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记忆与认同疑虑
通过对记忆的书写,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还表现出了认同疑虑。作家们试图从过去记忆中寻找可以认同的精神资源,但记忆真假难分,甚至还带有很多让人质疑、批判、反省的成分。作家们试图把视线投向过去,但作家们在记忆中并没有找到获得稳定的认同感,反而产生了认同疑虑。
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的叙事者用《丛林中的猛兽》中约翰最终归于虚无的寻找隐喻主人公的“我”的境遇,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他那悲哀的沉重恰恰来源于他生存的某种空洞隔膜,某种清与虚。为此我深受震撼,因为他的悲哀也是我的悲哀,他的未来也是我的未来。”“我”从现实的美国回到记忆中的中国,但发现自己“记忆”中的中国和曾经存在的“记忆”中的中国并不相符,寻找以失望为结局。
虹影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很有代表意义,虹影移居英国后有影响的作品都是以中国记忆为主题,可见西方文化还远不能成为作家创作的资源,对作家的身份认同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虹影的小说常以主人公对过去的叛离为开始,以对“记忆”的追寻和对过去的依恋为发展,但情感上的眷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认同。随着小说人物对“记忆”的一步步深入发掘,人物对过去的认识也更为惶惑。如她的小说《饥饿的女儿》即是在“记忆”中寻找自我的带有自传性色彩的作品,“我”揭开记忆的伤疤,回溯国家的风云变幻、家族的命运、个人的成长,在对“记忆”层层挖掘的过程中,“我”对国家、家族、个人的认识更加丰富,但对“我”的个人的认识却更加破碎,每一层“记忆”之门的打开,“我”都看到历史的不同侧面,“记忆”被不断解构。虹影的小说《阿难》、《孔雀的叫喊》也有这样的特点。
陈丹燕的《慢船去中国》也明显表现出在“记忆”中的认同疑虑,王家后人范妮和简妮辨不清“记忆”中的王家历史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她们接触到的“记忆”越多,越对过去产生质疑。
和虹影一样,严歌苓的作品也试图从国家、家族、个人的“记忆”中发现“我是谁”,但她的发现过程中建构与解构是同时进行的。她的小说《扶桑》试图揭示早期华人的历史,但“我”翻阅许多资料后发现华人史支离破碎,华人的身份模糊不清,在模糊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无论是重建早期华人身份还是当下华人移民身份都具有很大难度。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拖鞋大队》、《灰舞鞋》的作品都写到母亲在女儿的身份认同中的存在,女儿试图回到有母亲的记忆中去,从母亲的生命历程中找寻“我”生命形成的轨迹。但最终结果是女儿们发现了母亲历史的可疑,母亲们试图想象或虚构自己“光荣”的历史,她们的企图在女儿们锐利的审视目光下暴露无遗,女儿们体验到的是更深刻的虚无感。
在身份认同过程中,记忆是重要的,但记忆是否具有凝聚性力量则是关键。本雅明认为,现代小说的登台意味着讲故事者的退场。讲故事者是文化记忆的看护者、凝聚者,但现代小说的写作则凸显了传统文化记忆的缺席和文化记忆凝聚性力量的消失。“杨·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凝聚性结构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28]丹尼尔·贝尔也有相似的观点,杨·阿斯曼所说的“凝聚性结构”和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确立的一组意义”含义相近,丹尼尔·贝尔说:“每个社会都力图确立一组意义(meanings),人们借此可以将自身与世界关联起来。这些意义特别指出了一组目的,或者像神话和礼仪那样,解释了人们共同经验的特性,或者通过巫术或技术等人类力量而解决改造自然的问题。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之中。”[29]丹尼尔·贝尔认为,记忆性社群提供一种道德传统,表达生活的一致性,使人们实践历史中记忆或期许的理想,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文化记忆联结起来,从而让生命产生意义和希望。
以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的“文革”记忆书写为例,为数不少的小说写到的是记忆,但此种记忆是“凝聚性力量”和“意义”缺失的记忆。记忆中价值体系、伦理道德体系、文化理想分崩离析,“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淹没在政治迷雾中。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蝼蚁般的人们在生存重压和精神钳制的双重禁锢下极力求生的卑微现实,人们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碎片化的,看不到具有凝聚力的力量对个人身份所起到的建设性作用。因此,严歌苓、虹影这一代作家虽然直面惨痛的“文革”记忆,但从中并没有找到稳定的身份感。
女作家们的跨文化写作所涉及的记忆在“文革”之外,还涉及民国、抗日、解放战争、“土改”、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后时期,这近百年的“记忆”时段,中国经历了几次巨大的社会转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精神文化价值体系、世界局势、中国人的生存状况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这一“记忆”时段的中国历经苦难,中国人对“中国”主体性价值的怀疑也是前所未有的,文化传统不再能为社会和人群提供权威,创伤、隐痛、压力、焦虑可以说是这一时间段中国社会的主要情感特点。民国以前的中国,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中华文化体系的“凝聚性作用”和“意义”却保持着大致持续的状态。但民国后中国社会巨大的“变”,把中国人甩入了无所适从的历史漩涡。而日渐发达的现代意识,又使苦难中生存着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逐渐敏锐,他们勇于揭示社会历史的苦难和虚假,拒绝再把中国社会和历史理想化。但摧毁、解构、批判之后,中国“记忆”显得那么破败颓唐。从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可以看出,作家们向过去频频回望,但她们从记忆中获得的精神资源却是破碎的、不完整的,甚至包含了很多虚假阴暗的东西。作家们试图从记忆中寻找温情,但那些无法忘却的伤痛又时常刺痛心灵;她们试图从记忆中寻找皈依之地,但记忆本身的虚虚实实丧失了被信任、依赖的可能性,因此,作家们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难以抑制回望过去的冲动,但记忆中残缺的世界让她们失望甚至心有余悸,她们试图逃离,但在现实西方世界中的“无根感”又把她们再次推回到记忆中去。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变动与革新,“现在”不断否定“过去”,传统价值被不断颠覆,同时,近十几年来,后现代社会的一些特征也开始显露,后现代社会拒绝历史,容纳变化和分散化。詹明信从索绪尔对语言模式的分析和拉康的精神分裂理论出发,认为意义的产生是由“不同意符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投射及衍生出来的客观化的一种表意幻景”[30],但现实社会已经无法将“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统一起来,因此,人们生存在“永恒的当下”,与过去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感觉崩溃了。作家们渴望中国记忆成为身份认同的根源,但最终结果是她们对记忆中的自我身份定位仍是没有答案的,当下的“我”更无法从记忆中的自我中寻得身份的稳定感。
身份认同是一个流动和斡旋的过程,在文化“夹缝”中试图寻找新的自我生成的过程。在国界之间、过去和现在之间,个人身份呈现出破碎性和不完整性。在以上作家的作品中,跨文化处境中人物的身份寻找和塑造是正在进行时,远没有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身份与民族、国家等主题紧密关联,常常表现出个人不能承受之重,小说中的“边缘人”们常表现出悲凉甚至悲怆的情绪。但是,他们同时又表现出精神的伟力。面对人生的巨大改变,文化、体制的极大落差,“边缘人”们没有逃避,或是持游戏轻浮的态度,而是直面问题和困境,以思索者和反省者的态度探究各种沉重的命题。不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对居留地文化,“边缘人”都进行着严肃的思考,对于中西夹缝中的人的生存处境做着认真的探究。他们在困境之中并没有沉沦,而是以坚韧的精神对待。“边缘人”寻找新的身份认同的过程,虽然是没有找到答案的过程,但他们的精神得以提升,对生存的认识更加深刻。
霍米·巴巴提出过“间性”的概念,提出不同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传统之间进行文化“间性协商”。霍米·巴巴认为,文化之间的间性协商包括文化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文化差异的相互“默认”。跨文化背景作家笔下的“边缘人”形象,反映出文化缝隙间的对抗性和冲突性,而这种激烈的冲突对抗,与“默认”则相去甚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去国者身上深刻的母国烙印,以及文化间价值观、意义和权力的交换并不常具有合作性,文化混杂和此背景下的身份建构是非常复杂的。霍米·巴巴还认为,“我们不应再根据有机体的或先天的特征来划分人类的族群,相反,我们应找到并确认存在时空交叉中的、构成不同文化的民族差异性。人的个性并不局限于他所属的种族的遗传,而更受制于生活经历对他的改变”,[31]霍米·巴巴的此番说法可以说是对人类前景的一种展望,但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小说人物在西方社会生活时时时刻刻感受到的是文化冲突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兼容性所带来的痛苦,因此,霍米·巴巴所说的改变无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注释】
[1][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王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3页。
[2][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427页。
[3]科内尔·韦斯特:《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4]罗荣渠等:《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5]查建英:《关于“边缘人”的通信》,《小说界》1988年第5期。
[6]吴叡人:《认同的力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8~9页。
[7]赵淑侠:《从原乡到新乡:以历史的第三只眼看移民文学》,《侨报》2005年11月18日。
[8]程永新、唐颖:《对谈录》,见唐颖:《阿飞街女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9]程永新、唐颖:《对谈录》,见唐颖:《阿飞街女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0页。
[10]程永新、唐颖:《对谈录》,见唐颖:《阿飞街女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www.xing528.com)
[11][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12]陈思和:《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见严歌苓:《严歌苓文集·扶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13]魏心宏:《我看虹影》,见虹影:《绿袖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4]魏心宏:《我看虹影》,见虹影:《绿袖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15]转引自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16][英]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17][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予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18][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予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19]虹影:《答杨少波八问》,见虹影:《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20]虹影:《答杨少波八问》,见虹影:《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21]张翎:《金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6页。
[22][德]瓦尔特·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见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23][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2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25]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自序。
[26]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自序。
[27]严歌苓:《呆下来,活下去》,《北京文学》2002年第12期。
[28]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29]傅铿:《“图画人”文化观中的现代文化——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精粹〉》,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30][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2页。
[31]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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