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物价飞涨导致革命爆发，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一、二月革命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七月王朝，是金融专政。七月王朝代表着大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大矿场主、大森林主以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执行着有利于他们的政策。金融贵族不仅独揽政权，把持了议会和行政部门，而且剥夺了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许多新兴工业家的选举权，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七月王朝及金融贵族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国民经济，掌握了经营畅销商品的专利权，垄断了金融、粮食、工业原料、铁路建筑、煤铁开采以及贸易和生产的各个部门。它推行高关税政策，使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价格不断上涨。它大举国债，增加税收，榨取国家财富，加重人民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负担。这一切，严重损害了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阻碍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并使工人处境恶化，农民更加贫困，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1840年，基佐上台执政。他作为金融贵族的忠实代表，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因此，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七月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要求推翻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共和国，扫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实现资产阶级民主。

在反对七月王朝的各阶级、阶层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及主张，出现了各种政治派别。以巴罗为首的“王朝反对派”，代表大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并不反对君主制，只是要求实行若干改革，主要是扩大选举权，实行议会和行政机构改革。资产阶级共和派，其核心是以拉马丁为首的《国民报》派。它反对七月王朝的君主制，主张建立共和国，在当时有比较广泛的政治影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赖德律——洛兰为领袖，以《改革报》为核心。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参加了该派的活动。他们不仅要求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而且主张实行社会经济改革，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实行普选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工人阶级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的阶级调和思想的影响，许多工人认为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社会共和国”，就能实现自己的解放。

1845至1846年的农业欠收和184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引起粮食奇缺，商品滞销，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有的地区失业工人达三分之二以上，工资急剧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恶化，从而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在革命形势日益形成的情况下，工商资产阶级企图利用这一时机迫使政府同意选举改革。起初，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提出民主改革和扩大选民的要求，但遭议会否决。于是，他们便把斗争扩大到议会之外。从1847年7月起，资产阶级反对派在巴黎、第戎、里昂等地以举行“宴会”为名，组织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宣传政治改革，要求扩大选举权，得到群众的广泛响应。七月王朝坚决拒绝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改革要求。国王路易·菲力浦下令禁止预定于1848年1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宴会活动。资产阶级反对派决定将这次宴会改在二月二十二日举行，并同时组织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破坏自由。基佐政府下令禁止任何政治集会和游行，并准备使用武力。王朝反对派怯懦退却了。

但是，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却坚持继续斗争，于2月22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的口号，冲向议会和基佐住宅。游行队伍和政府军队发生了冲突，并开始修筑街垒，准备战斗。2月23日，革命群众与政府军展开巷战，武装起义爆发。路易·菲力浦惊慌失措，被迫罢免了基佐。但是，人民群众在“打倒路易·菲力浦！”和“建立共和！”的口号下，继续英勇战斗。2月24日晨，起义群众占领了巴黎的重要据点，并向王宫进攻。路易·菲力浦见大势已去，逃往英国。起义群众占领了王宫，并把国王宝座搬到巴士底广场烧毁。七月王朝被推翻，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当革命群众在街垒奋战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对派就拟好了新政府名单。24日晚，在市政厅宣布成立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只是推翻七月王朝的各阶级之间的妥协，表面上是各阶级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在十一个成员中，王朝反对派二人，资产阶级共和派五人（包括主席杜邦和外交部长拉马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二人（即赖德律·洛兰和弗罗孔），另外还有二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重要的职位都被他们所窃据。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参加临时政府，只是扮演资产阶级尾巴的角色以帮助资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了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在这个政府中占居主导地位。2月25日，临时政府在武装工人的压力下，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二共和国不是工人阶级要求的“社会共和国”，而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斗争

七月王朝被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之后，各阶级之间很快出现了裂痕，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力图把革命深入下去，建立一个能够保护劳动权利，没有资本压迫剥削的社会共和国。资产阶级则力图摆脱工人阶级的威胁，把这个共和国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二月革命后，工人阶级虽然没有掌握政权，但它的力量相当强大。资产阶级感到自己的力量一时还不足以与之公开对抗，于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来对付无产阶级。

在路易·勃朗的影响下，当时许多工人认为，只要迫使政府颁布保障劳动权的法令，建立“劳动组织”，成立“劳动部”，就能保证社会的根本改造，实现自身的解放。为此，共和国刚一成立，2月25日和28日巴黎工人便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颁布劳动权法令，成立劳动部。临时政府被迫颁布了劳动权的法令，宣布要“保障工人能够靠劳动维持生活”， “保证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接着又成立了“工人问题委员会”，设置在城郊的卢森堡官，因而又称为卢森堡委员会，任命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为正副主席。实际上这个委员会既无经费，又无实权，是个有名无实的机构。临时政府成立它，是为了借此把这两名工人代表从临时政府中排斥出去，并利用它散布和平解决劳资矛盾的幻想。马克思称它是“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而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则是“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

临时政府的另一个阴谋，是以满足工人提出的建立“社会工厂”的要求为名，于2月28日下令建立了“国家工厂”。先后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地成立了所谓“国家工厂”。到5月中旬，仅在巴黎进入国家工厂的失业工人、小职员、破产的手工业者和中小学教师就达十一万人以上。临时政府一方面故意安排他们只从事一些植树、修路、挖土等非生产性劳动，另一方面又制造许多流言蜚语恶毒诬蔑工人游手好闲，不愿劳动，以便削弱工人阶级在群众中的影响。临时政府故意恶化国家工厂中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却又对工人宣称，国家工厂就是路易·勃朗提倡的“社会工厂”， “这就是你们所希望的社会主义呀！这就是劳动权呀！”从而败坏社会主义在工人及广大劳动人民中间的声誉。国家工厂工人每个工作日的报酬为二法郎，非工作日为一法郎。然而，临时政府竟歪曲事实，把为了供养大批官僚、警察和别动队而主要征自农民的百分之四十五的附加税，说成是为国家工厂筹集经费， “是为了养活工人”，并且恶意地宣传说， “工人不但要使你们加税，还要夺取你们的土地，实行社会主义”。挑拨工农关系，煽动农民、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不满，使工人陷于孤立。

临时政府对工人进行种种欺骗的同时，又积极地组织反动武装，企图摧毁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2月25日，临时政府就借口维持社会治安，颁布了组织别动队的法令，每营一千人，共有二十四个营，二万四千人。别动队收买地痞流氓，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武装力量。

资产阶级为了把工人代表和社会主义者从临时政府中排挤出去，于4月9日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以便组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府。人民群众很快识破了资产阶级的阴谋，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派号召人民抵制制宪议会的选举，并于3月17日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迫使临时政府把选举日期推迟到4月23日。4月16日，十万工人在马尔斯广场讨论选举问题，并准备向临时政府递交“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临时政府造谣说是“共产主义骚动”，调集十万国民自卫军进驻巴黎，准备镇压。3月17日和4月16日事件，虽然没有取得重大成就，但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着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1]

4月23日，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势下举行了制宪议会的选举。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在选举中获胜，在八百八十名议员中占有五百五十人，君主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占二百一十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占一百人，而工人代表只占十八个议席。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5月10日制宪议会选出了执行委员会，以代替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由拉马丁、阿拉格、巴热斯、马利及赖德律·洛兰等五人组成，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洛兰外其余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工人代表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三、六月起义

制宪议会开幕及执行委员会成立后，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巩固，反革命准备已经就绪，于是立刻开始向工人阶级大举进攻。制宪议会和执行委员会为了打击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开始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镇压人民群众。制宪议会不但否决了设立劳动部的提案，而且通过了禁止请愿的决议。

巴黎工人为了抗议政府的反动政策，5月15日，巴黎革命团体组织了主要是工人参加的十五万人的示威游行。布朗基与卡贝代表人民向制宪议会提出给失业者工作，对富豪征收重税，允许工人代表参加政府，成立劳动部等要求，并呼吁援助波兰的革命运动。当这些要求被资产阶级政府断然拒绝后，工人便推举布朗基、路易·勃朗、阿尔伯等组织革命政府。资产阶级调遣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驱散了示威群众，逮捕了阿尔伯、卡贝、拉斯拜尔和布朗基等人，并下令解散卢森堡委员会和许多革命团体。从而加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决战。

5月17日，执行委员会任命屠杀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刽子手卡芬雅克（1802——1857）为陆军部长，并把大批军队调进巴黎。6月22日，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国家工厂，并将其中十八到二十八岁的未婚男子编入军队，其余的则遣送到外省开荒或做别的苦工。当时国家工厂工人的生活也非常困难，工厂经费几乎用得精光，工人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尚有大批失业工人被拒绝收容。国家工厂被解散，无产阶级被逼得走投无路，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于是，工人们只得用武装起义作为回答。

6月22日，几乎全体巴黎工人都走上了街头，高呼着革命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23日转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23日到26日，起义者与政府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起义者迅速构筑的街垒布满了巴黎东部，街垒上飘扬着起义者的红旗，上面写着：“全部企业社会化！”“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万岁！”充分显示着起义的无产阶级性质。起义工人发表宣言提出了解散制宪议会、起草新宪法、逮捕执行委员会成员、保证劳动权等革命要求。起义的参加者约四万余人，不仅有国家工厂及巴黎其他工厂的工人，甚至妇女儿童也都投入了战斗。到24日中午，起义有了很大进展。巴黎外围的大部分郊区都掌握在了起义者手中。在市区，起义者分四路向市中心进攻，有的队伍推进到离市政厅只有六十码的地方。(www.xing528.com)

起义者的胜利进军，使资产阶级惊骇万状。制宪议会慌忙解散执行委员会，把全部军政大权交给卡芬雅克。他调动了二十五万大军，使用大炮、霰弹，对起义工人疯狂进攻。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起义者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进行战斗。一直坚持到6月26日下午，起义者的最后据点圣安东区陷落。

六月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受到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严重影响。而且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巴黎无产阶级又失去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巴黎工人六月起义，是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决战。它第一次把法国社会真正划分为两大敌对的营垒，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关系明朗化。在六月起义中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政治经济要求，冲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侵犯了资产阶级的旧秩序。所以马克思指出，六月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2]它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

六月起义以血的教训使无产阶级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揭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虚伪，暴露出它对无产阶级的残暴。从而使无产阶级认识了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 “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3]

六月起义宣告了路易·勃朗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破产，表明了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最终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4]六月起义不仅锻炼和教育了法国无产阶级，而且激励着欧洲无产阶级继续奋起斗争。马克思指出：“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于是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5]

四、路易·波拿巴政变

六月起义失败后，屠杀巴黎人民的刽子手卡芬雅克被任命为国家元首，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加强。卡芬雅克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解散了各地的国家工厂，封闭革命团体和报刊，正式实行四十五生丁税等。这些反动措施不仅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不利，从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从法律上巩固其统治，于1848年11月12日通过了一部宪法，即1848年宪法。宪法把立法权授予立法议会，行政权授与由普选产生的总统。总统拥有军政大权，可以任免一切官史。这部宪法规定的有关自由的条文，自相矛盾， “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6]。

根据宪法规定，1848年12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资产阶级共和派由于执行反动政策，遭到人民的痛恨，因此它的候选人卡芬雅克和拉马丁都落了选。结果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够当选，主要是他善于伪装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劳动人民的代表，骗取了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数百万农民的支持。广大农民不满共和国的政策，怀念拿破仑时代对土地私有权的保护，从而产生了对其侄儿的幻想，希望路易·波拿巴上台能保护他们的土地财产，投了他的票。工人力图推翻卡芬雅克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对共和派政府的财政政策严重不满，大都投了他的票。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所以要支持路易·波拿巴，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能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并把他的上台看成是复辟君主制的开端。路易·波拿巴利用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从一个普通军官一跃而为法国总统。

路易·波拿巴上台后便联合“秩序党”，进一步击败资产阶级共和派，镇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恢复帝制准备条件。他任命奥尔良派分子组织“秩序党”内阁。 “秩序党”是代表大土地所有者拥戴波旁王朝的正统派和代表金融巨头拥戴七月王朝的奥尔良派的政治联合。当时在制宪议会中尚占优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企图凭借议会夺回失去的阵地，但亦被波拿巴及秩序党所策划的立法议会选举所击败。1849年5月13日选举结果，在立法议会的七百五十个议席中，秩序党占据五百席，资产阶级共和派仅占七十席，从而失去了在议会中的优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新山岳派”，获得了一百八十席，成为了秩序党的主要对手。于是，二者的冲突，势所难免。6月12日，新山岳党领袖赖德律·洛兰首先弹劾波拿巴违反宪法擅自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当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一弹劾案后，新山岳党人便于13日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游行。秩序党政府派军队驱散示威群众，并将三十二个新山岳党议员送交法庭。赖德律·洛兰逃往英国。

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继被击败后，君主派内部的矛盾便尖锐起来。正统派拥护波旁王朝复辟，奥尔良派主张恢复七月王朝，而路易·波拿巴则力图自己称帝。为此，波拿巴利用总统职权，玩弄各种手段对付秩序党。他搜买流氓地痞，组成“十二月十日社”，作为政治打手；还用金钱、酒食收买军队。他罢免了秩序党内阁，由波拿巴分子组成新政府，撤换了秩序党人巴黎驻军司令尚加尔涅的职务代之以自己的亲信，从而剥夺了秩序党的军政大权。

这时路易·波拿巴感到建立军事独裁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1851年12月1日深夜发动军事政变，解散了立法议会，逮捕了秩序党和一切反对他的议员，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1852年12月2日，又改共和国为帝制，自封为皇帝，史称拿破仑三世。法国历史进入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第二帝国政权代表大银行家、高利贷者和大地主构成的金融寡头，以及与官廷、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大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进行统治。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7页。

[4]《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