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公子重耳之亡：先秦散文研究中的善于写人

二、善于写人

《左传》的作者，非常善于写人物，书中广泛描写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从天子国君到大夫，从主帅将军到谋士，以至监军、说客、谋士、卫士、侍从、商人等等。对于这些来自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物，作者都能揣摩形象，洞悉心理，无不细致入微地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一个个写得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左传》写人物尤为可贵之处还在于，能表现出人物在复杂而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性格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使相当多的人物既表现出历史的真实性，又成为富有文学魅力的艺术形象。

《左传》写人之所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和作者成功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是分不开的。这些出色的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善于选择典型事件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从写人的角度来看，《左传》堪称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长廊，它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作者往往只是用极其简略的文字，借助一个典型的事件，就把一个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推到了读者面前。如对于《郑伯克段于鄢》中的武姜，作者写到:“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寥寥十余字即交代了由于庄公难产而导致母亲武姜对其深恶痛绝，并因此而亲自导演了一场母子兄弟之间兵戎相见的军事冲突。姜氏的丧失亲情、丧失人伦、极端自私、不顾大局、甚至心灵扭曲、精神变态等特点都在此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再如僖公二十二年发生的“宋楚泓之战”: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这是楚国为救郑而向宋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作者写了宋襄公一系列荒唐的举动以及因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在这场战争中，原本宋国占有极大的天时地利的优势。楚国军队需要在严冬季节渡过泓水才能作战，宋国如果能正确决策，正确指挥，利用天时地利的优势，抓住战机，是完全有战胜楚军的可能的。可是，一系列有利的战机被宋襄公一个个断送掉了。在宋军已严阵以待之际，楚军才在慌乱地渡河，宋襄公以为“不可”;当楚军已渡过河而还没有排成军阵之际，宋襄公依然认为“未可”。当楚军排成军阵之后，宋军才发动了进攻，可为时已晚，“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宋国军队以惨败而告终。面对国人的指责，宋襄公还执迷不悟，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决断进行辩解，什么不能杀已受过伤的敌人，不能进攻头发斑白的敌人，不能向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发动进攻等等。这一极具典型意义的事件充分地表现了宋襄公恪守仁义道德教条的荒唐与可笑，其迂腐蠢笨、僵化固执的特点已跃然纸上。再加上后面司马子鱼的一段议论，宋襄公对军事的无知已到了极其荒唐的地步。他所标榜的仁义道德也成为贻笑千古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

在通过典型事件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所记的《晋公子重耳之亡》最具代表性。这段文字比较完整地写了重耳由出亡到回国后的经历。重耳由出亡到回国，其间长达十九年之久，再加上回国后的一段时间，这篇作品反映的时间跨度至少应在二十年之上。这是重耳一生中最复杂、最重要的经历，也是重耳由青少年而到中年的重要成长阶段。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作者用墨不多，非常简练地写了重耳这二十多年的主要经历，作者以独具之匠心，选择了其间重耳经历过的一系列事件以及重耳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和作法，反映了重耳在不同时期的性格特点。

作品从重耳被迫出奔的事由写起，晋献公听从宠妃骊姬之谗言，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身亡，晋献公也准备向重耳驻守的蒲城(今山西省隰县)进兵，重耳没有选择与父亲兵戎相见，决定出逃，从此，这位贵公子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十九年中，可记的事情自然很多。但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只是选择了其中一些典型的事件加以记述。例如“过卫”一节，由于卫文公拒绝接待他们，这些狼狈的逃亡者只好“乞食于野人(老百姓)”，正在田间劳作的老百姓顺手抓起一块土就向他们扔过去。这就激怒了年轻的重耳，要用鞭子去抽打对方。重耳的舅父子犯赶紧劝阻他，并说:“这是老天送给我们的礼物(这预示着我们将要得到天下的土地)”，还以最隆重的礼节拜谢了老天并把土块郑重地放到了车子上。面对同样一件事，甥舅二人却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和举动，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重耳的年轻气盛，头脑简单，容易冲动而不记后果;子犯则处事冷静机敏、沉稳老练。

再如“及齐，齐桓公妻之”一节，写到重耳做了齐桓公的乘龙快婿，自然，相随而至的是富贵安逸的生活，于是“公子安之”。但是“从者以为不可”，那些随行大臣保护重耳逃出晋国不仅仅为了保住他一条性命，而是把振兴晋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不能让眼前这温柔富贵之乡剪断了这个年轻人奋飞的翅膀。重耳的妻子姜氏深明大义，也劝他离开齐国，并告戒他“怀与安，实败名”，但“公子不可”，重耳仍然不愿意离开齐国。最后，子犯和姜氏商量决定，用酒把重耳灌醉，抬上车子离开了齐国，可是重耳还是“醒，以戈逐子犯”。从“公子安之”“公子不可”“以戈逐子犯”这一系列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重耳也只是一个贪图安逸、胸无大志的贵族公子而已。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一节，叙述了曹共公出于好奇而偷窥重耳沐浴之事。这在当时是被认为蒙受奇耻大辱的事情。文中没有记述重耳当时的反应和表现，但却记述了曹国大臣僖负羁之妻的一番议论。从这番议论我们可以看出，重耳当时虽无反应，但在僖负羁之妻看来，“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道，曹其首也。”在一位妇人眼中，重耳将来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物，而且，将来洗雪耻辱，曹国必然首当其冲。后来的灭曹之战打的异常惨烈，也证实了这位妇人的预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的重耳早已不是“过卫”时那个头脑简单、遇事便发的重耳了，他变得胸有城府、成熟冷静了。

尤其是“及楚，楚子享之”一节，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历经磨难，阅历丰富，既成熟老练而又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的形象。在楚国，楚国君主盛情接待了他们一行。但在欢宴之上，楚国君主提出了重耳一行将来如何报答楚国的问题。这是一个看似容易实则不好回答的问题，既要表现出报答的诚心，又要把握住恰当的分寸。在楚国君主一再催问之下，重耳才做了精彩的回答。他首先讲道:“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回答之所以极其精彩，令人击节叹赏，其妙处在于在极简练的回答之中包蕴着极为丰厚的内涵。其一，所谓“晋楚治兵，遇于中原”，这表明了重耳对此后天下大局发展的准确预断。楚国在西周初年受封时只是一个小诸侯国，但却在众多的诸侯国中率先强大，很快成为雄踞长江中下游的大国。而且，它的势力不断向北方推进，已进逼黄河流域。而此时的重耳已非当年的重耳，他壮志在胸，下决心复兴晋国，争霸天下。楚国由南向北推进，晋国由北向南发展，“晋楚治兵，遇于中原”，自然而然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局面。其二，在看似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回答之中透射出他坦诚沉稳的风度和无法掩饰的雄心。其三，报答对方的承诺极有分寸，以“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来报答楚国君主的盛情接待，可以说恪尽报答之诚意了。接着，他又表明，如果楚军还不退兵，那我们只好兵戎相见，决一雌雄了。既表明了报答对方的诚意，又表明了晋国争霸天下的决心。而他的这番回答，更使楚王对他刮目相看，赞美他“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且断言“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

如果我们再把“过卫”“过曹”“过齐”“及楚”所发生的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不但可以看到重耳在不同时期的性格特点，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性格在复杂的现实矛盾中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些文字虽然非常简略，可又非常生动，情趣盎然，在前后对比映照之中，非常明晰地反映了重耳由一个胸无大志、不谙世事的贵公子成长为一个胸怀广阔、宽厚大度、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的成长经历。

2.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及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人的行为都是受到其思想、性格及情感等因素的支配的，因此，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个性，去塑造人物形象，这不管是在后来的小说戏剧中，还是在叙事写人时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普遍的手法。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手法已表现得非常杰出、非常成熟，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

《秦晋崤之战》既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优秀的叙事散文，也是写人的杰作。作者笔下的蹇叔、秦穆公、先轸等都堪称形象鲜明、性格生动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文中极力铺写了蹇叔与秦穆公之间那场极为尖锐，也极其激烈的争论，通过两人言论与行为之间的冲突相得益彰地表现了两人不同的形象和性格的特征。在与秦穆公的争论之中，蹇叔的言辞体现出据理力争、恳切陈辞、令人信服的特点，而秦穆公则是毫无理由地一再坚持，从而体现出前者冷静思考、富有理性而后者利令智昏的特点。(www.xing528.com)

人往往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人物性格都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左传》的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也能通过对人物言论和行动的记述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人物更鲜活、更动人。比如作者对其笔下的秦穆公其人，就非常精彩地展示了他性格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当蹇叔所预料的秦军全军覆没、三帅被擒的惨重失败已成为现实时，秦穆公这位大国之君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所以在三帅逃归之际，秦穆公身穿丧服，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面对逃归的军队，他痛哭流涕，并且直率地承担了这次战争失利的全部责任，而且对三帅给以安慰，不会因为这次战争的失利忘掉他们对秦国的卓越贡献。“文公元年冬”还有一段关于此事的记述:

崤之役，晋人既归秦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面对此次战争的惨败，秦国众多大臣都认为这是统帅孟明的罪过，必须杀掉他，但秦穆公仍坦然表示这是自己的罪过，而且引用诗句说明这次惨败都是自己的贪心所致，而且这种贪心不但祸害了国家，也给孟明等三帅带来了灾难，并对孟明重新加以重用。面对如此惨重的军事失败，秦穆公没有推卸责任，没有找替罪羊，能反省，能自责，勇于承担全部责任，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言论与行动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大国之君的胸怀和气度，也生动深刻地表现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秦晋崤之战》的文末有一段文字写到先轸，这也是通过人物的言行写人的精彩文字:

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

当晋襄公的母亲、秦穆公的女儿放走秦国三帅之后，晋国老臣先轸闻讯急匆匆地前去质问晋襄公，追寻秦国俘虏的下落。他直言相问，年轻的晋襄公也不好隐瞒，只能以实相告:“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毫不掩饰其愤怒之情，面对年轻的君主率直地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满，其中涉及已身为太后的襄公之母，先轸也直以“妇人”而称呼，并且“不顾而唾。”这些从神情态度到语言行为看似丝毫不讲礼节的种种表现，正符合此人的身份特点，也恰如其分地刻画了一位性格刚直、行事直率、不拘小节、而对晋国忠心耿耿的老臣的形象。面对这位功勋卓著的晋国老臣的愤怒指责，晋襄公于是下令派人追赶已经被放走的秦国俘虏，于是，也就有了下面这么一段饶有兴味的文字:

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受命追赶秦国俘虏的阳处父追到黄河边上，看到孟明等秦将已经上了船，于是解下了车子左边的战马，声言奉晋襄公之命，要以战马相赠，想以此为诱饵，诱使孟明等秦将返回岸上。可惶惶如脱钩之鱼的孟明等秦将没有上当，他们向岸上稽首行礼，并回答道:“此番蒙受晋国君主的恩惠，没有杀掉我们，使我们回去接受我们君主的处罚，我们的君主如果能赦免我们的罪过，那三年之后再来报答你们的恩德。”意即三年之后，我们再在战场上相见吧。这极其简短的对双方言辞、行为的记述生动地反映出双方的心计及睿智，也鲜明地表现出他们彼此不同的性格特征。

《左传》的作者不仅能选择重大的事件，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去写人物，而且还能抓住一些生动传神的细节去表现人物，从细微之处对人物的形象、性格予以突显，从而把人物写得形象生动、细微逼真、有血有肉。如《郑伯克段于鄢》中颍考叔的“食舍肉”的细节就表现了他对郑庄公谨慎试探、细心引导的内心活动，也说明了他的多谋多智;又如《殽之战》中先轸“不顾而唾”的细节，看似失礼，却表现了先轸直率的性格，表现了他对晋国的忠诚和对国事的关心。

3．出色地运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左传》在文学上的成熟与它大量运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是分不开的。这不管是在叙事，还是在写人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当然，在写人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真实性的前提下，作者都能通过合理的想象虚构出人物活动的细节和谈话乃至心理活动、个人独白，把《春秋》那样简单的大事记式的记述变为鲜活生动、引人入胜的叙述。如“宣公二年夏”所记: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面对晋灵公一系列挥霍无度、荒唐残暴之举，在大臣们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宣子(即赵盾)又去极力劝谏。这激起了晋灵公的强烈不满，于是，他就派鉏麑去暗杀宣子。鉏麑天亮之前就赶到了赵家，此时赵家大门已开，只见宣子已穿戴得齐齐整整，准备上朝，只是因时间尚早坐在那儿暂打瞌睡。此番情景让鉏麑非常感动，不由得“叹而言”，于是就有了那么一段心理独白式的感叹。要杀掉这位令人感动的忠臣，于心不忍;不杀他又难以回复君命。最后只好选择了“触槐而死”。所述之事，时在夜半，鉏麑叹言，又无人在侧，这显然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而正是借助于作者这巧妙的想象和虚构，才创造了这两个鲜活而足以感动千古的形象。

其他如僖公二十三年所记僖负羁夫妻之间的谈话、僖公二十四年所记介之推和母亲同隐山中之前的对话等，皆属夫妻、母子之间的私下交谈，显然都是出于作者叙事或写人的需要而进行的想象和虚构。这些想象、虚构之笔在《左传》中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说那些私密之谈、独处自白、床夜语等盖出于此。对这些想象之辞、虚构之语，历代史家多所质疑而颇不以为然。但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之《左传正义·杜预序》则对《左传》在记言方面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他首先说:“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尽无不有。”接着针对人们的质疑和批评又指出:“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虽属“代言”，然“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他进而还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钱先生这一高论的意义在于，首先他肯定了对于“追叙真人实事”的历史散文，这种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也是完全必要的。他引用韩非语，把在历史散文写作中的想象和虚构比喻为“见象骨而生象”，只有给“死象之白骨”添加上丰满的血肉，才能看到那“首尾完足”的活生生的大象。只有允许历史家合理的想象和虚构，才会创造出成熟的、引人入胜的历史散文著作。但过去许多受狭隘的经学观念束缚的封建学者对此却多有批评，如“《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左氏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左氏艳而富，而失之巫(诬)”“左氏失之浅”“左氏之失，专而纵。”这些批评显然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偏见，但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出这正是《左传》善于运用想象，善于夸张渲染，表现富于文学色彩的特点的体现。

《左传》中这些精妙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可以看做是文学对史学的介入。它重要的意义在于有力地促进了历史散文的发展和成熟，此后出现的《战国策》《史记》之所以取得空前的卓越成就，无不与此有关，而这也被后世史家普遍采用。此外，它还广泛地影响到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