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来说,“国家”毕竟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显得缥缈。“故乡”与之相比,则亲切得多,也现实得多。“故乡”是血缘和人生的起源地,常常也是心灵的栖息之所。
近三十年跨文化背景女作家的创作中,“故乡”是被反复书写的空间。北京在刘索拉、查建英、王蕤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她们作品中的“京味儿”是非常明显的;在中西文化碰撞间成长的上海是陈丹燕、唐颖笔端留恋的场所,当唐颖的生活“离上海的市中心、淮海路、‘阿飞街’愈来愈远的时候”,她“小说中所描述的人和事却离上海愈来愈近”[17];雾气环绕、江河奔流的巴蜀之地是虹影作品里最常出现的地区;温州则在张翎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故乡在以上作家的作品中被反复吟唱,正是依靠“故乡”,作家们对“国家”的感触才有了坚实的落脚点。
故乡的语言——方言也成为作家写作语言的一个部分。方言表现出一个地区特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沉积。作品中使用方言,可以增强作品的地域色彩和生动性,还可以使作家的表达更具个性化和感染力。
刘索拉《对北京的只言片语》一文中这样写:“北京话的魅力在于那些土话和口音。现在好的中小学出来的北京学生仍是说好听的北京话——老北京腔加学生腔。”刘索拉的作品中,也时时可见北京话的影子,如《混沌加哩格楞》中写一个北京人黄哈哈的感受:“哈哈住惯了北京,觉得伦敦无论天气或人全阴不阴阳不阳,下雨的时候,人们的表情更透着像恐怖电影的阴冷。太阳好不容易出来,哈哈想趁机光光胳膊和腿,风一吹,关节炎就犯。”如《蓝天绿海》中有这样一段话:“也许我真该和丁先生通一次话,我现在喉咙发干,好像长满了癌。我肯定是唱不出来了,因为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觉得无聊。如果我把昨天晚上的事告诉陆升,他一定一声不吭地背起吉他,拎着我的提包往车站走……”这两段话的叙事风格有明显的北京话特征:语音活泼,语速快,略显絮叨,表现力强,感染力强,幽默调侃。刘索拉的作品并不刻意使用北京方言的词汇和语音,但在语言的表述风格上则有明显的北京方言特点。北京方言的幽默调侃性和刘索拉的创作风格相得益彰,如果缺少了北京方言的风格色彩,刘索拉作品的生动性将大打折扣。查建英小说的叙事者的叙述也大多带有北京语言风格,如《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的叙事者评价“伍珍”:“一一描述伍珍如何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脸上堆着笑,脚底下使绊子,似乎嫌过于啰嗦了。”《往事离此一箭之遥》中:“我们这一届大学生挺特殊。积压了十多年,个个全是脸上大器晚成,肚里才华横溢。我一没插过队,二没做过工,三没背过爹娘的黑锅,平白与一帮子苦大仇深奔三十的老红卫兵坐一条板凳当同学,不免觉得身上少几斤,轻飘飘地没着落。”这两段话活泼生动的语言结构方式、幽默尖锐甚至有些尖刻的语言风格,都带有显著的北京方言色彩。
虹影的创作有明显的“故乡”情结。“故乡”对虹影来说,是苦难的场所,又是心灵和情感的归属地。虹影笔下的故乡,是“下等人”的、藏污纳垢但又具有坚韧生命力的草根的重庆。虹影作品中的重庆方言,草根色彩十足,它粗鄙倔强,带着原生态的粗糙质感,但又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饥饿的女儿》中写“文革”期间公审大会一个乞丐的感叹:“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基本上使用的是重庆方言,如母亲对“我”说:“六六,别拿脸色给妈看。实话讲,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人活着比啥子都强,不要有非分之想。”如小说大姐对“我”说的话:“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饥饿的女儿》写的是低贱的生命、灰暗的生活中人性的挣扎,底层人所使用的重庆方言帮助作者还原了特定历史场景下底层重庆人的生存状态。《饥饿的女儿》所呈现出的真实感有触目惊心的效果,大量方言形成了重庆底层人生活的“气场”。粗砺生动的重庆底层方言,使虹影作品中的故乡具有很强的真实感。虹影借助方言,塑造了活生生的故乡形象和人物形象。现当代文学史上,鲜有女作家有虹影的这般勇气,把如此粗暴、蛮横、无情、鄙俗的方言写了出来。方言中的重庆,混沌中带着坚韧的力量,无情中又有撕扯不断的感情纠葛。作家对方言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故乡人复杂的态度和深厚的情感。虹影记录着故乡人的方言土语,这种语言绝不文雅,但它的语音、词汇、表达方式早已渗透作家骨血,因此,作家对它充满眷恋之情。虹影对方言的态度是对故乡态度的象征,方言是虹影表达个人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陈丹燕、唐颖作品的对话也带有上海方言的特点。如唐颖《美国来的妻子》中王文君和丈夫元明清回忆以前生活的一段话对话:
“是口伐,有介便宜?”元明清插嘴问,十分诧异。
……
“喔哟,你都记得,女人真是记忆的动物!”元明清瞪大眼睛佩服地望着他的老婆。[18]
这段对话使用了上海方言特有的语气词“口伐”、叹词“喔哟”和疑问句型“有介……?”
陈丹燕《慢船去中国》中王家人谈论叔公的死时,“朗尼叔叔”说:“烂死在上海就算是运道的了。”这里使用了“运道”这一有明显方言色彩的词语。范妮到婶婆家去,“婶婆”对她说:“我懊悔没有关照你,可以从广场拐过来就看见的那个Playground的门进来,那里最好找。”婶婆到美国已经有几十年,这句话中英语言夹杂,其中“我懊悔没有关照你”中“懊悔”在此处的使用带有上海方言特点。
张翎小说《邮购新娘》中“杏娘”的一段话具有鲜明的温州方言的乡土特点:“杏娘见老汉站着不走,就翻了他一眼,说:‘托盘碗盏回头洗完了再给你送回去,你不用等了。哪有你这样看人家吃饭的,倒像是狗等剩食似的。人家林先生打地方来的,以为我们乡下人都这么没相道。’”
上海方言、温州方言和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有很大差别,从文学作品的传播角度来说,上海方言和温州方言不利于作品的传播,陈丹燕、唐颖、张翎的作品对上海、温州方言的使用是局部的,但即便如此,读者仍能从细节之中感受到浓郁的地方色彩。
语言不但是简单的表意工具,它还是广阔的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对普通话这一标准语的推广,显示出了新政权除旧布新、建立统一规范的愿望。并且,对于一个土地广阔、方言众多的国家来说,普通话在促进交流、增加凝聚力方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过,普通话的推广并不能否定方言的存在,方言是“地方性知识”,是特定区域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承载物,带有独特的文化意味。方言强烈的认同功能是普通话不可比的。
方言是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祖先话语,带有血缘和记忆的灵韵,也是特定区域智慧和精神的一种载体。本雅明认为,那种远离“故土”的现象,随着盲目冒进的现代进程,造成“气韵”的丧失。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带有怀乡恋旧的意味,在营造作品的“气韵”上也具有独到的功能。方言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而是话语和修辞的化身,成为一种秘密的移情形式,深刻包含着作家精神的自我理解,包含着作家精神谱系的自觉。美国人类学家费什曼认为,族裔不是建立在生物性、物质性和科学性上的,而是建立在文化性和象征性上的,由许多社会特征相互结合而决定。美国社会学家施默霍恩也认为,族裔是一个作为族群的一个或多个象征物的文化聚焦,象征性的文化纽带可以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加牢固地将同族裔的人们凝聚在一起。语言除是表达和交流的工具之外,也是象征性的“文化聚焦”纽带。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对汉语的认同,反映出对个人族裔归属的选择。作家们对方言的使用,则使个人的族裔背景更加具体化,更加生动可感。
【注释】
[1]吴叡人:《认同的力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3页。(www.xing528.com)
[2][英]帕默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8页。
[3][英]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4][美]亨利·施瓦兹:《放任自流的语言学:语法与帝国的符码》,见郭宏安等主编:《国际理论空间》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5][美]贝尔·胡克斯:《语言,斗争之场》,王昶译,见许宝强、袁伟编选:《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6]陈丹燕:《慢船去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7]《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8]聂华苓:《桑青与桃红流放小记》,见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
[9]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页。
[10]张卫中:《母语的魔障——从中西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学的差异》,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11]李亚萍、严歌苓:《与严歌苓对谈》,《中外论坛》2005年第5期。
[12]转引自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3]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4]王一川:《汉语形象和现代性情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5]王一川:《汉语形象和现代性情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6]刘索拉、金燕:《刘索拉:音乐——宿命,你别无选择》,见刘索拉:《你别无选择》,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2页。
[17]程永新、唐颖:《对谈录》,见唐颖:《阿飞街女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页。
[18]唐颖:《美国来的妻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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