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后：邰爽秋：以节用与平等为出发点的民生服装理念

邰爽秋，1897年生。1914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同年留美。1928年起先后任中央大学教授、河南大学教授，并任中国民生教育会理事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院长。1931年，倡议设立“教师节”。1933年发起“土布运动”（即“念二运动”），带头穿着土布服装，倡导民众穿着土布服装，并因而被称为“布衣博士”。

作为海归而来的教育博士，邰爽秋在教育上有自成一派的理念——民生本位教育，即“以适合人类需要与社会需要的民生经济活动为中心，以造就大多数的民生建设人才，以造成民生社会[132]”。这里的民生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使“民”得以“生”，使人民生活更加美满。邰爽秋的民生服装理念亦以此为出发点，节用与平等是其民生服装理念的主要构成。

（一）民生服装理念

1.服装节用思想

近代国门大开，传统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民族工业开始起步。然而，大量物美价廉的洋货对我国民族服装业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国民经济受挫，与经济紧密相关的民生社会的实现显得遥不可及。于是，邰爽秋试图通过“易服”、通过服装上省下来的巨款来改善民生。至少他认为这是一种方法，于是他从衣帽鞋袜四方面出发，在服装的款式、结构以及当时的服装风貌上，算了一笔又一笔精明的服装账。这笔服装账和他对服装细节的关注直观地反映了他的服装节用思想。

在衣服方面，邰爽秋指出了当时国人服装的不经济、不合民生的缺点。在款式上，邰爽秋否定了当时我国“通行的标准便服”——长衣，以及“夏天除少数摩登女子穿短袖衣服外，差不多没有不穿”的“长袖和长裤脚”。邰爽秋说的长衣，不仅包括男性的长衫，还包括女性的长旗袍。1937年女性的旗袍长度达到相对“浮夸”的阶段。他说“穿长服比穿短服比起来至少多费三分之一的材料”。然后他客观地用数学方法来求证。邰爽秋作了一个假设：全国只有五千万人平均每年每人做一件长衣，而每件衣服的费用平均值为六块钱。经过这么一假设，便算出了那三分之一的浪费高达一万万块钱。用同样的假设方法，邰爽秋得出长袖和长裤脚的浪费更为惊人，竟达到了每年六千二百五十万块。此外，邰爽秋特别指出西服的不经济。他说西服虽然是对襟短衣，但其包括衬垫在内的缝制工艺与绝对讲究板型的裁剪工艺以及种种面辅料，令西服“比一套通俗装至少要贵五六倍”。在服装结构上，邰爽秋否定了有里襟的服装款式。我国流传千古的偏襟服装通常需要里襟，先是因为没有纽扣需要里襟防止“走光”，后来有了纽扣也需要里襟以便钉扣。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里襟确实“无用”。当时较少人穿着的对襟服装显然比通用的偏襟服装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正如邰爽秋的数学假设得出的，有里襟将导致每年七千五百万块的浪费。在服装形制之外，邰爽秋针对服装流行千变万化的服装风貌，提出了女性追赶时髦的不经济。据邰爽秋估算，女性因为赶时髦所多添置的服装将又导致每年四百万块的浪费[133]。

在帽子、鞋子、袜子三个方面，邰爽秋否定了“博士帽”多余的宽边、皮鞋和高跟鞋之昂贵、长筒袜之长筒。并亦分别作了假设和估算。最后邰爽秋作了一个总计，估算出当时衣帽鞋袜所造成的浪费竟达到了两万七千三百万的天文数字①。

2.服装平等思想

服装作为一种重要的等级符号，其等级意义在辛亥革命之后大大削弱。但服装本身所约定俗成的身份标识含义在近代却依然显而易见。正如《长衫西装制服》一文所述“除了穿短衣的劳工苦力外，现在社会上着长衫、西装、制服三个阶级[134]”。服装形制的不同意味着人们阶层地位的不同。短衣者是作为“劳力”的平民形象，而长衫、西装、制服则是“劳心”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劳力者”中，服装形制大同小异。而在“劳心者”中，服装的象征意义因服装形制的差异又有所不同：穿长衫的主要是具有中方背景的知识分子，穿西装的主要是洋行买办、具有西方背景的知识分子，而穿制服的主要是机关公务人员。其中，自古沿袭而来的长衫作为“劳心者”象征的观念普遍存在。于是邰爽秋呼吁知识分子放下身段，脱下象征“士大夫阶级”的长衫，穿上平民所穿着的短衫，以便深入群众开展以民生为本的教育工作。他说“我们看透中国的士大夫阶级都是因为一件长衫而不愿和平民为伍，所以要解脱去这因袭的束缚[135]”。这就是邰爽秋服装平等的思想。正如张爱玲穿着配给布做的长衫裤时被误认为是普通农工时的窃喜。那窃喜不是因为趋时避祸，不是妄想冒充农工，也并不是反知识分子。而是“反对有些知识分子的望之俨然，不够举重若轻”[136]。古来满脑子礼教的儒生，用不实用、不经济、不便于活动的长衫，划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37]”的领地，以维护阶级的权威与地位。后来，封建王朝虽已覆灭，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们没有意识到，时代即将把他们不愿脱下的长衫连同他们自以为是的封建思想一起丢进历史的杂物堆里。其中一部分人还玩起了“穿越”，来到了当代，换了件用专家、学者等各种标签缝制而成的“长衫”，依旧满口让普通人“不明觉厉”的高谈阔论。硬要装出某种腕某种范就不好了，还是表里一致好。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外在形象虽慢慢有所改变，但“改易心理难，改易外观易[138]”，不愿“降低自己的生活，提高他们（民众）的生活，同到水平线[139]”的大有人在。故邰爽秋提倡通过外在形象的“冒充”，减少阶级之间的隔阂，因为“要接近民众的人穿着士大夫的服装，那便不能打成一片⑤”。邰爽秋服装平等的民生观念，及其善意的“冒充”让他成了一个受民众拥戴的“布衣博士”——平民的普通外表，博士的高尚情操。

（二）战时服装理念

近代以来，政治动荡，战争频发。战争给服装风貌与服装思想带来的影响，往往导致对服装功能性的强调和服装实用思想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邰爽秋的服装理念也在烽烟四起的环境下构建起来。针对战时需要，邰爽秋于1938年12月发表了关于“抗战期中民众服装改良问题”的演讲（讲稿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演讲中邰爽秋提出了抗战民众的服装应“合于战时的需要”和“适于经济条件”[140]的思想，反映了其以实用与经济为核心的战时服装理念。

服装要适应战争的需要则须以实用为主，不实用、不合抗战的设计都是多余的，便于活动、便于活命、强调服装实用性才是王道。就此，邰爽秋依旧从衣帽鞋袜四方面出发，论述他的战时服装理念。在衣服方面，他否定长衣和西装。邰爽秋说，长衣既不利于冲锋杀敌，又不利于后方接济，更重要的是“逃难或避飞机的时候穿长衣跑路也是跑不快”。而西装构造复杂，穿着的时候还要打领带、扣纽扣，“很费功夫”，不实用。在帽子方面，邰爽秋否定帽檐过宽的帽子，因为它不利于瞄准。在鞋子方面，他否定了“奔跑时易脱落”的布鞋、“鞋筒太长，穿脱不便”的靴子等。在袜子方面，他亦提出洋袜容易脱落的问题①。

同时，邰爽秋在做服装账时说，衣帽鞋袜所造成的浪费“若买飞机，假定每架三十万，就可买九百一十架”①。战争需要巨额的经济支持，国家往往会出台各种战时政策保存实力以支援抗战，最直接的表现是在衣食住行上实行苛刻的配给制度。无独有偶，法国也曾实行过战时纺织品限制消费制度。故针对战争中财力匮乏，民不聊生的现状，邰爽秋强调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服装思想。其民生服装理念中的节用思想所含的正是经济之意，也是其战时服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邰爽秋的民生服装理念与其战时服装理念关系密切，其民生服装理念是以战时环境为背景，而其战时服装理念最终还是以发展民生为目的的。

（三）“布衣博士”的实践(www.xing528.com)

邰爽秋不仅是理论家，更是脚踏实地的实践者。他以民生服装观念与战时服装观念为指导，发起了“土布运动”，他以身作则，设计并穿着土布服装，并鼓动群众穿着土布服装。出于抗战的需要，他还设计了合于抗战的服装。

1.土布运动

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为转嫁危机，纷纷将目标转向中国这个大市场，向中国倾销过剩商品。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方面加紧开始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则抓紧向中国推销日货。于是我们的抗战也必须包含军事与经济两条战线。“国货运动”就是经济战线的重大战役，同时也将我国以辛亥革命为开端的国货运动推向又一次高潮[141]。

“民国”廿二年（1933年）被政府定位“国货年”，在广东有抵制文具侵略运动，在上海有国货运动[142]。正是在这股浪潮中，邰爽秋发起了“土布运动”，他说“我将空洞的理论实际化了，具体的就是土布运动[143]”。邰爽秋的土布运动是近代国货运动的衍生物，是登上近代历史舞台的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精神的反映。只是邰爽秋作为“第四代知识分子”，他所表现出的不是“典型的”那种“与农村关系疏远”“华而不实”的状态，而是“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路途”[144]，成为“布衣博士”。

圣雄甘地曾在领导印度人民抵制英国的经济侵略时发起的“土布运动”中穿上土布装——“拖地”（1920年），而邰爽秋则在其发起的土布运动中穿上了他自己设计的土布装——“念二装”（1933年），且一穿就是17年。念二装是用蓝土布所制的对襟短衣，其形制与邰爽秋在抗战演讲中所提改良上衣极为相似，大致为“衣袖长至手臂中半截，衣长约到大腿中部”；“前面有三个口袋，有袋盖，纽扣”；冬季或天冷时着对襟长袖有领土式纽扣上衣和长裤脚的下衣[145]。简练精干，没有多余装饰，没有拖泥带水，是邰爽秋经济实用服装思想的代表作。虽然有很多人反对邰爽秋的土布运动，认为土布运动是一种倒退，但正如甘地所言“热爱祖国的人们，对土布运动都有信心[146]”，热爱祖国的邰爽秋和甘地一样，对土布运动也充满信心。并且两人所持的“土布运动观”也颇为相似。甘地发起的土布运动，其目的在于传授民众纺织技艺，增加土布的生产，改善民生。而邰爽秋的土布运动也有此意。两个土布运动可谓跨越时空，遥相呼应。

邰爽秋认为当时的所谓“国货”服装大多也要依赖于外国机器，且原料也多含洋货，不利于民生。而穿着民众手工织造的土布，通过纺织工艺的普及与土布市场的扩大，提高国民经济，改善民生，方为服装救国之策。要让民众穿着不及国货与洋货服装美观的土布服装，便要对民众进行思想引导，传播节用、平等的服装理念。并通过教育实践活动，教授且提高纺织技艺。他开办了“念二社”，其社员公约之一便为社员要服用及推行土布服装。并在念二社中分了“纺织团”“编团”“洗衣团”等生产集团，对民众“在生活的利害中分别给予教育”[147]。邰爽秋的方法是“从土货介绍、小手工业训练、纺纱训练各方面先使民众和团体发生经济关系”“逐步推广实行产销合作”[148]。这种自力更生，改造农业及手工业的思想与模式与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推行的“三大改造”中的农业、手工业合作社有异曲同工之妙。

2.战时服装的设计与改良

针对我国民众服装“不合抗战”“不经济”的缺点，邰爽秋提出了战时服装的设计与改良“要适于经济条件”和“合于抗战需要”，即遵循实用与经济的原则。赵武灵王为提高军事实力而进行的“胡服骑射”是对外来服饰的直接采用，而邰爽秋立足于抗战的需要，则选择自己当设计师，改易服饰。他的战时服装的设计与改良依旧是衣帽鞋袜一个不漏。就衣服方面，他设计了一款“对襟，短袖，无领，土式纽扣上衣和短裤脚的下衣”。他连服装上小小的纽扣都提倡要设计成采用土布编成的“土式纽扣”，因为比洋式的实用经济——“扣得劳，费用省，不用制造枪炮原料的金属品”。就帽子、鞋子、袜子易脱落，不利于抗战的缺点，邰爽秋则在其提倡的鸭舌帽、布鞋和袜子上均一一缝上带子作改良之策。此外，在颜色上，他更提出避免用黑色、白色和红色这些“最易被飞机注意”的颜色设计方案[149]。

邰爽秋的服装理念与实践紧紧地围绕着普通民众，围绕着民生，且立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时代主题。其中有对传统服装思想的传承与发扬，也有对新时代服装风貌的关注与思考。

（1）邰爽秋节用与平等的服装思想及其实用与经济的服装思想，是以近代民不聊生、连年战乱等社会现状为立足点的。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客观物质，而服装思想的产生也如是。一定的服装观念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状。如今看起来并不完全合理的观念和想法，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往往有特别的意义。邰爽秋的服装观念，尤其是其节用、实用、经济的思想，尤其突出地反映了战时的社会现状。邰爽秋曾说“两年来我没穿西装，又减少了四百元；而这两年所着的完全是土布衣服，即就每年二十元计算，可以抵一个人的收入，等于救了一个人的命②”，邰爽秋这种从下层生产者出发，强调绝对的节用，绝对的排斥对外贸易的土布哲学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并非有利。但在抗战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服装节用思想对于支持抗战，却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逐渐和平安定，邰爽秋的服装观念也逐渐改变。那穿了十七年的“念二装”也已不流行，已然成为一份纪念品，一种精神象征。

（2）邰爽秋的民生与节用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他所提倡的布衣哲学，及其相应的种种实践具有墨家思想的印迹。墨子所言“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150]”，说明了服装最基本的意义与价值。墨子又言“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151]”，则说明了节用的终极目的。这样的好思想却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一度凋零，但作为我国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典型，墨家思想却从未消失[152]。一方面，“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153]”，墨家的许多思想均渗入或融合在儒家思想之中得到传承③。另一方面，墨家中某些越出儒家接受限度或为正统儒家所排斥、拒绝的东西，却又时而在儒学“异端”人物身上出现，如颜元就特别提倡墨家的实用等思想③。至近代，墨学又有复兴之兆。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宣扬“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学墨[154]”。作为梁启超后辈的邰爽秋的救亡图存之心和围绕民生的节用思想与墨家思想亦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其深入民众的实践可谓是对墨家思想的发扬光大。

（3）辛亥革命瓦解了封建的服饰等级体制，服装的相对自由让官民之间的服饰差别大大减弱，服装所承载的阶级象征性由传统的官民之差逐渐转向城乡之别。城市里的服装风貌借着西风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广大农村，随处可见前清沿袭而来的平民服饰。在普遍穿着短衫的民众之间，服装的身份标识作用相对较弱，但长衫为“士”、短衫为“民”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邰爽秋提倡知识分子穿上普通民众的短衫，到农村去，到民众中去，这是他服装平等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他为缩小“士民之差”“城乡之别”，并试图通过服装的平等而达到消除阶级隔阂，与民众“共患难”以图民生发展而所做的努力。

新文化运动以后，城市中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的很多知识分子，在为自身所肩负的启迪民智的使命而做努力时，忽略了传播的局限性，甚至忽略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55]”。而邰爽秋强调了这条规律，他立足于民生，离开了进步发展中的城市，来到民众们更多的是在求“食饱衣暖”而非“食甘衣美”的农村，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拉近士民距离的使者。同时，他又针对抗战的现状，致力于服装实用与经济理念的宣传、设计与改良。邰爽秋的理念与实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民生发展与民族解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