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代的散曲和诗文
元代文学以戏曲为主流,但它并不独占文坛,还有其他文学形式存在,如散曲、诗词、散文、小说等。
散曲是元代的新兴韵文形式,是一种以抒情为主的诗歌体裁。散曲与杂剧中的剧曲在形式上是一样的,都是合乐歌唱的曲词,要按谱填写,每种谱都有格律规定,称为“曲牌”。但散曲与剧曲又有区别,散曲可以独立存在,用来抒情、写景或叙事,属于格律诗类型。而剧曲属于戏曲文学,是杂剧的组成部分,用以表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与剧中故事密切相关,一般不能独立存在。
散曲之所以在元代成为抒情文学的主要形式,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来看,当一种文学形式走到了难以适应社会和人们需要时,人们就会寻求新的形式来取代之,明代孟称舜《古今词统序》说:“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又说:“词者诗之余也,曲又词之余也。”词到了南宋后期,走向了形式主义道路,其艺术上精雕细刻,格律苛严,字句高雅,内容狭窄,多应景之作,缺乏情感和思想深度。这种衰微气象,与元初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要求很不适应。词体必须改革,面向现实,从民间“俗谣俚曲”吸收新的成分,从少数民族乐曲中吸收新的音乐,用活的民众口语来代替高雅的文言,于是,在词的基础上,一种新的配乐诗体,即散曲运时而生了,风行于有元一代。
元代散曲作家200余人,现存作品4300多首,其中小令3850多首,套数450余篇,由于受正统的文学观的影响,当时很少有编辑人员对它进行搜集,编次成册,想必散佚者不少。近人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算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
元代散曲可分前后两期,大致以元成宗大德后到仁宗皇庆前为界,与杂剧分期相近。前期的散曲作家活动中心在大都,是散曲的兴盛期,作者有著名的杂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还有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如卢挚、姚燧、张养浩等。还有一些伶人和无名氏的作品,其中以杂剧家的散曲成就最高,他们的作品,既有民间文艺质朴自然的本色,又有锤炼精致优美的艺术境界,如马致远的套数《秋思》和张养浩的小令《潼关怀古》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后期的散曲作家活动中心渐向杭州一带转移,出现了一些专攻散曲的作家,他们对散曲的体制和艺术手法加以探究,使作品规范化,朝着雅正典丽的方向努力,写出了一些好作品,但前期生气勃勃、通俗直白的特色慢慢消失,失去了旺盛的活力。其中优秀作家如张可久、乔吉等。
元散曲的创作风格是多样的,一般说来,与词风一样,可分为豪放和清丽两大派。豪放派以马致远为代表,清丽派以张可久为代表。前期以豪放本色为时尚,后期以清丽文采为主流。前期多北国雄浑之气,后期多南方妩媚之风。到了元末,南曲音乐融入北曲,不少作家采用“南北合裳”的方式创作,使北曲渐向南曲转化,为明代散曲以南曲为主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散曲作者中,少数民族作家耶律楚材、贯方石、马祖常、萨都剌等,都有独特的风韵,在元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www.xing528.com)
元代的诗词在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之余绪,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和变化,但在思想内容上,却打上了元人的时代烙印。元代的诗,清人顾嗣立《元诗选》共收340家,顾氏未见的还有50余家,诗数千首。元诗前期,忽必烈吞灭南宋前后,一些汉族诗人在诗中抒发了对汉族政权的同情和留恋,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较著名的诗人如郝经、王恽、姚燧、刘因、戴表元、赵孟、吴澄等,他们的古体诗学汉魏,近体诗学盛唐,风格清丽而遒壮,逐渐形成南北统一的诗风。到了元诗后期,即元成宗大法之后,社会政治已较安定,诗歌创作进入了盛世之音,风格端庄雅丽,较著名的作家就是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大家,他们作品内容也涉及揭露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现象,但多数还是些个人的生活感触,或题画咏花,或赠友应酬,也有抒发政治上悲哀恐惧心情的,大都缺乏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情感,但在艺术技巧上,风格雅正,声律严格,语言流畅清丽,注重锤炼字句,呈现了太平之音,直到元末,杨维桢、王冕、张翥等人的诗,才又有了些描写社会矛盾的内容,如王冕的《江南妇》、《悲苦行》,杨维桢的《盐商行》、张翥的《漷农叹》等便是。他们的诗风,也有一些特点,王冕的风骨高奇,模拟李贺之风,杨维桢除学李贺外,还有李商隐的韵味。
元代词与元诗一样,没有新的建树。今人唐圭璋所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收元词人212位,词作721首。其前期的词人,大体上有三类,一是南宋的逸民,二是金朝入元者,三是蒙古统治下的北方汉人。这些人大多经历了亡国和战乱的痛苦,在词作中,往往抒写了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感叹世事沧桑,吊古伤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赵孟的《虞美人》、《浪淘沙》,姚云文的《摸鱼儿》,王恽的《春从天上来》,白朴的《水调歌头》,刘因的《人月圆》等,这类作品反映了那个动荡时代给士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可说是那个时代的伤痕文学。元词的后期,多抒写词人的个人出处行藏和隐俗居半的生活感受,代表作家如虞集、萨都剌、张翥等。他们已没有前期词人那种抚昔伤今之叹,情感不够深沉。在内容上,大多表现出一种功业无望、前程难料,但又无可奈何,寄情林泉、貌似旷达但又隐藏激愤的矛盾心情。如虞集的《无俗念》、刘敏中的《满江红》等。张翥、李孝光、萨都剌的词作,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感情也较真切。但总的来看,元代词已无法继承宋代的盛况,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说:“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
元代的散文成就平平,与唐宋较之,远为逊色。像宋代那种风格多样、人才辈出的盛况,已难以为继。南北分裂、宋金对峙后,散文创作,每况愈下。到了元代,仍不复苏,虽有一些著名作者,也有一些可读篇章,但抒情写物的、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很少,大多是经世致用,歌功颂德的说教式论说文学,缺乏个性。
元代散文始终没有一种主流和稳定的风格,欧阳玄的《潜溪后集序》云:“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实际上是将散文分为四期,每期风格各异。如从各期的综合情况考虑,一般说来,还是可分为前后两期,与诗词一样,以大德后(1307)为界。前期作者大多为宋、金遗民,其文古朴,有情致之文,多为怀念故土的兴亡之叹。著名作家有郝经、戴表元、姚燧、姚枢、赵孟等;后期作者大都生活在元王朝由盛变衰的时期,延祐初恢复了停止70多年的科举制度,强调“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元仁宗皇庆二年《科举诏》),加强了文章的封建正统道德观,这对散文创作影响颇大,所以后期的散文,书生气十足,四平八稳,端庄森严,究章往哲。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优秀作家,如虞集、马祖常、吴莱、欧阳玄、柳贯、苏天爵、杨维桢、李孝光等。他们也时有佳作,如马祖常的《记河外事》、柳贯的《送段吉甫州判序》、杨维桢的《耕间堂记》、李孝光的《大龙湫记》等,都写得生动活泼,有滋有味。
元代的骈体文,基本上没有名家名作,文坛上单篇的四六文几乎绝迹。偶尔可从翰林学士的诗文家遗集中,见到制诰一类的文字。如姚燧的《刘秉忠赠赵国文正公制》、虞集的《奏天奎章阁疏》等。这类应用文体,歌功颂德,毫无新意。姚燧与虞集号称元文两大家,尚且如此,其他作者,何足道哉!但骈俪作为一种写作技法,在元代却运用得极广,说唱文学、散曲、杂剧中,随处可见。如张可久〔双调·折桂令〕
眼转秋波,脸晕春潮。檀板轻敲,冰弦初奏,彩扇低招。倾城倾国越西子,梨梨枣枣;行云行雨楚巫娥,暮暮朝朝。橙剖并刀,酒捧金蕉。
元代以叙事文学占领文坛主要地位,除杂剧外,还有小说。但现存的小说大多经明人修改,具体年代难以确定。能判定的只有陆显之的《好儿赵正》(《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篇。《三国志平话》等几种历史平话,大致可定为元人作品,但因是话本,为说书人所用,实际上是集前人之成果,因而也可能是宋人所传,一般统称为“宋元话本”。本书在宋代文学一编中,对话本已作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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