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之让步亦到此为止,清廷之怯懦立场更令日本胆壮,日本乃多次摆出停战期一到就要发动直隶平原决战的姿态,对清廷恐吓要挟。清廷则连迁都再战的表态都不敢做出。3月23日澎湖的失守又宣告了海峡两岸的断绝,进一步打击了清廷的抵抗信心。双方在4月17日最终签订的条约,主体内容包括: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84]
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
尽管日后因为俄国的介入,日本被迫退还了辽东半岛(清廷额外支付赎辽经费三千万两白银),随后甚至暂时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但那与中日之间的博弈已没有任何关系,问题已转向英俄日三方博弈,并最终演变为英俄日美四角博弈,中国则只是列强角力的战场和战后进行国际平衡的饵食罢了。[85]原因即在于,通过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大清国已出局,不再拥有远东战略棋手的资质,转而沦为一个巨大的地缘支点区,等待列强的肆意瓜分。而日本则在将中国推入至少50年无法翻身的深渊后,借势崛起,开始走向远东头等强国之路。
中日两国的国运,正是从这一年起,形成了根本的不同。
当年的日本之所以能达成战胜中国的目标,是其自幕末以降举国努力、持之以恒的结果。而晚清这个战略、战争门外汉,正好当了陪练。若问日本的胜利有何隐患,最大的隐患就在于,日本缺乏明晰的大战略学说,政治指导和军事指导是断裂的,在甲午战争中,此种断裂全靠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之人身力量弥合,这一点在终战指导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连旧陆军遗老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也不得不承认:
总理伊藤博文决心承担国家安危于一身,要求与闻军国的非常政治,经奏请天皇,特许列席大本营会议。这是由于不明军事作战情况,即无法确定内政、外交方针的原故。……伊藤总理列席大本营会议时,据说从政治、外交的立场进而议论作战,往往与陆军海军幕僚发生激烈辩论。……参照伊藤总理的战争指导方案的结果……政、战两略似已接近珠联璧合了。[86]
但是,当年的日本精英并未深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未将之制度化和学说化。结果就是,国际冲突常有,而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不常有。一旦遇上高水准的对手,日本的内在裂痕就不免造成国家战略的断裂了。太平洋战争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但这同样和水平过低的大清王朝毫无关系。
当年清王朝的君臣,不仅看不透何以会落入前种结局,更看不出走出困局的方法,更遑论转败为胜。如果说他们终于明白了什么,那就是总算知道被利刃深扎之后是要出血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上呈的《吁请修备储才折》,虽然建议平平,但他对《马关条约》的危害性,倒是看得清楚。只可惜,华美的文辞可以将出血的痛感写得催人泪下、余音绕梁,却无法起到止血的功效,更无法让敌人出血。后人从中读出的更多还是悲凉与无助。特摘录于下,以终本章:
……此时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饮酒止渴,毒在脏腑。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此臣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不披沥迫切上陈于圣主之前也。
或谓和约已成,中国若安于积弱,目前尚可息肩。不知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台湾资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动,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豫防,无从意料。试思去年之事,何尝真有启衅之端。日本必欲代朝鲜改政,则胁朝鲜以必从可矣。我为东学党发兵,而日本不愿,则催我撤回可矣。何至不下战书而遽然击我兵船,又何至从此尽占朝鲜,又何至犯我辽东内地,又何至必欲攻我京师。不过兵力已强,窥我无备,欲借端称兵,以偿其欲耳。此尚有何理之可论,何约之可言哉。以前例后,则此次之和,犹未和也。
赔款两万万,目前必系借洋款以应之,折扣之外加以东、西洋两层息银,至镑价亏累,尚难豫计。即分数十年归还,每年本息亦须二千万两。势必尽以海关洋税作抵,而又提厘金、丁赋以足之。且洋人制造之土货,概免厘金,则进款亦绌,此后国用更何从出。虽以白圭、墨翟之省啬,亦断不能省出此数。虽以桑、孔、王、杨之搜括,亦断不能括此巨款。百万掊克,以资讎敌,民穷且怨,土匪、奸民借口倡乱,而国家以饷绌、兵弱,威力又不足以慑之。是赔款之害,必由民贫而生内乱。
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设机器,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弗与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均沾。外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生计夺尽,民何以生。小民积忿断不能保相安无事,今日毁机器,明日焚栈房,一有他变,立启兵端。是通商之害,必由民怒而启外衅。
久闻倭人扬言,此次和约,意在使中国五十年内不能自振,断不能再图报复。又闻倭人以中国舆图以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各国瓜分。宣言十年之外,必可立见此局。其封豕长蛇之谋,令人发指。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朝廷虽守约之信,窃料倭人断无永好之心。且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稍一枝梧,则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故今日事势,侥幸无事者或以为可以偷旦夕之安,而愚臣独以为不久即将有眉睫之患。[87]
资料来源:《近代の戦争》第一編,第223页。
资料来源:《甲午战争史》,第299—300页。
资料来源:《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附录第九十,《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481—483页。
甲午战争前后的鱼雷和鱼雷艇技术都很不成熟。按日军战前的认识,有效射程只有300米。大东沟海战后,鉴于清军鱼雷艇的实战问题,日军将这个距离大大压缩,认为除非能在100米之内发射,否则很难击中目标。只有以夜间袭击的方式,才有可能获得此种攻击位置。但鱼雷艇的生存率仍不容乐观,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杀性进攻。但由于缺乏击沉定远、镇远的有效手段,伊东祐亨几经犹豫,最后还是在威海卫作战中启动了这一作战模式。
发起夜袭前,日军首先要破坏守军的防鱼雷艇袭击工事。为了避免误伤,海军还和陆军进行了炮击目标甄别协商。经过多次努力,到2月3日晚,日本海军终于将清军防鱼雷艇障碍的南端破坏了20余米的缺口。[88]
夜袭发起时,无论是伊东祐亨,还是各鱼雷艇艇长,都清楚地意识到此战的危险性。据伊东祐亨事后回忆:
在这次海战中,使我最痛苦、最伤心的是在向鱼雷艇下达袭击威海卫港内敌舰的命令的时候。但是,我在下达“去死亡”的命令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啊!我是不忍心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呀!饼原(鱼雷艇部队司令官)和鱼雷艇的艇员们都勇敢地、愉快地接受了命令。我只说:“去吧!”大家回答说:“明白了。”然后寂然无声,大家只是举起酒杯,交杯换盏。这是真正的饮酒作别。后来我知道了饼原的决心,饼原的决心真使我落泪。前一天的夜间我军已经把定远舰击沉了,第二天夜间我军再去袭击,敌军的戒备必定更加严密,去袭击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能生还的。不用任何人来吩咐,饼原在出发之前,把命令、秘密信号本、秘密海图等,凡是可能被敌军夺去而于我军有害的东西,全部寄存在母舰上。他对部下训示:“我们百分之九十九以至百分之百是不能生还的。我们的鱼雷艇和我们的身体已经属于敌人了,在这种时候,已经不需要什么详细的信号了。只要知道左右就行了,有一个提灯就足够了。”这种决心才是真正的决心,在人前不需要说一些似乎很壮烈的话。看看饼原的生平,我深为他的勇敢行为所感动。水兵们的沉着与勇敢也使我钦佩不已。[89]
但是,实战结果却出乎意料,在5日的夜袭中,日军参与夜袭的10艘鱼雷艇仅损失两艘,却取得重创定远、使之搁浅的重大战果。次日的第二次夜袭中,4艘鱼雷艇无一损失,却取得击沉来远、威远、宝筏的战果。另据伊东祐亨事后回忆,当时射向镇远的鱼雷被冻在发射管中,未能成功发射,从而使该舰躲过一劫。[90]否则清军损失将更惨重。第三鱼雷艇队所属六号鱼雷艇的鱼雷主任上崎辰次郎,于事后引咎自杀,其切腹之武士刀为日本鱼雷学校所收藏。[91]
在这两次夜袭中,日本鱼雷艇队堪称战果辉煌,与清军恰形成鲜明对比。差距不仅在于战斗意志,更在于战术创新能力。此次作战的本质在于,通过发挥精神力量,形成特殊战法,从而弥补武器之技术缺陷,使得该武器威力得以超常发挥。这一胜利开启了旧日本海军特攻作战的模式。日俄战争中的沉船堵口、驱逐舰夜袭,太平洋战争中的神风特攻,皆源自于此。幻想通过这种战术层面的创新弥补国力、战力的巨大差距,固然是错误,但在运用恰当的情况下,却不能否认其威力。如仅从战术学的角度,日军在威海卫的胜利,实值得反复分析。而反观清军一方,战前一再强调鱼雷和鱼雷艇的引进,战时又多次强调对敌方鱼雷艇的恐惧,但事到临头,既未能有效防敌,又没有发挥自身装备的威力,不能不说是战术素养低下的结果,而此种战术素养的低下又是长期忽视军事学说和军事教育体系的恶果。
资料来源:《海軍》Ⅱ,第254页。
[1]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1册,第23—24、33—34页。
[3]李德·哈特:《战略论》,第447页。
[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60),《中日战争》,第3册,第208页。
[5]《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306页。
[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52),《中日战争》,第3册,第237—238页。
[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52),《中日战争》,第3册,第238页。
[8]其实,在金州失守的当天(11月6日,十月初九),清廷便通过美国方面探寻有无重新调停的可能。在旅顺失守前两天(11月19日,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个人又派洋员德璀琳赴日进行和谈试探。但毕竟都不是清廷派出正式使节进行的正规议和行动。
[9]“全权即派,战必自停,失此隆冬可乘之机,明春更难为力。”《翁同龢日记》,甲午十一月十三日条。《中日战争》,第4册,第520页。
[1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75),《中日战争》,第3册,第244页。
[11]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217—218页。
[12]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213—214页。
[13]中塚明著,于时化译:《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第90页。
[14]《机密日清战争》(摘译),“伊藤总理大臣提出应进攻威海卫并攻略台湾之方略”,《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127页。
[1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36页。
[1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128页。
[17]《机密日清战争》(摘译),《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131页。
[18]《机密日清战争》(摘译),《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131—132页。
[1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47),《中日战争》,第3册,第233—234页。
[2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55),同上书,第239页。另,关于清朝对“汉奸”的独特定义,及其恐惧汉奸的传统,可参阅拙著《当天朝遭遇帝国》,第二十章。
[21]如文廷式就从“军无斗志,将有异心”的角度解释“东方大局,溃败不可收拾”。《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19),《中日战争》,第3册,第330页。福建道监察御史谢隽杭更是直言:“窃臣惟拨乱反正之道,首在用人,从古未有忠奸并用能济大事者。专心为国是谓忠臣,贰心于敌是为奸臣……李鸿章不能辞其罪也。”《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479),《中日战争》,第3册,第388页。
[22]这正说明,从专业上讲,李鸿章不行,其他人更不行。断不存在从道德上批倒骂臭李鸿章就解决了问题。但反之,从时代水平上讲,李鸿章又确是缺陷严重,则又不能因其身在局中之不易而一味维护。
[2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451),《中日战争》,第3册,第376页。
[24]《中日战争》,第3册,第348页。
[25]《李鸿章全集》,第15册,第512页。
[26]《田少安口述》(1976年记录稿)。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337页。
[2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88),《中日战争》,第3册,第353页。
[28]李荫农:《甲午中日战争见闻记》(抄本)。转引自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第43页。
[29]《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第35页。
[30]战争期间,龚照瑗提供了大量质量较高的情报,而李鸿章得到的较有价值的情报则多来自税务司系统,这两条情报线索追溯到最后,都连接着大量有亲华倾向的英国人士,此点长期被国人忽视。
[3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101),《中日战争》,第3册,第252页。
[3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114),同上书,第254页。
[3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119)(2176),同上书,第255、284页。(www.xing528.com)
[34]《续编·中日战争》,第5册,第232页。
[35]《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479页。
[36]《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168页。
[3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15),《中日战争》,第3册,第297页。
[3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47),同上书,第306页。
[39]《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315页。
[4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42),《中日战争》,第3册,第304页。
[4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48),同上书,第307页。
[4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66),《中日战争》,第3册,第314页。
[43]《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168页。
[44]《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附录第九十一,《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433—434页。
[45]《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169页。
[46]《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169—171、175页。
[47]《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342页。
[48]奧村房夫監修、桑田悅編集:《近代日本戦争史》,第一編,第224页。
[49]伊藤正德:《大海軍を想う》,第70页。
[50]《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614页。
[51]陈悦:《甲午海战》,第415—417页。
[52]《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614页。
[53]《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273—275页。
[54]《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21页。
[5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482),《中日战争》,第3册,第388页。
[56]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21—122页。
[5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436),《中日战争》,第3册,第369页。
[58]《北洋海军舰船志》,第87—88页。
[59]《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第376页。
[60]《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第376页。
[61]《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44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消息的误传,光绪写下这句话时(正月十五),北洋海军仍在抵抗之中。光绪实际上是“提前”写下了对海军覆灭的感受。
[62]《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52页。王文韶之所以来京,原因恰在于倒李势力对刘坤一、吴大澂均感失望,但又不愿放弃倒李的目标,乃转而寄希望于王文韶。参阅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63]奧村房夫監修、桑田悅編集:《近代日本戦争史》,第一編,第226页。
[64]伊藤正德:《大海軍を想う》,第76页。但张文宣的尸体未上康济,因其亲兵不相信日本的安排,自行雇民船前往烟台。参见《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64页。
[65]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十二编第十四章,《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566—577页。
[66]《日本外交文书》(1022),《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17页。
[67]《日本外交文书》(1024),《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18页。
[68]《日本外交文书》(1024),《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17—318页。
[69]《续编·中日战争》,第11册,第774页。
[7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888),《中日战争》,第3册,第552页。
[71]《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第415—417页。晚清时代官僚集团立足泛道德主义的“民心可用”论,与总体战时代的全民对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参阅拙著《当天朝遭遇帝国》。
[72]《英国外交文件》(上),《续编·中日战争》,第11册,第278—279页。
[73]《英国外交文件》(上),《续编·中日战争》,第11册,第317—318页。
[74]《英国外交文件》(下),《续编·中日战争》,第11册,第685页。
[75]“欧格讷外交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636—637页。
[7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3183),《中日战争》,第4册,第107页。
[7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89),《中日战争》,第3册,第219页。
[78]《英国外交文件》(下)。《续编·中日战争》,第11册,第813页。
[79]《日本外交文书》(1028),《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21页。
[80]《日本外交文书》(1029),《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21页。
[81]《日本外交文书》(1032),《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22页。
[82]《日本外交文书》(1028),《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21页。
[83]《日本外交文书》(1056),《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362页。
[84]在19世纪战争史中,日本在马关索取的赔款金额并不算大,但对于中国而言却是灾难性的天文数字,原因即在于中国没有现代化的税源,也没有现代化的课税制度,又没有现代化的金融、货币制度进行缓冲,最终不免坠入财政深渊之中。
[85]关于后续博弈,及其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影响,笔者另有专书检讨。
[8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36、38页。
[87]《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56页。
[88]“伊东中将关于威海卫海战的演说”,《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63页。
[89]《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23—224页。
[90]《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65页。
[91]伊藤正德:《大海軍を想ぅ》,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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