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釉里红瓷：景德镇的史上珍贵宝藏

景德镇的陶工们在元代就已烧造出青花釉里红瓷，经历了“初生—成熟—发展—繁荣—衰落—振兴”的发展过程。各类青花釉里红瓷珍品也不断从历代窖藏、墓藏、公私收藏品中被发现，譬如——

有比较可靠的年代依据的是1979年于江西丰城发现的四件青花釉里红器（一件是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两件是釉里红瓷俑；一件是影青釉堆塑塔式四灵盖罐）。其中两件有“大元至元戊寅”（1278年）的纪年款。

同年，于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釉里红大罐亦属此类，这种大罐在元代极可能大量烧制。现存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一件青花釉里红瓷，与保定的几乎一样，只是无盖。

已故英国古董收藏家艾蒂斯收藏的带有诗句的釉里红玉壶春瓶极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其纹饰为卷叶纹，线描略有晕散。

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和印尼等地出土的高约6厘米的方形水滴、高5.5厘米的双耳圆形小罐、高6厘米的圆形小罐、直径约8厘米的侈口小碗、高11.5厘米的扁形执壶等小件器，均为青花釉里红瓷。这些釉里红器采用线描，有的采用了双勾不填色的技法。纹饰多为扁菊纹、卷草纹和变形牡丹纹、莲花纹。

1981年11月6日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瓷器中，以及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瓷中，也有饰有釉里红双勾变形花卉的青花釉里红玉壶春瓶。其中的牡丹及莲花已不同于元代的典型风格，而和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明代洪武朝的青花釉里红的样式相近，甚至更夸张，表现出明代的瓷绘风格。

明代永乐朝的青花釉里红，过去较少受到关注。近年来，人们在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不少青花釉里红瓷。我们从修复的残器中，可以识别出部分传世的永乐青花釉里红瓷。其中，有青花釉里红海水龙纹高足杯、青花釉里红小高足杯；有青花海水釉里红三鱼杯，足封底，底釉为水绿色，且有开片，碗心有梵文；有釉里红长方笔盒，盒盖有松、竹、梅纹样；有大香炉，其纹饰为青花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有釉里红龙纹高足杯及青花釉里红龙纹大碗；等等。

冯先铭先生在对明代青花釉里红鉴定后认为，虽然青花釉里红器在元代时就已经创烧，但成功之作并不多见，因为青花和釉里红的烧成条件不同，因此二者置于同一器物上，在同一烧成条件下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宣德窑的青花釉里红的烧制水平相较于之前的青花釉里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有一件宣德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以青花绘海涛，以釉里红绘龙纹，呈色艳丽。另在景德镇御窑厂出土了一件小罐残盖，“盖绘釉里红五爪飞龙，青花云纹”。专家一致认为，在传世品中，可以确定为宣德窑的青花釉里红瓷极为罕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青花釉里红四鱼高足杯和青花釉里红三鱼高足杯，但都无款识。专家认为，宣德窑以后高温铜红的烧造技术有下降的趋势，传世的有极少的成化窑及正德窑的釉里红瓷或青花釉里红瓷，嘉靖以后即使发现有少数釉里红器物，其铜红色也烧得极不成功。明末的民窑虽曾烧造釉里红瓷，但并无精品，反而在清代康熙、雍正二朝有仿制明代釉里红的制品。

考古专家认为，釉里红瓷在明代正德朝是罕见的瓷品，传世的仅有几件官窑器，而且是三鱼薄胎盘、碗和三果小杯等小件。它们只是上承永乐、宣德之制的余绪罢了。

清代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瓷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由景德镇御窑厂专制。传世的有“中和堂”款辛亥（康熙十年）、壬子（康熙十一年）、癸丑（康熙十二年）纪年的青花釉里红山水人物诗意图小盘，多见以青花绘亭台楼阁和树枝，以釉里红绘花朵，说明官窑在康熙初年就已烧造这种品类的器物，但釉里红发色还处于较淡的阶段。器物有盘、碗、各式瓶类、笔筒、高足盏、摇铃尊、鸡缸杯等。

雍正窑的青花釉里红瓷是清代历史上烧造得最成功的。常见的器物有水盂、水洗、石榴尊、梅瓶、花盒、各式瓶类、碗、杯、盘等。纹饰有缠枝花、串枝花、三果、松竹梅、莲托八宝、莲池图、云鹤、八仙、山水、人物、百鹿等。时任御窑厂督陶官的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叙述雍正窑的青花釉里红的制作时说：“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有青叶红花者。”所谓的“青叶红花者”，指的就是青花釉里红瓷。(www.xing528.com)

乾隆窑的青花釉里红瓷基本上是雍正窑的青花釉里红瓷的延续，也仿制明代宣德、成化时期的产品，以岁寒三友玉壶春瓶、执壶、高足碗、扁壶及鸡心碗为多见。同时还盛行豆青地青花、黄地青花、天蓝地青花和仿哥釉青花以及青花抹红、青花胭脂红等品种。此时的釉里红大多偏淡红色，基本上和雍正窑的红色一致。乾隆窑的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则淡雅，红色中常见绿色苔点，这是乾隆窑的一大特征。与此同时，景德镇民窑也烧造青花釉里红，比较多见的器物有盘、碗、盏托、灯笼尊、各式瓶类、扁壶、双耳海棠式杯、荷花式杯、笔筒等。纹饰多为岁寒三友图、松鹿、花果、云龙、海水龙、狮球、梅雀等。此外，民窑也烧造豆青地或天蓝地青花釉里红制品。

必须指出的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釉上彩绘的珐琅彩、粉彩日益丰富和繁荣，更符合中国“随类赋彩”的审美标准。于是，釉下彩饰的青花釉里红瓷日渐消退。清代晚期虽然也有青花釉里红瓷，但佳作不多，传世珍品更少。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花釉里红瓷才和瓷都景德镇一起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釉里红的鉴别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艺术品收藏界，“陶瓷热”日趋盛行，收藏家们对可遇而不可求的釉里红瓷更是趋之若鹜。于是一些不法者在疯狂盗掘、走私古陶瓷的同时，也大量仿制历代名瓷，烧造一些赝品，其中就包括不少釉里红瓷。在北京、上海、南昌等地的古玩市场上，仿制的釉里红瓷更是俯拾即是，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因此，准确地辨真识赝、鉴古知伪，维护瓷都景德镇千年品牌的权威性和艺术名瓷的严肃性，已成为当下收藏界、文物界、陶艺界及媒体界当仁不让的义务和责任。

传统的鉴定方法就是所谓的“眼学”观察法，具体说来，就是通过眼观、手摸、耳听等感观手段，对陶瓷器物的诸多特征，包括器型、胎质、釉色、题款、纹饰、重量、音色、包浆（土锈）、旧痕和光泽等进行综合鉴别、分析和判断。鉴别釉里红瓷基本上也采用这些基本的却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釉里红瓷的发色效果来看，如前所述，氧化铜对高温窑的烧成气氛十分敏感，故受窑制的局限，古代釉里红瓷往往发色不正，纹饰呈色并非为红色反而有点像黑色，即便是紫红色，也是像茄子一样的紫黑色。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仿造者增加了技术方面的难度。但是随着窑制的改进，现代窑炉摒弃了过去以松柴为燃料的柴窑，改用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气窑，而且为适应气窑烧成条件的变化，人们对釉里红配方也进行了改良，因而釉里红瓷的烧成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也就减少了鉴别真假釉里红瓷的难度。我们通过对胎质、釉色、包浆等特征的分析（釉里红釉色的堆积感，需通过手摸的方式鉴别），对釉里红瓷有了初步的了解。

众所周知，釉里红瓷在明代洪武、永乐期间已趋成熟，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精品迭出，故仿制的釉里红瓷大多以这三个朝代的为模板。尤其是雍正窑的釉里红瓷，其艺术效果往往达到“极盛”的视觉效果。铜红釉中常见“铜绿”的斑点，这也成了仿古者极力模仿的一个方面，若真烧出如此效果的釉里红瓷，那这件釉里红瓷也不失为一件佳品。但假冒者为了牟利，不惜以假制假，有些人甚至将其他铜红釉如郎红釉，通过点垛、涂拓的装饰方法，营造铜斑陆离的效果。

鉴定釉里红须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其器型是否符合古瓷的器型特征，胎质是否细腻，器体是否质薄透亮，这是第一步。

如果上述这些特征都符合的话，则要特别关注器物表面的釉色。釉色如何是辨别真古瓷与新仿品的关键。釉里红瓷的底釉是青白釉，其釉下彩饰均可透过釉层呈现出来，这就为釉里红的判断提供了最直接的科学依据。新仿制的釉里红瓷出窑后，器表的釉色给人的感觉是发亮，俗称“贼光”。假冒者为了做旧，必须去除“贼光”。传统的做法是使用兽皮，反复手工打磨；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将化学材料氢氟酸按比例兑水稀释，用刷油漆的排刷将稀释了的氢氟酸涂于器物表面，一个多小时后，“贼光”就会逐渐褪去。当然，用兽皮打磨法做旧的效果比用化学材料做旧的效果好得多。采用上述方法做旧后的瓷品，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稍不注意，别人就可能上当受骗。为此，要鉴别一件釉里红瓷，不仅要注意察看铜红釉的釉色是否纯正，而且还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铜红釉的釉色是否有堆积感（指以点垛、涂拓为表现手法的釉里红画面）；二是釉面上是否有裂纹（正宗的釉里红釉面上是没有开片现象的）；三是线描的釉里红在烧制过程中是否有“飞红”现象；四是用手触摸，即看它的手感如何，若其手感像玉一样，则说明釉色纯正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如果是用化学材料做旧的瓷品，其表面摸起来肯定不是很光滑，甚至会发出极轻微的“簌簌”声。当然，这种手摸法还要与“眼学”结合进行，如此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

应该承认，仿制的釉里红瓷大多以仿元、明、清三代的官窑器为主，其中又以三果纹、三鱼纹为多，釉里红的发色也较为多样。此类仿品除需观察釉里红的发色效果，还要从器物造型上加以分辨，因为官窑釉里红瓷极少有大件瓷。辨别正品时还有一种可供采用的方法，就是察看器物的足部，即我们所说的胎足。造假者为了做旧，往往在底足露胎处用烟叶或浓茶水反复涂刷，仿真效果不错，鉴别者须予以特别注意。鉴于元、明、清窑用单件匣钵仰烧釉里红圆器，其圈足内部普遍留有酱褐色或咖啡色的垫瓶痕，这是辨别真假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赝品的足圈内的垫瓶痕往往偏黄色，显得很不自然。

另外，识别釉里红瓷是真古瓷还是新仿品，除了上述传统方法，还可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目前，国内的古陶瓷科技鉴定，主要是从陶瓷胎釉成分、烧成温度、烧造时间、显微结构等方面进行测定、分析。采用的主要方法有同步辐射X荧光分析、粒子诱发X射线荧光分析（PIXE）、热释光法、XRF定量分析等。近年来，有的专家还将纳米科技方法运用于陶瓷考古和鉴定。如在元、明、清窑的釉里红瓷釉面数百纳米的范围内观察到气泡和沉淀物，就可获得其烧成温度、保存时间和地点以及其真伪等重要信息。

总之，我们的观点是：传统方法与现代科技要结合使用。在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因循守旧，满足于传统的鉴别方式。同样，一味强调先进的科学手段而否定传统方法的功能性和经验性，则更不可取。把传统的“目鉴”与新的“科鉴”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是我们鉴定真伪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