　　　　南朝·梁·任昉撰　　　　　

《唐国史补》　　　　唐·李肇撰　　　　　　　　

《东坡杂记》　　　　宋·苏轼撰　　　　　　　　

《格物粗谈》　　　　宋·旧题苏轼撰　　　　　　

《物类相感志》　　　宋·旧题苏轼撰，一说赞宁撰

《古今合璧事类外集》宋·虞载撰　　　　　　　　

《岭外代答》　　　　宋·周去非撰　　　　　　　

《续博物志》　　　　宋·李石撰　　　　　　　　

《调燮类编》　　　　宋·赵希鹄撰　　　　　　　

《敬斋古今注》　　　元·李治撰　　　　　　　　

《三才图会》　　　　明·王圻撰　　　　　　　　

(以上据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有删减)

归纳起来，古人认为茶有24种功效，包括: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清热、消暑、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利水、通便、治痢、去痰、祛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加上其他多种功用，如避蚊、驱蝇、治口疮、治疟、治月水不通、治痘疮作痒等等，虽非如苏敬所言“万病之药”，亦确有多种疗效。

前人对茶药的认识，明代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将其载入《本草纲目》，内容甚为详细，由茶的命名、形态、种植、品类到茶的药性、主治、处方，广征博引而又有自己的见解，将2000余年里关于“茶”的知识和药功尽揽其中，后人虽有所增补，大体不出其范围。

古人对茶药功效的描述还大量见于诗文作品中，如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云“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郑遨《茶诗》云“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吕岩《大云寺茶诗》云“断送睡魔离几席，增添清气入肌肤”，陆游《昼卧闻碾茶》云“玉川七碗何须尔，铜碾声中睡已无”，沈辽《谢德相惠新茶》云“一泛舌已润，载啜心更惬。不唯豁神观，亦足畅烦惵”……文人们对茶功的认识角度不同，体会最深的是茶可兴奋神经，启迪文思。

以上所列的医家和诗人，多是儒医或儒教信徒，但他们的养生思想多源于《道藏》而非《儒典》。其中道教信仰明确的有道医陶宏景、孙思邈，道人吕岩，道教信徒苏轼、陆游等人。

陶宏景(456—536)是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大炼丹家和道医，丹阳人，与著《抱朴子》的炼丹家葛洪是同乡。陶宏景很早就遁迹山林，入茅山修道。人虽在山林，却心在紫阙，朝廷每有大事，皇上便派亲信去山中咨询，时人誉之为“山中宰相”。他是著名道教医生，有《本草集注》传世。

孙思邈(581—682)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隋唐时期著名道医，道教奉为“药王”，名列仙籍，归为职业神祇，与陆羽、鲁班属同一级别。行医80余年，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方6000余首。他强调食疗养生，曾说过:“夫为医者，当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吕岩，即吕洞宾，传为唐京兆人。曾修道于终南山，元明列入八仙，道教正阳派号为纯阳祖师，故俗称吕祖。他是唐代著名茶人，写有茶诗，对僧人制茶极为称赞。

苏轼是北宋著名茶人，三教并尊。

陆游出身于奉道世家，仅藏书中就有道书2000卷。他的茶诗涉及道教内丹、外丹方术，有较鲜明的道教文化特色。

中国茶文化其所以千古不衰，其根基植于茶的养生功能。若无这点基础便不可能形成普遍的茶风，更遑论茶道。道教养生理论和服食方术如动力机车驱动了千年茶事，使乐生惧死的中国人乐此而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