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中的“他者”形象
中国在不同时期对西方“他者”的认识或想象,有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内在逻辑。考察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创作中的“西方”形象,有必要对中国视域中的“西方”形象做历史性的梳理,以追寻当代叙事的发生渊源并发掘其特定时空下的独特性。
中国明代以前几千年的历史,近乎独立于“他者”而封闭地存在。中国对自我的“叙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脱离“他者”参照的独立表达。以汉文化为文化核心的中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优越性、稳定性和包容性。它不仅能涵化异族的入侵和统治,而且以其强大的魅力使“他者”目眩神迷。此间中国与异域的交流,多是中国对“他者”的影响,如今依然存在的“汉字文化圈”足以说明其深远。而“丝绸之路”这样的中外交流,对中国而言,主要是器物层面一次充满好奇心的探险。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中外交流中的大事件。但佛教最终被中国平和地接纳和吸收,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仍拥有主动权和控制力。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东方性”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位于东方之土的“中国”,以“独居天下之中”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和故事。它按照自身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逻辑自行运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独立叙事体。“我们先辈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这种对‘夷狄’的无知,是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文化自恋情结紧紧地纠葛在一起的”。[5]
明代以前,中国与西方,以西欧为中心的基督教文化圈的接触和交流是有限的。在各自叙事中,对方都只是身影朦胧的异乡他土。东方和西方相安无事地存在,中国在古代虽和西方国家、西域国家有过程度不同的接触,但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特有的文化以及科学的格调”。[6]
西欧向早期资本主义迈进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经济实力的飞跃、文化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开放,催生了游历、探险、传教和早期殖民主义。东方和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产生了。“反观中国,16世纪前后的朱明王朝采取了与西欧各国基本相反的文化政策和贸易政策”,[7]这就注定当时中国和“西方”的接触是互为异质的过程。在“西方”的自我叙事中,“西方”是“文明优越”的强者形象,“东方”是它的欲望、野心和拯救的对象。而在中国叙事中,西方人被描绘为“猫睛鹰嘴,拳发赤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明史·佛郎机传》)的非我族类的“恶魔”,中国则是只接受各国“朝贡”的“东方”强者。中国古代小说家“要么把‘域外想当然地描绘成一个蛮荒混沌、愚昧落后的世界,要么就是一个鬼怪盛行、凶险可怕的天地”[8]。《西游记》中有被“妖魔化”的异国形象,《镜花缘》中的异国描述充满“奇闻逸事”。这种对西方“他者”妖魔化或怪异化的描述,带着仇视和对抗的情感。此种形象塑造方式,其实隐喻着中国危机的悄然发生,反映出中国潜意识中对域外充满恐惧和不安的心理。
但即便如此,“西方”已参与到中国的自我形象构建中去了,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脉络产生转向的端倪。出于传教的最终目的,传教士们把西方的文化和科学带到了中国。西方的天文学、历法、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地理学、医药学等被介绍到中国,打开了中国人新的认知视角。尤其是地理学中的大地球形说,强烈冲击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天下观。“无处非中”挑战着中国人长期的自我定位和想象方式,几千年固有的自我叙事方式产生裂缝。动摇的根芽虽然不断被旧观念强行遏制,但自明清起,中国的命运与“恶魔”的“西方”开始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引发大小教案,西方卷入中国政治进程。西方在中国的商业入侵蚕食着中国日渐衰退的国力,潜藏着政治的野心。西方的文化、科学传播是“向东方压进”的策略,但也传播了新知,开启了民智。在“西方夷狄”觊觎的目光下,中国“天下之中”的形象变得模糊甚至荒诞。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被引出,比如,中国对自己的形象认知,对“西方”的形象认知,中国如何应对西方的野心,中国的自强复兴,等等。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的兵戎相见、经济征服、科技优势及价值标准、信仰理念和符号的输入,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图景与世界观秩序。”[9]此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描述以理想化为主。《四洲志》中描述美国地膏腴,丰物产,人才辈出,数百年来成富强之国。魏源的《海国图志》用“武”、“智”、“公”、“富”、“谊”等词描述美国。徐继畲把美国与中国儒生理想中的“三代之治”相提并论。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详细描述了美国的富有强盛,梁启超感慨“岂期物换星移,物质文明之发达,不可思议……嘻!不亦异哉,不亦伟哉!”[10]至此,西方形象在中国视野中,经历了从空白化到离奇化到理想化的过程。(www.xing528.com)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西方”并不是以这种线形方式进行如此“套语式”的发展,西方形象在中国视角中从空白化到离奇化、妖魔化再到理想化,暗示其观看主体——中国对自我形象从优越化、茫然化到自卑化的转变。魏源、梁启超等人对美国富强文明形象的描述,折射出中国垂垂老矣的没落形象。以美国文明比附中国传统文人对“国”的期望,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处境的失望。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主张,康梁变法中的“大同”理想,都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强烈憧憬。
谈及“五四”,西方是绕不过去的。在西方文化启发下,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怀疑主义的革命。在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已成僵死教条的20世纪初的中国,西方的科学、民主被用作战争的武器,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成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普罗米修斯。中国对西方的学习领域,从明清时期的技艺领域及少量的文教领域,转向政治、经济和文化更广泛的领域。进步知识分子以西方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猛烈、彻底的批判反省。“西方”参与到现代中国的叙述和建构中去,“西方”成为中国构建新形象的样板。胡适读美国《独立宣言》时的感受表达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震撼,“恶魔”的“西方”形象被置换为“民主”、“自由”。陈独秀则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表达对西方的仰慕。正是在异质“西方”的比照下,人们意识到固有秩序的不合理。中西的差异对比,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西方形象作为他者,帮助中国进行主体自我认识。“黑格尔认为,中国与欧洲代表着世界地理(空间)的两极——东方与西方,也代表人类历史(时间)的两极——起点与终点,世界秩序就体现在中国与西方代表的一系列的对立范畴中,如奴役与自由、停滞与进步、愚昧与文明,这种中西方二元对立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价值秩序,中国是否定面,以西方为代表的人类文明将在历史的进步过程中,最终克服东方性。”[11]黑格尔颇具“东方主义”的观点,说明了西方如何在想象的中国形象中进行自我确认,并且确立关于地缘文明的等级。“五四”时期知识界的东西观,也大抵模拟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方式。在这种认知方式中,专制、停滞、愚昧的中国与自由、进步、文明的西方,构成了二元对立的范畴。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论争。这是一段异常复杂和艰巨的文化变革时期,但总的路径是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从拒绝到认可,直至过度接受。从物质层面到理论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中国都试图借鉴西方的经验,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高效率地移植所处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对“五四”时期接受西方文化的立场、态度以及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文化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在此不赘。不过无论争论的角度如何不同,当今学界普遍认为“五四”对西方文化过度接受。
“五四”以后,中国文化界对西方的认知,少了狂热,多了矛盾和尴尬。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西方外强的侵略,中国现代化进程笼罩在西方强势力量的阴影之下。“外迫”语境下“外源性”的西方文化资源,在“五四”以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随着反帝运动的兴起,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环境中,西方又成了郭沫若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毒龙,映证了萨义德所说的“西方是敌人,是一种疾病,是一种邪恶”[12]。在中国现代史上存在“把西方二分化”的文化策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把‘西方’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概念”:“殖民者西方”和“大都会西方”[13]。西方既是侵略者,又是中国摆脱落后处境的学习对象,现代中国人对西方表现出既排斥又接纳的文化心态。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对抗性书写”和“认同性书写”的混杂。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的漫长时期,“西方”在中国阐释中,基本上以被丑化的形象出现。“西方”形象在这段时期被附着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空白化”时期。被丑化、空白化的西方形象塑造,以对比的方式强化着这一时期“光明、强大”的中国国家形象。
“西方”形象在“中国”视角中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国叙事中,西方成为开放性的符号系统,被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和意义。西方是异数,也是变数。西方被“中国”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形成不同的叙事模式。中国看西方,因为语境和视角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套话”,“套话”在形象学中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套话是“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像”,[14]中国视角中的西方形象,经历了空白化、离奇化、理想化、二分化、丑化的一系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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