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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戏曲诗性的至高地位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发生在明代曲学家中两场持久而影响广泛的争论,同样都是以语言艺术为焦点的。

中国古典戏曲诗性的至高地位

4.4.1 戏曲文学:诗化语言的至高地位

明人臧懋循编刻《元曲选》,他的戏曲观念和当时曲家“诗变而词、词变而曲,其源本出于一”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曲和诗的差别是“变益下,工益难”,他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戏曲对于诗词的发展,以解释为什么戏曲创作中语言运用的难度增加了,他说:

曲本词而不尽取材焉。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语、野乘语,无所不供其乘掇,而要归断章取义,雅俗兼收,串合无痕,乃悦人耳。此则情词稳称之难。宇内贵贱妍媸幽明离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状,而填词者必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借,此则关目紧凑之难。北曲有十七宫调,而南止九宫,已少其半。至于一曲中有突增数十句者,一句中有衬贴数十字者,尤南所绝无而北多以是见才。自非精审于宇之阴阳,韵之平仄,鲜不劣调。而强以吴侬强效伧父喉吻,焉得不至于河汉?此则音律谐叶之难。(78)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其实都是关于戏曲语言的问题。“情词稳称”是关于语言风格的问题,“音律谐叶”是语言的语音外壳问题,这两条归并,相当于抒情诗歌的语言形式问题,“关目紧凑”看上去好像指情节艺术问题,实际上是“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所要求的用语言准确传神地描绘人物形象性格的问题。在臧懋循看来,戏曲创作中的所有难题,都是语言艺术的问题,是语言的风格、功能和音律的问题。(79)情节艺术完全没有进入他的视野。(www.xing528.com)

而发生在明代曲学家中两场持久而影响广泛的争论,同样都是以语言艺术为焦点的。一是关于《西厢记》、《琵琶记》与《拜月亭》孰优孰劣的争论。明初“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何良俊观其语言风格,以为“大不然”。他批评道:“《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而《拜月亭》“终是当行”,剧中若干段落,唱词“正词家所谓‘本色语’”。(80)王世贞论“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则仅摘佳句,不论其他,说“只此数条,他传奇不能及”,(81)他极称《琵琶记》“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82)实际上根据的也是其语言描绘功能的成功实践。另一场争论,则是关于语言的声律优先还是文辞优先的“汤沈之争”。这场争论的实际内涵长期以来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而事实上,汤显祖和沈璟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语言的问题,也就是语言的表达功能重要还是语言的可歌唱性重要的问题。沈璟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吴江派,坚持认为戏曲作品应该是能够供场上歌唱的,而正因为戏曲语言在场上演出时依赖于特殊的音乐手段,所以必须符合音律上的要求,因此沈璟强调说:“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83)而汤显祖认为,从事戏曲创作不应该为词曲格律所束缚,只要有才情的好词好句,哪怕是不合音律 ,也不惮写入剧中,“正不妨拗尽天下人嗓子”。汤显祖曾经为自己辩解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清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84) “余于声律之道,瞠乎未能入其室也。《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也者,情也……余之发乎情也,宴酣啸傲,可以以翱而以翔。然则余于定律和声处,虽于古人之未逮焉,而至如《书》之所称为言永者,殆庶几其近之矣。”(85) “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曰,若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非王摩诘冬景也。其中殆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耳。”(86)按汤显祖的说法,他虽然对于音律并不在行,却是按照古代诗人所提供的范式创作的,他的做法虽然不符合现在的人们对于音律的规范,却符合古人“诗言志,歌永言”的要求。汤显祖和沈璟在语言的功能、风格和音律问题上各执一端,他们争论的焦点以及这场争论引发的参与者的众多本身,说明语言在戏曲创作中显得多么举足轻重。

我们知道,西方戏剧摹仿行动靠的是情节,所以亚里士多德把情节看做戏剧的第一要素,而中国戏曲描绘人物靠的是语言,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中国戏曲的第一要素就应当是语言。如果说西方戏剧是情节艺术,情节先于性格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语言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媒介;(87)中国戏曲就可以称之为语言的艺术,语言先于情节,它主要通过语言直接描绘形象的功能完成人物的塑造。臧懋循所概括的戏曲创作“三难”中的语言风格问题、音律问题实际上是语言的功能问题及可歌唱性问题,与纯粹的抒情诗所遇到的普遍的语言问题似乎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在纯粹的抒情诗里,诗人所描写的人物是自我;在运用抒情诗的语言的戏曲中,剧作家所描绘的人物是戏剧主人公。因此,在戏曲中,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节的第一重要性为语言所取代,而不再是情节之后的第四要素。语言的问题,包括语言的功能、风格和语言的声律,是戏曲创作和批评中第一重要的内容,并形成了“本色”和“当行”两个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其主要内容也是关于语言艺术的。所谓“本色”,表面是语言风格的问题,而实质上是语言描绘生活的方式和原则问题。所谓“当行”,指剧本是否适合舞台演出,表现在批评中,则主要是关于“音律谐叶”规范的制定与遵守。(88)中国古代戏曲家在戏曲语言上的关注与执著,实在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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