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制作中的道德规范与伦理考量

考虑道德伦理与制作影片之间的关系是纪录片领域最重要的论题之一。这一论题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影片制作人利用和披露人们的生活。这种剥削一般是为了成就影片，有时候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但不管是什么借口，影片有时候还是会给被拍摄对象的生活带来一些无法预料的可怕的结局。因此，根本性的问题是，你作为影片制作人如何去避免出现类似的结局。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并且在纪录片出现伊始就已经产生了。

由于出现了直接电影，现在这个问题又多了一个新维度。纪实影片比先前所有的纪录片制作以更近的距离、更具探究性的方法去挖掘和揭露人们的生活，也更没有时间去反省和思考他们的反应。使用轻巧灵活的便携摄像机甚至手机，也可以用最具侵犯性的手法侵入和干扰别人的生活，比如，在迈克尔 · 摩尔的影片《科伦拜恩的保龄》和《华氏911》中，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影片制作人以普遍真理或者普遍利益为名去剥削被拍摄对象时，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问题会引出许多的问题。比如，如何评判克劳德 · 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在拍纳粹战犯时并没有征得过他们的认可？当马克 · 博查特（Mark Borchardt）的电影制片人朋友为了制作影片《美国电影》（American Movie）拍摄了他的生活整整两年，然后索尼在圣丹斯电影节以100万美元的价格从电影制作人那里购买了发行权，那么马克是不是被利用了？

你所拍摄的对象是否知道影片的真正内容，以及展示在屏幕上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含义和结局呢？如果对象同意你拍摄，那么你想要得到什么，他们又有什么打算呢？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关上摄影机，并销毁素材？是否应该允许你的被拍摄对象看看或者审查一下你所拍的镜头？

还有就是经济剥削问题。影片制作人是靠自己的作品来谋生的，创建的名声也可以转换成经济利益。但是，我们的被拍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获得过金钱上的收益。(www.xing528.com)

最后一个问题是伪造。20世纪90年代末，在英国电视上，随着一些纪录片丑闻的曝光，这个论题突然变成了主要问题，成了头条。1996年，一部为卡尔顿电视台制作的片名为《联运》（The Connection）的影片，描绘的是从哥伦比亚到英国的毒品走私，片中包含了一系列并非真实的伪造场景。1998年，另一部为第四频道制作的名为《恶棍》（Rogue Males）的影片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捏造。同年，英国的另一部讲述父女关系的影片《爸爸的女儿》（Daddy’s Girl），其中一个女儿的男友扮演了她的父亲。

也许有人会问，在纪录片中进行过多的操纵，对观众有什么危害？如果从物质或经济上来看，也许不会有什么危害。然而，我认为观众收看纪录片有一个没有明确说明的假定，这个假定就是，“我们了解剪辑过程、镜头选择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相信纪录片给我们的比故事片更真实，这也是我们喜欢收看的原因”。伪造会摧毁这个基本的假定，我的忠告是必须清远离它。

我认为，显然最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证明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不应该继续从事影片制作工作了。但是，道德规范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论题，也是你作为一个严肃的影片制作人必须去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