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学武举与军事实践探讨

宋代兴建武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兵书培养具有军事理论素养的将帅之才。因此，在武学创立之初，对《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学习就成为重要内容。武举虽然初期并不以兵书为重点，但在治平复立武举之后，兵书策义与武艺弓马一起，成为重要的考核内容。如熙宁八年（1075）所定考试格规定，“武举人先试《孙》《吴》《六韬》大义共十道，为两场；次问时务边防策一道”^[198]。虽然后来的考试科目和场次屡经变化，但《孙》《吴》大义及边防策一直是两项基本内容。按照文臣官僚们的设想，武学、武举教授和考核武艺、弓马、兵书、策义，应该能培养出文武兼备的新式将领，成为将才的渊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先以武学论。武学以生员百人为额，在科考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监、文官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一人，听免试入学”^[199]。武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按照考试成绩依次升补。上舍生最高限额为三十人，如果按照每年毕业三十人计，在两宋武学近二百年的历史中，当有六千名左右的毕业生。这个数字虽不庞大，但也颇为可观。如果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武学无疑可以起到引导军事实践的作用，但事实上，武学生虽然在南宋反议和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但在宋代军事史上并未留下浓墨重彩。

武学成效不彰，最主要的原因是武学生入仕门径狭窄，武学严重依附于武举。从制度规定来看，武学上舍生在考试合格后便可入仕，但实际上，由武学直接授官的人数极为有限，武学生入仕的主要途径是武举考试。尽管武学生在武举考试中可以得到一些优惠政策，如解额的比例远远大于兵部举荐的普通举子，每次武举考试还可以有一定数量的免解试、免省试的名额，但是，武举三年才举行一次，每次录取的名额仅三十人左右，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武学生入仕的人数。入仕人员少，外舍、内舍的生员就无法正常升补，原本三年的学制往往被无限期延长，造成很多在武学中沉滞多年的老武生。

再看武举。在宋代将领群体中，武举出身者所占比例很小，功绩卓著者就更为少见。相较于文科举对宋代文教的巨大影响，武举对军事的推动作用更是相形见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武举考试重文章轻武艺，多为文人假途。治平元年（1064）复立武举之时，便确定了“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录取原则。这样一来，武举往往成为很多落第文人入仕的捷径，他们科举不如意，便“旋看兵法，权习弓兵”^[200]，转而应试武举。由于策略为其所长，而武举对武艺的要求又不高，这些人往往能够中举。中举后，再想方设法转为文官。终两宋之世，这种状况一直是与武举相伴生的痼疾。熙宁中，王安石即指出：“今又置武举墨义一科，其所习墨义又少于学究，所取武艺又不难及，则向时为学究者乃更应武举，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补于事？”^[201]南宋时，欧阳守道也说：“武举设科，名非不美，然亦为文士假途。”^[202]

其次，武举授官过低，且多与军事不相关。武举人的授官偏低，从武举初设之时便是如此。宝元二年（1039），直史馆苏绅上书指出：“比年试武举，所得人不过授以三班官，使之监临，欲图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203]据熙宁六年（1073）九月诏，“武举人策入优等，武艺又入优等，与右班殿直，武艺次优，与三班奉职，末等，与三班差使，减磨勘二年；策入平等，武艺优等，与奉职，武艺次优，与借职，次等，与三班差使，减磨勘二年，末等，三班差使”^[204]。按照当时官制，右班殿直、三班奉职、三班借职是武选官五十二个阶级中最低的三个阶官，而三班差使则为不入流的武阶官。这样的官阶仅相当于恩荫入仕者的低级授官标准。至于武举人的实际职任，多为监当、管库，负责“榷酤征商”等事务，与军事了不相关，也有一些人被委以镇寨都监、监押、巡检等基层武职，他们往往在这样的职位上循序升迁，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带过兵打过仗。(www.xing528.com)

再次，武举人往往不能很好地融入军队。针对武举人“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205]的弊病，不断有大臣提出异议。南宋孝宗时期，这一问题再次引起热烈的讨论，中书舍人蒋芾说：“国家开设武学，教养智勇之士，然既第之后，问其所职，则管库而已。夫孙子、吴起之术，非可用于勾稽，由基、飞卫之技，非可施于钱谷也。愿诏本兵大臣，议定其制，继自今以武举登第者，悉授以军中之职，安知异时无郭子仪者出于其间哉？”^[206]宋孝宗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说：“武举本欲取将帅之才，今前名皆令从军，以七年为限，则久在军中，谙练军政，将来因军功擢为将帅，庶几得人。”^[207]淳熙七年（1180），宋廷开始推行鼓励武举人从军的《武举贡举补官差注格法》。这一法令规定：

（武举）第一名堪充兵将官愿从军人，补秉义郎，差充三衙并江上诸军同正将，依正额人支破请给，到军及五年，无遗阙，愿离军者，除诸军计议官，任满，入诸路正将；第二、第三名堪充兵将官愿从军人，补保义郎，差充三衙并江上诸军同副将，依正额人支破请给，到军及五年，无遗阙，与转忠翊郎。^[208]

这一规定大幅提高了武举人出官的等级，其职任也直接与军事相关。但是，从各方反馈来看，从军的武举人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军人群体，他们“往往自高，不亲戎旅”^[209]，对于军队中严格的阶级之法，也表示“不堪笞捶之辱”^[210]。在真正的行伍环境中，他们的气质类型显得更像文人，如武举人蔡必胜，在觐见军帅之时甚至穿着文人服饰^[211]，这显然与凭借军功升迁的武将格格不入。他们不愿与粗鄙的行伍之人为伍，也必然受到对方的排挤，大多难以在军中久留。例如，第一批武举从军的状元江伯虎就在三年后转投文举，改为文官。

尽管如此，宋代仍有一些武学生、武举人表现出了突出的军事才干。如北宋末年，武举人何灌率军守汴京，背城拒战三日，最终阵亡^[212]；徐徽言率兵收复麟、府、丰三州之地，独守晋宁，在金军重重围攻之下，壮烈殉国^[213]；何宏中，收集散亡，守银冶城，粮尽被擒，不屈而死^[214]。南宋时期，胡闳休在岳飞幕府，参赞军机，表奏军书之类多出其手^[215]；孝宗初年的武状元蔡必胜，对处置边防有所贡献^[216]；绍熙时武状元厉仲方，曾造战车和九牛弩^[217]；嘉定时武进士华岳著有《翠微先生北征录》，等等。这些事例表明，宋代武学、武举并非完全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但优秀者毕竟是极少数，且常为时势所阻，难有大的作为。

综上所述，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种种缺陷，以及“重文轻武”世风的影响，武学、武举并未像宋廷及文臣官僚们所期许的那样，成为培养和选拔智勇双全的将帅的渊薮。兵学虽然是武学生、武举人必修的专业学问，但更多地局限于武学和科场之中，没能达成与军事实践的良好对接。从这一意义上说，宋代武学、武举远远称不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