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诗性的至高地位

4.4.1　戏曲文学：诗化语言的至高地位

明人臧懋循编刻《元曲选》，他的戏曲观念和当时曲家“诗变而词、词变而曲，其源本出于一”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曲和诗的差别是“变益下，工益难”，他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戏曲对于诗词的发展，以解释为什么戏曲创作中语言运用的难度增加了，他说：

曲本词而不尽取材焉。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语、野乘语，无所不供其乘掇，而要归断章取义，雅俗兼收，串合无痕，乃悦人耳。此则情词稳称之难。宇内贵贱妍媸幽明离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状，而填词者必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借，此则关目紧凑之难。北曲有十七宫调，而南止九宫，已少其半。至于一曲中有突增数十句者，一句中有衬贴数十字者，尤南所绝无而北多以是见才。自非精审于宇之阴阳，韵之平仄，鲜不劣调。而强以吴侬强效伧父喉吻，焉得不至于河汉？此则音律谐叶之难。⁽⁷⁸⁾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其实都是关于戏曲语言的问题。“情词稳称”是关于语言风格的问题，“音律谐叶”是语言的语音外壳问题，这两条归并，相当于抒情诗歌的语言形式问题，“关目紧凑”看上去好像指情节艺术问题，实际上是“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所要求的用语言准确传神地描绘人物形象性格的问题。在臧懋循看来，戏曲创作中的所有难题，都是语言艺术的问题，是语言的风格、功能和音律的问题。⁽⁷⁹⁾情节艺术完全没有进入他的视野。(www.xing528.com)

而发生在明代曲学家中两场持久而影响广泛的争论，同样都是以语言艺术为焦点的。一是关于《西厢记》、《琵琶记》与《拜月亭》孰优孰劣的争论。明初“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何良俊观其语言风格，以为“大不然”。他批评道：“《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而《拜月亭》“终是当行”，剧中若干段落，唱词“正词家所谓‘本色语’”。⁽⁸⁰⁾王世贞论“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则仅摘佳句，不论其他，说“只此数条，他传奇不能及”，⁽⁸¹⁾他极称《琵琶记》“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⁸²⁾实际上根据的也是其语言描绘功能的成功实践。另一场争论，则是关于语言的声律优先还是文辞优先的“汤沈之争”。这场争论的实际内涵长期以来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而事实上，汤显祖和沈璟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语言的问题，也就是语言的表达功能重要还是语言的可歌唱性重要的问题。沈璟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吴江派，坚持认为戏曲作品应该是能够供场上歌唱的，而正因为戏曲语言在场上演出时依赖于特殊的音乐手段，所以必须符合音律上的要求，因此沈璟强调说：“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⁸³⁾而汤显祖认为，从事戏曲创作不应该为词曲格律所束缚，只要有才情的好词好句，哪怕是不合音律 ，也不惮写入剧中，“正不妨拗尽天下人嗓子”。汤显祖曾经为自己辩解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清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⁸⁴⁾ “余于声律之道，瞠乎未能入其室也。《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也者，情也……余之发乎情也，宴酣啸傲，可以以翱而以翔。然则余于定律和声处，虽于古人之未逮焉，而至如《书》之所称为言永者，殆庶几其近之矣。”⁽⁸⁵⁾ “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曰，若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非王摩诘冬景也。其中殆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耳。”⁽⁸⁶⁾按汤显祖的说法，他虽然对于音律并不在行，却是按照古代诗人所提供的范式创作的，他的做法虽然不符合现在的人们对于音律的规范，却符合古人“诗言志，歌永言”的要求。汤显祖和沈璟在语言的功能、风格和音律问题上各执一端，他们争论的焦点以及这场争论引发的参与者的众多本身，说明语言在戏曲创作中显得多么举足轻重。

我们知道，西方戏剧摹仿行动靠的是情节，所以亚里士多德把情节看做戏剧的第一要素，而中国戏曲描绘人物靠的是语言，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中国戏曲的第一要素就应当是语言。如果说西方戏剧是情节艺术，情节先于性格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语言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媒介；⁽⁸⁷⁾中国戏曲就可以称之为语言的艺术，语言先于情节，它主要通过语言直接描绘形象的功能完成人物的塑造。臧懋循所概括的戏曲创作“三难”中的语言风格问题、音律问题实际上是语言的功能问题及可歌唱性问题，与纯粹的抒情诗所遇到的普遍的语言问题似乎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在纯粹的抒情诗里，诗人所描写的人物是自我；在运用抒情诗的语言的戏曲中，剧作家所描绘的人物是戏剧主人公。因此，在戏曲中，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节的第一重要性为语言所取代，而不再是情节之后的第四要素。语言的问题，包括语言的功能、风格和语言的声律，是戏曲创作和批评中第一重要的内容，并形成了“本色”和“当行”两个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其主要内容也是关于语言艺术的。所谓“本色”，表面是语言风格的问题，而实质上是语言描绘生活的方式和原则问题。所谓“当行”，指剧本是否适合舞台演出，表现在批评中，则主要是关于“音律谐叶”规范的制定与遵守。⁽⁸⁸⁾中国古代戏曲家在戏曲语言上的关注与执著，实在令人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