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

第二节　女性写作视域的拓展和深化

对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进行整体阅读后，笔者有这样一个印象: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的写作始终围绕着女性命运与中西方、民族国家、历史等“宏大”主题进行。就“宏大”叙事的价值，文学评论界有不少评说，在此不赘。笔者认为，中西“接触地带”的特殊性，引发了女作家们对“宏大”主题的关注。“接触地带”本身就是“国”和“国”接触的空间，那么，对“国”，无论是“血缘国”，还是“居住国”的书写自然是题中之义了。“跨文化”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建立在“跨国”行为上的动态的文化现象。难以想象，“跨国越界”后的知识分子会像当代一些作家一样，只把写作的笔触伸向身边的柴米油盐，在写作中沉湎于个人情感、身体和欲望的角落。一己之私，并不是不能表达，如果能把“私”写得透彻，写得深刻，也是对文学、对人认识自我极大的贡献。不过在“国”和“国”挤压的夹缝中，“个人”的存在是如此微弱、渺小，而个人，也必将依附在“国”的“宏大”背景下，才可能找到精神的支点。并且，无处不在的“国”和“国”的差异、差异之下个人命运的巨大转折，必然促使越界者把个人命运和“国”联系在一起。当然，这样的情境或许只适合出身为“弱文化语境”的作家，对出身“强文化语境”的作家而言，他们大多只需要在“异国”书写中满足对“自我”强大的神话的重复建构，或是满足自己对“异国”的猎奇心理。“弱文化语境”者进入“强文化语境”的巨大痛苦，促使她们思考个人以外的很多东西。但对“个人”的分析再深入，再细致，也很难解释清楚如此巨大痛苦产生的根源。这种普遍性的痛苦，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化的性格、情感和命运。因此，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创作中的“宏大”叙事，是女作家们的主动选择，同时，也是在特殊语境下无意识之中的必然选择。

由“国”这一主题延伸去，历史、东西方关系等都受到跨文化背景的写作者特别关注。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注重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并且，她们的写作也有很多女性的性别特点，例如凸现自传性、情感性、倾诉性等，注重精神分析，在她们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性别体验和“国家”等宏大主题的融合。因此，女作家们的跨文化写作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在更开放背景下对女性主体性、女性写作意义的深化，又是在女性视角下对国家、历史、东西方关系等的考察。

“五四”以来，中国对女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重大飞跃，即把女性性别和“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此之前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对女性的写作基本上是把女性禁锢在狭小封闭的世界中，即便是女性写作者对女性自我的书写也大凡如此。“她们的作品常有比较浓重的人情味和现世感，作者思维主要朝向自身、现世，关注的是与此直接相联系的人和事、情与景。某些男作家基于比较丰厚的思想文化土壤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纵深的历史感、恢宏的宇宙意识通常为女性作者所不具备。”^[21]古代女性的写作基本上与社会、国家、历史之类的观念意识无缘，蔡琰、李清照、秋瑾等人的一些作品有比较强的社会现实感，但就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而言，所占比例极小。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家”想象中，女性写作者的参与作用极其微小。

事实上，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参与必不可少，女性的地位、命运、主体性状况可以折射出民族国家的许多特点。女性绝不是一个超越种族、国家而存在的性别群体，相反，它是在民族和国家中具有高度实践性的体系。如果把女性的“内在”世界和民族国家的“外在”世界隔离，那么，对女性的认知、对女性的阐释将带有空中楼阁的色彩。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缺乏女性参与的。对民族国家的阐释，如果缺乏女性阐释，也是片面的、残缺的，把女性排除在外的民族国家阐释，是父权主义和男权主义对女性压制的单方面想象。

“五四”以后，中国女性和民族国家间的关系逐渐密切，女性参与民族国家进程的意识日渐自觉。这为女性认识自我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女性从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获得了审视自我的深度空间。女性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写作资源。

不过，从“五四”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女作家的写作基本上是在单一“国”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后，跨文化写作则为认识中国女性的主体性、界定女性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走出单一的民族国家，多种族、多国家的语境，不仅使得女性生存空间扩大，女性群体自我意识深化，而且也标志着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们获得了新的反思与观照角度。女性在“国”和“国”关系的宏阔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血缘女性的特质、建构中国血缘女性的主体性。

中西接触的空间背景，不但使女作家们对女性本身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使她们运用新的角度对国家、种族、跨文化、人性等问题都产生了思考。从女作家们作品对西方“空白”形象的塑造、对西方在全球化时代强势性的揭示，可以看出她们对西方的认知跳出了浪漫的想象。通过写作，她们认识到“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在所谓的“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持续存在。通过写作，她们摆脱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可能性，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只有建立民族自尊心、梳理清民族文化的优劣，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立足、发声。在对中国形象的剖析中，我们也看到了女作家们面对母国的真诚性，她们对中国的情感无论是诗意化的皈依还是锐利的批判，都表现出游子对出生国的赤子之心。即便是从她们对母国的反省和批判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她们对母国深厚的眷恋之情。她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思考，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以上主题的认知。例如当中国当代文学已远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写作时，张翎从各个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书写，她的写作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相对主义的虚幻性，也提醒我们现代国家精神是建立在传统精神基础上的，如果抛开传统文化，现代国家建设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虹影、严歌苓、查建英等人对中国的书写具有反省和批判的力度，她们从各个角度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分析。“国族”叙事在近期国内的文学写作中不是一个被集中谈论的话题，但上述女作家们的跨文化身份和经历使她们都对“中国”问题格外关注，她们的创作唤醒了人们对国族问题的重新思考。

近三十年大陆背景女作家对国族叙事的重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续。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关注，中国人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对于国家的依赖感可以说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国家兴亡、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更是激发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家的“国族”书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五四”时期注重对民族文化的剖析和重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视救亡图存的主题，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国族想象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解放后的国族写作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把中国放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政治色彩浓厚的自我想象。

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中国女作家的“国族”书写主要具有以下特质:强调国家在个人身份中的作用，同时以质疑为核心，重新梳理中国国家进程中的问题，发掘国家发展中的正反面因素。反对国家强权对个人的压制，注重表达个人和民间在国、族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中国女作家来说，国家是一个沉重的命题，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一方面强调国家之于个人的不可缺失性，一方面又警惕国家对个人的扭曲和异化，呼唤国家形态中的个人自由。她们对于中国在情感上的依恋感是非常强烈的。她们的写作，从整体上说，就是游子在异国他乡对母国的眷恋书写。她们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即便是特立独行、个性十足的新女性，也对母国抱着真诚的情感。但她们对中国国家建设进程中的问题同样敏锐，甚至可以说是激烈。她们反对“国”对人的控制和异化，质疑中国历史进程中某些阶段权力的泛滥，探究原因，并剖析个人在权力压制下的人性、情感、命运发生了哪些变化。她们也关注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面临的问题以及人的命运。总而言之，在书写中国的时候，这些女作家不只是把中国当成情感依托和身份归宿地，而且更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

近三十年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不但关注单向的中国问题，而且关注双向的“国”与“国”接触的问题。跨文化意识，使作家们创作涉及的一些领域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例如对身体的写作，“身体写作”是当今文学创作的一个热门话题。对“身体写作”潜藏着理解上的歧义。近三十年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也不乏“身体写作”，当“身体写作”被置放进“跨文化”的框架，便产生了特别的涵义。比如虹影的《英国情人》，写的是中国女性闵和英国青年裘利安的故事，两人的爱情故事，不乏肉欲的吸引，闵给裘利安提供了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式”性爱，裘利安被闵吸引，很大程度上是被闵的“性”吸引。裘利安给闵的“性”赋予了套语式的意义，在裘利安看来，闵的“性”是东方式的神秘的、阴柔的，甚至带有魔性以及邪恶的成分。两人的爱情以分手告终，激烈的肉欲吸引最后演变为分手的惆怅。小说中，裘利安对闵的身体的态度由最初的被吸引发展到后期的恐惧，裘利安发现，在身体方面，是东方女性控制着他，而不是他占据主导地位，他发现不是他控制着闵，而是他落入了闵编织的肉欲之网。于是，他对这段恋情变得疑虑，甚至惊恐，两个人的恋情不了了之。裘利安对闵态度转变的过程说明了西方人面对东方时的态度转变:最初是想象东方，当真正面对东方时，发现东方异于他们的想象时，便采取了回避和逃离的态度。他们并不是真正想了解东方，或是热爱东方，小说中写道:“他实际上摆脱不了种族主义，不过比其他西方人更不了解自己而已。他的灵魂深处藏着对中国人的轻视，哪怕对方是他最心爱的女人。在闵和郑的面前，他的决断绝情，说到底，还是西方人的傲慢。”《英国情人》从身体写出了种族、国家、文化间关系的实质。虹影的小说《阿难》、《女子有行》、《绿袖子》、《饥饿的女儿》都有大胆的身体写作，她的身体写作和虹影对人性的思索、国民性塑造、跨文化问题、女性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虹影把“身体”放到了国、国与国、人性、女性等大背景下进行“展示”、分析。

唐颖的小说、王蕤的小说也不乏“身体写作”。作家对身体的书写是和跨文化背景中的人性的自由和禁锢、跨文化接触中的吸引和怀疑、“国”和“国”之间的权力关系等命题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她们的“身体写作”，超越了对肉欲简单的展示，避免了“身体写作”成为无根的浮游之物。如唐颖的《阿飞街女生》写米真真和安东尼之间的情欲，米真真在与安东尼的身体接触中，获得了短暂的身体释放和精神释放。小说写米真真和安东尼的“身体接触”时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叙事方式:身体的接触和米真真的“倾诉”、安东尼的“倾听”交叉在一起进行。米真真精神的焦虑和紧张达到了极点，安东尼的出现对于米真真来说，是新鲜的，意味着身体和心灵的一个可能的出口。在肉体接触的过程中，米真真向安东尼述说了心灵深处的焦虑、紧张、怀疑和忏悔。米真真希望从和安东尼的身体接触中得到肉体和灵魂的融合，但她最后失望了，她的“倾诉”需要补充许多背景知识，需要不断地说明、解释。米真真认识到，主张国际化生活的美国知识分子安东尼骨子里仍是东方主义的:“她突然出现的沉默和微笑，在他看来都是神秘莫测的……他遇见了一个令他想要探索的女子……”米真真对于安东尼来说，仍然是一个东方式的幻想。当安东尼发现他“想要探索的女子”身后神秘莫测的世界超出了他对东方套语式的想象，便对米真真失去了继续“探索”的兴趣。小说中写:“她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驿站，之后，他会找回他的同族女子结婚，或者，继续和少数民族女子恋爱?但是一开始，他怎么和她们交流，如果她们只会说法语、抑或西班牙语和汉语?有人说，情人之间只有身体，可他的身体是羸弱的，能负载这么多的功能，其中一项是不同文化的沟通?”小说对中西方身体基础上的精神沟通提出了深度质疑。安东尼的形象仿佛是现代版的裘利安。虽然安东尼的时代和裘利安的时代相差半个多世纪，但唐颖和虹影两位作家对西方人物的塑造、东西方情人爱情模式的建构具有本质上惊人的相似，这说明了种族问题并不是在时间流逝中就会被淡化的。不同的历史时段，会使东西方人物之间的爱情被附着上不同的历史印痕，但许多核心问题还是具有延续性的。

王蕤的《哈佛情人》中这样写“你”和“美国大学教授”之间的情欲:“它是一张画布，你们用自己的身体在上面作画，是抽象的那种，达利的梦境。它也是你们的战场，你们之间的一场战争，你们争夺的是能量，是自我，是上风。你们在顽固地抵制彼此的诱惑，拒绝妥协。你们用自己的语言与词汇、自己的游戏规则在争夺。”小说中对“你”和美国大学教授“小叶”之间的“身体写作”带有强烈的“权力”色彩。《纽约旧事》中“丽丽”和非洲青年相爱但不能相守，“她可以与他一遍遍做爱，与他一起流泪，但她不会告诉他她真正的名字，她身体的裸体与释放却无法使她的精神也完全裸体和释放出来。她有顾虑，而这种顾虑是带有不安全感的。面对非洲人的本真与不设防，她却无法丢掉她的顾虑，那种中国人的、知识分子的顾虑，她为此感到羞耻”，“她所能做的就是，用她的身体，来爱，让原始之爱来占据她被文明渗透的思想”。种族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身体和灵魂的矛盾在小说中得到表达，小说对“中国人”、“知识分子”内心存在的“种族歧视”的揭露是很有勇气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人们视野中的显性问题，但种族、民族接触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晦暗的领域有待作家发掘。唐颖的《美国来的妻子》中也有一段女主人公汪文君和非裔美国青年的“身体”故事。汪文君在精神极度苦闷的一个夜晚，接受了一个非裔美国青年的诱惑。暂时的放纵之后，是汪文君更深的痛苦和自责，汪文君认为这是一场堕落的邂逅，她坦白，中国人“对黑种民族的歧视远远超过了美国的白种人”。两部小说说明，跨文化歧视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态度和行为中，而且也存在于第三世界之间，第三世界中的作为个体的国家和个人也不完全是被控制、被歧视的，对自身“种族主义”的揭示则更需要清醒的反省意识。

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则对西方男性的身体非常迷恋，她写一次约会的感受:“麦克的眼睛闭着的时候，像一层雪白的白玉薄瓷，一旦张开，上眼睑的几十根睫毛如绒毡般向上伸开”，她对西方男人的眼睛做出细致入微的描写和诗意赞叹，她说这双眼睛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动人的眼睛”。她在小说中写西方男性的身体“如玉瓷般细腻洁白”，如“古典油画”。周励对西方男性身体的态度和她对西方的态度是一致的，周励对美国社会非常推崇，虽然她在小说中一再标榜以中国人为荣，一再强调自己的中国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但她在无意识中表现出对西方社会的膜拜和屈从，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中国人，为中国人争光，但她所谓的成功是因为受到了美国人的肯定，她一直焦虑地需要借西方的认可来确认自己，她一直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被观看、被定义、被评价的位置。小说中周励对西方男性身体的赞叹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作家的“身体写作”和国与国之间的跨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写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不一样的“身体”。女性的身体，参与到历史中去，参与到跨文化的语境中去，拓展了“身体写作”的维度。

对“物质消费文化”，跨文化背景下的女作家写作也表现出了独特的价值。物质消费文化在近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一些年轻作家的写作对当代消费文化有细致的表达。作家们有的对消费持热衷态度，有的则表现出反省意识和批判意识。唐颖的《美国来的妻子》和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及《慢船去中国》都关注物质消费文化。物质消费首先是经济范畴的，“‘生存意义’的价值贬值往往在消费社会中意味着经济价值的增长”，^[22]“人们在消费商品时已不仅仅是消费物品本身具有的内涵，而是在消费物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23]唐颖和陈丹燕笔下的消费文化，又带有第三世界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符号化想象。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的一大主题便是上海人如何试图在想象的西方消费中确认自我身份。散文集中写咖啡馆、酒吧、饭店等消费场所，写上海人对感恩节大餐、西式时装、意大利皮鞋、西班牙瓷砖、美国大片等的消费，无不是围绕上海人对西方的想象和认同进行。《慢船去中国》中的王家人对西方消费方式的崇拜，甚至到了奴性的地步。小说中对王家人对美国消费方式的迷恋进行了戏仿化的书写，小说写“文革”时期，在王家人的眼中红房子西餐馆旁边的一家糕点店:“全上海只有在这个糕点间里，能够买到一次可以吃完的小块黄油。那一小片黄油用厚锡纸漂亮地包着，让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体贴和照顾”，“自从叔公回到上海来住，用他的身份证可以进华侨商店买东西，维尼叔叔就只用力士香皂了”。

《美国来的妻子》中的汪文君，在国内时对“锦江饭店”的消费，到美国后对“价值上百美金”名牌时装的消费，都带有完成想象中的西方身份转换的问题。詹明信在其理论中指出了资本扩张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他指出跨国资本主义才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实现方式，“在此，资本的扩充已达惊人的地步，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延伸到许许多多此前未曾涉及的商品化领域里去，简言之，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才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纯粹的形式。”^[24]陈丹燕和唐颖小说中的人物，用他们的消费想象回应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她们笔下的“物质消费”活动，和第三世界中的个人化的西方想象、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等命题联系在一起，和中国国内进行的单向的物质消费活动相比，又具有独特的内涵。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是在国族意识和跨文化意识指引下进行的写作。“国”的概念，使女作家的写作表现出了深厚的文化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国”的意识中，女作家们在小说中确立了新的女性主体性，并且，她们对中国国族问题的思索、对跨文化问题的思索，都具有一定价值。她们的写作充分表现了女性在写作“宏大”主题时的能动性和建设性。戴锦华强调了女性和女性主义在全球语境中地位和作用，她说“其中女性作为现代社会秩序中的‘自我’的‘他者’，女性主义作为解构和建构性的思想资源的意义，正在变化的全球语境中凸现出新的突围与实践的意义。”^[25]萨义德也说:“如果在一开始我们就承认既特殊、又互相重叠与关联的历史经验——妇女的、西方的、黑人的、民族国家的和文化的历史经验——那么，就没有特殊的认识的理由赋予它们每一个以理想的、在本质上是独立的地位。”^[26]他的这段话说明了性别、种族、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相关性。性别和种族、国家活动、国家运作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性别和民族有交叉的关系，女性经验因种族、民族、国家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表现出了中国血缘女性和种族、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相关性。

【注释】

[1]戴锦华:《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见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33页。

[2]［德］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3]陈思和:《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见:《严歌苓文集·扶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4]李亚萍、严歌苓:《与严歌苓对谈》，《中外论坛》2005年第5期。(www.xing528.com)

[5]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见陈惠芬、马元曦主编:《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6]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91～92页。

[7]陈思和:《跋语》，见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8]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3～134页。

[9]张广利、杨光明:《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10]李小江:《改革与妇女解放》，《光明日报》，1988年3月10日。

[1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序第5页。

[12]查建英:《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176页。

[13]于青:《智性的魅力》，见查建英:《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4]于青:《智性的魅力》，见查建英:《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5]于青:《智性的魅力》，见查建英:《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6]虹影:《饥饿的女儿》，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17]于青:《成熟的新锐派》，见王蕤:《哈佛情人》，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8]陈晓明:《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关于虹影的〈英国情人〉的断想》，见虹影:《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19]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1页。

[20]田泥:《走出塔的女人: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分裂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1]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22]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布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见谢立中、阮新邦主编:《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23]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布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见谢立中、阮新邦主编:《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24]［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页。

[25]戴锦华:《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见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37页。

[26]［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