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的争议与影响力

军事斗争的特殊性要求将权必须集中和统一，这是军事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古代兵家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六韬》中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文韬·兵道》）又说，“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龙韬·立将》）《尉缭子》说：“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武议》）《黄石公三略》引《军势》说：“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中略》）

《孙子》对将权专一的论述最为深刻而集中。《谋攻篇》中说：“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也就是说，君主在不了解军情的情况下，不应过多地干涉军政、作战指挥，而应给予将领充分的临机决策之权。因此，《孙子》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列为“知胜”的五个要素之一（《谋攻篇》），并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著名命题（《九变篇》）。

宋代为了维护皇权的统一和稳固，推行“崇文抑武”治国方略，通过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等来控制将权。尽管文人是“崇文”的受益者，也是“抑武”的推动者，但“抑武”给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带来的严重影响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重视。因此，“御将”问题成为宋代文人论兵的一大热点。

对于“将从中御”阐述得最为透彻的是李觏，他从军事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指出军权为“利器”“威柄”，没有哪个君主愿意授予他人，但是，“任贤之道，不得不然也”。他说：“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烬久矣。曰有监军焉，是作舍道边也，谋无适从，而终不可成矣。”也就是说，战争瞬息万变的特点决定了将领必须拥有临机应变之权，君主遥制或设置监军都是违背战争规律的，必然导致失败。他认为，“将能而君御”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对将领“知之不尽”“信之不笃”，“知之不尽，恐其不贤也；信之不笃，惧其不忠也”。^[63]“恐其不贤”是对能力的怀疑，“惧其不忠”是对品德的不信任，这两点深刻地道出了封建君权与将权关系紧张的关键所在。

宋人对兵书中有关将权观点的解读也颇可见当时思想动态。张预注《孙子》“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谋攻篇》）一句说：“近世以中官监军，其患正如此。”不过，宋人在解释《孙子》“将能而君不御”时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往往将其引申为“将能而君不御”“将不能而君御”。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讲得最为明确，他说：“既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则其意固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也。夫将帅之列，才不一概，智愚、勇怯，随器而任。能者，付之以阃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传》曰：‘将能而君御之，则为縻军；将不能而君委之，则为覆军。’”郑氏此说在宋代颇有同调。所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实际上就是为“将从中御”辩护。也有人对“将能而君不御”之说全然否定，苏轼堪称代表。他说：“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意思是说，对君主而言，将领的威胁比“寇贼”“敌国”还大，“将能而君不御”不可行。相反，“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苏轼认为，御将之术在于“开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64]。也就是说，一手用胡萝卜，一手用大棒，恩威并施。苏轼所论虽有过激之处，却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下君将关系的实质。作为封建权力结构中的两大要素，君权与将权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王朝政治的稳定，君主自然要挖空心思地考虑御将之术。苏轼的这一思想可能与其父苏洵有关。苏洵在《衡论》中专立《御将》一篇，认为将领分为“贤将”和“才将”，“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御才将之术在于，“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饮馔，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以丰厚的物质示恩，同时折之以威，与苏轼所论的两手政策如出一辙。在《相论》中，苏洵又说：“为将者大概多才而或顽钝无耻，非皆节廉好礼，不可犯者也。故不必优以礼貌，而其有不羁不法之事，则亦不可以常法御。”^[65]对将领“不必优以礼貌”“不可以常法御”，这倒与宋代君主的驭将之术颇为符合。

在宋代文人官僚关于军政的讨论中，《孙子》“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思想往往被当作批评时政的依据。端拱二年（989），宋太宗诏文武群臣上备边御戎之策，文臣们纷纷对“将从中御”提出批评。张洎指出，两次幽州之战的失利，“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也”。王禹偁指出，“将臣患在无权”。田锡的批评最为尖锐，他说：“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又说：“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66](www.xing528.com)

尽管大臣们从总结战争经验教训出发，对“将从中御”提出了批评，但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之下，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此，太宗朝以后直至仁宗时期，对“将从中御”的批评仍旧不绝于书。至道三年（997），王禹偁在上真宗的奏疏中再次提出“将权不专”的问题，认为开宝以后“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原因在于“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67]景祐元年（1034），富弼在上仁宗论武举武学的奏疏中指出：“且用兵之道，主于威而辅以权变。若不得专，则威挫而权变滞矣。且君不可制，况令阍寺之贱监督之！使举动不舒，羁于俯仰，而望其成功，虽甚愚者亦知其难矣。”^[68]

庆历二年（1042），御史中丞贾昌朝在上仁宗的奏疏中论及“驭将帅”问题。他指出，宋太宗以来驭将不得其道，疑贰将帅，任用近幸、姻旧，将领之间相互牵制，主将号令不专，因而动则必败。他主张信任将帅，赋予将帅更大的权力：“请自今命将，去疑贰，推恩意，舍其小节，责以大效，爵赏威刑，皆得便宜从事。偏裨而下，有不听令者，以军法论。至于筦榷赋税，府库之物，皆得而用之。”^[69]庆历八年（1048），曾公亮在上仁宗的答诏中指出，“将从中御”在太祖、太宗两朝是可以的，因为当时的主政大臣“练知兵体”，下达的指令符合事机。而咸平以后，主政大臣不通边务，却仍沿用宋初“利病用舍，悉从中覆”之法，以致将帅难尽其才，造成孙子所谓“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的局面。他认为，应该慎选将帅，试以行阵疆埸之事，“然后委其命而勿制，用其言而勿疑。此孙子所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是也”。^[70]简言之，就是先选能将，然后放权。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政期间力矫“将从中御”之弊。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曾与宋神宗讨论驭将问题：“上曰：‘先朝何以有澶渊之事？’安石曰：‘先朝用将，如王超亦尝召对，真宗与之语，退以其语与大臣谋之。臣读史书，见当时论说终无坚决，上下极为灭裂，如此何由胜敌？又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但任将一事如此，即便无以胜敌。’上以为然。”^[71]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将从中御”的批评十分尖锐，而且与宋神宗达成了共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在实践中极力维护将权的独立性，尤其对王韶开边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王韶受命之后，在统御和指挥上遇到很多矛盾，他曾担心地表示，“但恐临时制不在我，则无如之何”。王安石多次在朝廷上为他鼓呼，强调“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疑，军事最恶如此”。^[72]“军旅之事，尤宜听于一。……喜惧恩怨不在主帅，即主帅之权分，而军政有所不行矣。”^[73]主张熙河之事专委王韶，“不如此，军政不一，上下更生衅隙，害国家边事”^[74]。熙宁七年（1074），知河州景思立败于踏白城（今甘肃临夏西），西羌军队包围河州，一些朝臣乘机建议放弃河湟，神宗“为之旰食，数遣中使戒韶驻熙州，持重勿出。且谕高遵裕，令退保临江”。但是，王韶根据战场形势，决定批亢捣虚、出其不意，直趋定羌城，进逼宁河寨，大败西羌军。及至大捷，宋神宗赐手诏褒谕王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宁河之行，卿得之矣。”^[75]宋神宗和王安石在“将权专一”上的共识成为熙宁开边成功的重要因素。

随着王安石被罢相，神宗主政，王韶被贬，“将从中御”再次成为宋代军政的重要特征，每当用兵，神宗“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76]。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薛季宣论高宗末年军政，仍以御将无方、“将从中御”为大弊。他说：“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故古之命将，筑坛推毂，而必付之以阃外之寄。今诸道将帅已有制置招讨之除，而进取之计尚每听中旨，金字牌旁午于邮传，而一进一退，殆莫知适从矣。”他慨叹道：“如此而望恢复之功，不亦难乎！”^[77]薛季宣对历代兵制有深入研究，他对当时军政的观察和批评可谓切中肯綮。

终两宋之世，对将权的控制是“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必然产物，尽管不断有官僚士大夫疾呼放权，然而皇帝和文官集团是不可能真正给予将领自主权的。皇权与将权、政治稳定与军事高效之间的矛盾一直没能得到解决，宋代军事上的失败也可部分归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