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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学武举与军事实践探讨

时间:2023-07-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果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武学无疑可以起到引导军事实践的作用,但事实上,武学生虽然在南宋反议和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但在宋代军事史上并未留下浓墨重彩。武学成效不彰,最主要的原因是武学生入仕门径狭窄,武学严重依附于武举。[208]这一规定大幅提高了武举人出官的等级,其职任也直接与军事相关。尽管如此,宋代仍有一些武学生、武举人表现出了突出的军事才干。

武学武举与军事实践探讨

宋代兴建武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兵书培养具有军事理论素养的将帅之才。因此,在武学创立之初,对《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学习就成为重要内容。武举虽然初期并不以兵书为重点,但在治平复立武举之后,兵书策义与武艺弓马一起,成为重要的考核内容。如熙宁八年(1075)所定考试格规定,“武举人先试《孙》《吴》《六韬》大义共十道,为两场;次问时务边防策一道”[198]。虽然后来的考试科目和场次屡经变化,但《孙》《吴》大义及边防策一直是两项基本内容。按照文臣官僚们的设想,武学、武举教授和考核武艺、弓马、兵书、策义,应该能培养出文武兼备的新式将领,成为将才的渊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先以武学论。武学以生员百人为额,在科考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监、文官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一人,听免试入学”[199]。武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按照考试成绩依次升补。上舍生最高限额为三十人,如果按照每年毕业三十人计,在两宋武学近二百年的历史中,当有六千名左右的毕业生。这个数字虽不庞大,但也颇为可观。如果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武学无疑可以起到引导军事实践的作用,但事实上,武学生虽然在南宋反议和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但在宋代军事史上并未留下浓墨重彩。

武学成效不彰,最主要的原因是武学生入仕门径狭窄,武学严重依附于武举。从制度规定来看,武学上舍生在考试合格后便可入仕,但实际上,由武学直接授官的人数极为有限,武学生入仕的主要途径是武举考试。尽管武学生在武举考试中可以得到一些优惠政策,如解额的比例远远大于兵部举荐的普通举子,每次武举考试还可以有一定数量的免解试、免省试的名额,但是,武举三年才举行一次,每次录取的名额仅三十人左右,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武学生入仕的人数。入仕人员少,外舍、内舍的生员就无法正常升补,原本三年的学制往往被无限期延长,造成很多在武学中沉滞多年的老武生

再看武举。在宋代将领群体中,武举出身者所占比例很小,功绩卓著者就更为少见。相较于文科举对宋代文教的巨大影响,武举对军事的推动作用更是相形见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武举考试重文章轻武艺,多为文人假途。治平元年(1064)复立武举之时,便确定了“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录取原则。这样一来,武举往往成为很多落第文人入仕的捷径,他们科举不如意,便“旋看兵法,权习弓兵”[200],转而应试武举。由于策略为其所长,而武举对武艺的要求又不高,这些人往往能够中举。中举后,再想方设法转为文官。终两宋之世,这种状况一直是与武举相伴生的痼疾。熙宁中,王安石即指出:“今又置武举墨义一科,其所习墨义又少于学究,所取武艺又不难及,则向时为学究者乃更应武举,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补于事?”[201]南宋时,欧阳守道也说:“武举设科,名非不美,然亦为文士假途。”[202]

其次,武举授官过低,且多与军事不相关。武举人的授官偏低,从武举初设之时便是如此。宝元二年(1039),直史馆苏绅上书指出:“比年试武举,所得人不过授以三班官,使之监临,欲图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203]据熙宁六年(1073)九月诏,“武举人策入优等,武艺又入优等,与右班殿直,武艺次优,与三班奉职,末等,与三班差使,减磨勘二年;策入平等,武艺优等,与奉职,武艺次优,与借职,次等,与三班差使,减磨勘二年,末等,三班差使”[204]。按照当时官制,右班殿直、三班奉职、三班借职是武选官五十二个阶级中最低的三个阶官,而三班差使则为不入流的武阶官。这样的官阶仅相当于恩荫入仕者的低级授官标准。至于武举人的实际职任,多为监当、管库,负责“榷酤征商”等事务,与军事了不相关,也有一些人被委以镇寨都监、监押、巡检等基层武职,他们往往在这样的职位上循序升迁,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带过兵打过仗。(www.xing528.com)

再次,武举人往往不能很好地融入军队。针对武举人“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205]的弊病,不断有大臣提出异议。南宋孝宗时期,这一问题再次引起热烈的讨论,中书舍人蒋芾说:“国家开设武学,教养智勇之士,然既第之后,问其所职,则管库而已。夫孙子、吴起之术,非可用于勾稽,由基、飞卫之技,非可施于钱谷也。愿诏本兵大臣,议定其制,继自今以武举登第者,悉授以军中之职,安知异时无郭子仪者出于其间哉?”[206]宋孝宗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说:“武举本欲取将帅之才,今前名皆令从军,以七年为限,则久在军中,谙练军政,将来因军功擢为将帅,庶几得人。”[207]淳熙七年(1180),宋廷开始推行鼓励武举人从军的《武举贡举补官差注格法》。这一法令规定:

(武举)第一名堪充兵将官愿从军人,补秉义郎,差充三衙并江上诸军同正将,依正额人支破请给,到军及五年,无遗阙,愿离军者,除诸军计议官,任满,入诸路正将;第二、第三名堪充兵将官愿从军人,补保义郎,差充三衙并江上诸军同副将,依正额人支破请给,到军及五年,无遗阙,与转忠翊郎。[208]

这一规定大幅提高了武举人出官的等级,其职任也直接与军事相关。但是,从各方反馈来看,从军的武举人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军人群体,他们“往往自高,不亲戎旅”[209],对于军队中严格的阶级之法,也表示“不堪笞捶之辱”[210]。在真正的行伍环境中,他们的气质类型显得更像文人,如武举人蔡必胜,在觐见军帅之时甚至穿着文人服饰[211],这显然与凭借军功升迁的武将格格不入。他们不愿与粗鄙的行伍之人为伍,也必然受到对方的排挤,大多难以在军中久留。例如,第一批武举从军的状元江伯虎就在三年后转投文举,改为文官。

尽管如此,宋代仍有一些武学生、武举人表现出了突出的军事才干。如北宋末年,武举人何灌率军守汴京,背城拒战三日,最终阵亡[212];徐徽言率兵收复麟、府、丰三州之地,独守晋宁,在金军重重围攻之下,壮烈殉国[213];何宏中,收集散亡,守银冶城,粮尽被擒,不屈而死[214]。南宋时期,胡闳休在岳飞幕府参赞军机,表奏军书之类多出其手[215];孝宗初年的武状元蔡必胜,对处置边防有所贡献[216];绍熙时武状元厉仲方,曾造战车和九牛弩[217];嘉定时武进士华岳著有《翠微先生北征录》,等等。这些事例表明,宋代武学、武举并非完全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但优秀者毕竟是极少数,且常为时势所阻,难有大的作为。

综上所述,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种种缺陷,以及“重文轻武”世风的影响,武学、武举并未像宋廷及文臣官僚们所期许的那样,成为培养和选拔智勇双全的将帅的渊薮。兵学虽然是武学生、武举人必修的专业学问,但更多地局限于武学和科场之中,没能达成与军事实践的良好对接。从这一意义上说,宋代武学、武举远远称不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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