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斗争的特殊性要求将权必须集中和统一,这是军事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古代兵家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六韬》中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文韬·兵道》)又说,“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龙韬·立将》)《尉缭子》说:“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武议》)《黄石公三略》引《军势》说:“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中略》)
《孙子》对将权专一的论述最为深刻而集中。《谋攻篇》中说:“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也就是说,君主在不了解军情的情况下,不应过多地干涉军政、作战指挥,而应给予将领充分的临机决策之权。因此,《孙子》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列为“知胜”的五个要素之一(《谋攻篇》),并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著名命题(《九变篇》)。
宋代为了维护皇权的统一和稳固,推行“崇文抑武”治国方略,通过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等来控制将权。尽管文人是“崇文”的受益者,也是“抑武”的推动者,但“抑武”给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带来的严重影响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重视。因此,“御将”问题成为宋代文人论兵的一大热点。
对于“将从中御”阐述得最为透彻的是李觏,他从军事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指出军权为“利器”“威柄”,没有哪个君主愿意授予他人,但是,“任贤之道,不得不然也”。他说:“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烬久矣。曰有监军焉,是作舍道边也,谋无适从,而终不可成矣。”也就是说,战争瞬息万变的特点决定了将领必须拥有临机应变之权,君主遥制或设置监军都是违背战争规律的,必然导致失败。他认为,“将能而君御”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对将领“知之不尽”“信之不笃”,“知之不尽,恐其不贤也;信之不笃,惧其不忠也”。[63]“恐其不贤”是对能力的怀疑,“惧其不忠”是对品德的不信任,这两点深刻地道出了封建君权与将权关系紧张的关键所在。
宋人对兵书中有关将权观点的解读也颇可见当时思想动态。张预注《孙子》“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谋攻篇》)一句说:“近世以中官监军,其患正如此。”不过,宋人在解释《孙子》“将能而君不御”时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往往将其引申为“将能而君不御”“将不能而君御”。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讲得最为明确,他说:“既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则其意固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也。夫将帅之列,才不一概,智愚、勇怯,随器而任。能者,付之以阃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传》曰:‘将能而君御之,则为縻军;将不能而君委之,则为覆军。’”郑氏此说在宋代颇有同调。所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实际上就是为“将从中御”辩护。也有人对“将能而君不御”之说全然否定,苏轼堪称代表。他说:“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意思是说,对君主而言,将领的威胁比“寇贼”“敌国”还大,“将能而君不御”不可行。相反,“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苏轼认为,御将之术在于“开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64]。也就是说,一手用胡萝卜,一手用大棒,恩威并施。苏轼所论虽有过激之处,却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下君将关系的实质。作为封建权力结构中的两大要素,君权与将权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王朝政治的稳定,君主自然要挖空心思地考虑御将之术。苏轼的这一思想可能与其父苏洵有关。苏洵在《衡论》中专立《御将》一篇,认为将领分为“贤将”和“才将”,“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御才将之术在于,“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饮馔,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以丰厚的物质示恩,同时折之以威,与苏轼所论的两手政策如出一辙。在《相论》中,苏洵又说:“为将者大概多才而或顽钝无耻,非皆节廉好礼,不可犯者也。故不必优以礼貌,而其有不羁不法之事,则亦不可以常法御。”[65]对将领“不必优以礼貌”“不可以常法御”,这倒与宋代君主的驭将之术颇为符合。
在宋代文人官僚关于军政的讨论中,《孙子》“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思想往往被当作批评时政的依据。端拱二年(989),宋太宗诏文武群臣上备边御戎之策,文臣们纷纷对“将从中御”提出批评。张洎指出,两次幽州之战的失利,“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也”。王禹偁指出,“将臣患在无权”。田锡的批评最为尖锐,他说:“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又说:“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66](www.xing528.com)
尽管大臣们从总结战争经验教训出发,对“将从中御”提出了批评,但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之下,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此,太宗朝以后直至仁宗时期,对“将从中御”的批评仍旧不绝于书。至道三年(997),王禹偁在上真宗的奏疏中再次提出“将权不专”的问题,认为开宝以后“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原因在于“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67]景祐元年(1034),富弼在上仁宗论武举武学的奏疏中指出:“且用兵之道,主于威而辅以权变。若不得专,则威挫而权变滞矣。且君不可制,况令阍寺之贱监督之!使举动不舒,羁于俯仰,而望其成功,虽甚愚者亦知其难矣。”[68]
庆历二年(1042),御史中丞贾昌朝在上仁宗的奏疏中论及“驭将帅”问题。他指出,宋太宗以来驭将不得其道,疑贰将帅,任用近幸、姻旧,将领之间相互牵制,主将号令不专,因而动则必败。他主张信任将帅,赋予将帅更大的权力:“请自今命将,去疑贰,推恩意,舍其小节,责以大效,爵赏威刑,皆得便宜从事。偏裨而下,有不听令者,以军法论。至于筦榷赋税,府库之物,皆得而用之。”[69]庆历八年(1048),曾公亮在上仁宗的答诏中指出,“将从中御”在太祖、太宗两朝是可以的,因为当时的主政大臣“练知兵体”,下达的指令符合事机。而咸平以后,主政大臣不通边务,却仍沿用宋初“利病用舍,悉从中覆”之法,以致将帅难尽其才,造成孙子所谓“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的局面。他认为,应该慎选将帅,试以行阵疆埸之事,“然后委其命而勿制,用其言而勿疑。此孙子所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是也”。[70]简言之,就是先选能将,然后放权。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政期间力矫“将从中御”之弊。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曾与宋神宗讨论驭将问题:“上曰:‘先朝何以有澶渊之事?’安石曰:‘先朝用将,如王超亦尝召对,真宗与之语,退以其语与大臣谋之。臣读史书,见当时论说终无坚决,上下极为灭裂,如此何由胜敌?又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但任将一事如此,即便无以胜敌。’上以为然。”[71]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将从中御”的批评十分尖锐,而且与宋神宗达成了共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在实践中极力维护将权的独立性,尤其对王韶开边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王韶受命之后,在统御和指挥上遇到很多矛盾,他曾担心地表示,“但恐临时制不在我,则无如之何”。王安石多次在朝廷上为他鼓呼,强调“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疑,军事最恶如此”。[72]“军旅之事,尤宜听于一。……喜惧恩怨不在主帅,即主帅之权分,而军政有所不行矣。”[73]主张熙河之事专委王韶,“不如此,军政不一,上下更生衅隙,害国家边事”[74]。熙宁七年(1074),知河州景思立败于踏白城(今甘肃临夏西),西羌军队包围河州,一些朝臣乘机建议放弃河湟,神宗“为之旰食,数遣中使戒韶驻熙州,持重勿出。且谕高遵裕,令退保临江”。但是,王韶根据战场形势,决定批亢捣虚、出其不意,直趋定羌城,进逼宁河寨,大败西羌军。及至大捷,宋神宗赐手诏褒谕王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宁河之行,卿得之矣。”[75]宋神宗和王安石在“将权专一”上的共识成为熙宁开边成功的重要因素。
随着王安石被罢相,神宗主政,王韶被贬,“将从中御”再次成为宋代军政的重要特征,每当用兵,神宗“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76]。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薛季宣论高宗末年军政,仍以御将无方、“将从中御”为大弊。他说:“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故古之命将,筑坛推毂,而必付之以阃外之寄。今诸道将帅已有制置招讨之除,而进取之计尚每听中旨,金字牌旁午于邮传,而一进一退,殆莫知适从矣。”他慨叹道:“如此而望恢复之功,不亦难乎!”[77]薛季宣对历代兵制有深入研究,他对当时军政的观察和批评可谓切中肯綮。
终两宋之世,对将权的控制是“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必然产物,尽管不断有官僚士大夫疾呼放权,然而皇帝和文官集团是不可能真正给予将领自主权的。皇权与将权、政治稳定与军事高效之间的矛盾一直没能得到解决,宋代军事上的失败也可部分归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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