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该区域反有少数墓地及窖藏的青铜时代遗物是经过科学发掘得来的,但从大量遗留下的出土及采集的器物来看,我们可知滇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有着非常发达的状态。
该区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青铜器,可以分为礼器、兵器和装饰品等。
1.礼器
铜案。案似短木凳,银锭形案面,中窄边宽,两侧卷起,案面之足为三联柱壁形足,分别向前后两侧叉开。纹饰:案面为成排圆云纹,案足为斜线的几何纹,均十分精细。此案当属祭器,尤其是银锭形的案面和细密的装饰纹样,当属本地的独创。
长方束腰铜盒器形特异,全国仅见于哀牢墓地的箭箙[85]。保山市东、中、西部已出土5件,怒江西岸与隆阳区芒宽乡连接的怒江州泸水市上江乡蛮云村出土了1件。这些铜盒的出土地点相互距离很远,但它们的基本形态、结构、器表装饰图案相同,不同的只是体积的大小和具体纹样的组合布局。铜盒整体呈长方形,各由上宽下渐窄的盒盖和上窄下渐宽的盒身扣合而成,扣合部内收呈束腰之状。盖顶下弧呈鞍凹之形。铜盒中土、中下部和两侧腰部铸有半圆形环钮。盒底平齐、素面,其余五面都布满束线菱纹和数以千计的圆圈纹、斜方格网纹,大面以“王”字或“丰”字形纵横线束分格。
铜鼓。该区域主要出土了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铜鼓,铜鼓的出现表明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组织结构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可以与云贵高原境内的滇池地区、洱海地区、滇东南地区出现的古代文明相媲美(见图Ⅴ—31)。
图Ⅴ—31 滇西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出土的铜鼓
滇西地区出土的青铜编钟都出土于昌宁县、施甸县各坝子边缘山地、古墓。1964年昌宁县坝东今田园镇大横山出土铜鼓2面,鼓内置存编钟6件,应是依序成套的礼乐器,非常珍贵,但其后失踪,迄今未能寻回。现存成套的是1993年在昌宁县漭水乡西北打卦坟山开茶地挖出的4件,出土时大小递次排列。有两件是1996年在昌宁县鸡飞乡大新寨大团山麓与其他10余件青铜器一起出土,另3件均为单独出土。哀牢编钟的突出特色在于钟面纹饰,主体纹饰是矫健的虎纹、卷曲盘旋的蛇纹和健壮稚拙的牛纹、鹿纹。钟面下部都围以两圈绳纹或平行线纹中夹连排牛纹、雷纹的条带纹。漭水3号、4号钟面中上部均为两虎对峙凌空飞腾,4号钟和大团山一钟钟面两虎利爪相交于一牛头两侧,牛显惊恐之状。昌宁烂坝山钟面两条大蛇左右相对,右蛇前身向左盘卷于上,头下伸于卷盘之外,后身向右盘卷于下,尾收于卷盘中心,左蛇相反,动感颇强。编钟纹饰既是对古哀牢国生态的写照,又反映了哀牢人对蛇、虎的敬畏和崇拜。
铜铃。形似编钟,但体积很小,器壁很薄,体内垂铜舌,摇动发音,既可作礼乐器等用,也可用作装饰品。昌宁坟岭岗战国西汉墓葬群发掘出土19件,铃身均为扁圆筒形,半圆形钮,腔内有横梁,悬棒状舌,其中8件为素面,11件下部饰弦纹和连云纹。24号墓出土的1件铃身有5个长方孔,高3.3厘米,口径1.38厘米,壁厚0.1厘米。20号墓出土的19件花形、蝶形、管形装饰品和5件铜铃呈环状排列,置于死者腰部[86]。在云贵高原较重要的青铜文明中均发现了此类器物,在剑川海门口遗址、江川李家山墓地都有出土,铜铃可能与这些早期文明中的原始萨满式宗教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在专门的巫师进行占卜等活动的时候,这种铜铃是必不可少的装备(见图Ⅴ—32)。
图Ⅴ—32 昌宁坟岭岗墓地出土的铜铃
铜镜。是古人照面整容的生活用具,早期铜镜是贵族妇女梳妆打扮的贵重用品。保山坝九隆山、霍家坡、邓家坡和腾冲、昌宁等地都出土了日光镜、昭明镜等两汉时代的汉式铜镜。另外,还出土了草原青铜文化特征的铜镜,1994年发掘的今昌宁县大田坝镇坟岭岗战国西汉墓葬群,第21号和30号墓出土4件,原报告定为牌饰,但四川大学霍巍教授早已做过考证,修订为铜镜,在此不作赘述。镜面略呈椭圆形,中上部设钮,牌面近钮处饰双线半圆纹。4件分两种类型。21号墓出土的两件是花篮形钮,钮下部为花篮,饰平行斜线和竖线纹,上部为圆环,牌面直径12厘米,钮高4厘米。30号墓出土的两件是两兽搏斗形钮,钮为两兽直立,后足落地,前足悬空相搏,两首相交,两尾上翘,形象逼真,牌面直径16厘米,钮高4.2厘米。两墓的时代为战国中、晚期。铜镜的出土说明了当时哀牢王国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十分频繁(见图Ⅴ—33)。
图Ⅴ—33 昌宁坟岭岗墓地出土的铜镜
2.兵器
铜戚。1993年3月出土于隆阳区北部山区汶上村西下格箐,为村民徐明青等在箐坡开采石料时,于地表下深1米的石夹地中挖出。出土时5件铜戚和1件靴型铜钺呈不规则一字形置放。几件铜戚形式相同,只是体积大小稍有差异。戚身颀长,器薄而轻。下部为圆形刃面,中腰部两侧收束,上部为长方形“内”,内、腰之间两面都有略斜而对称的横“阑”,阑下中部各有一个系绳的圆孔。厚度都在2.5毫米左右,高19.8~23.2厘米,刃宽7~7.8厘米。下格箐戚为红铜铸造,不仅素面无纹,而且砂眼遍布,形态原始,时代应在春秋战国之际。(www.xing528.com)
铜斧。主要可以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其中东部主要出土的铜斧有两型,数量最多且分布最广泛的是椭圆形直銎空首斧;另一类为圆形刃面双肩直銎斧,饰有弦纹、圆圈纹、同心圆纹、双旋纹、云雷纹、三角齿纹、方格网纹和动物纹,其他还有极少量的实心柄榫无銎斧、扇形刃面直銎斧。西部出土的铜斧可以分为四型:一是四边形刃面双肩直銎斧,刃面呈近正方形、长方形或倒梯形,都素面无纹;二是半圆形刃面重肩直銎斧,在斧身中上至中下段两侧设铸出一窄一宽两级肩,也无纹饰;三是长身束腰扇形刃面斧,多数素面,少数饰弦纹;四是叉角肩单凹侧直銎斧,数量较多,刃面总体呈半圆形,但有一侧作新月形凹入,使刃部两侧一盈一缺,双肩或一肩肩角下凹成叉。
铜钺。銎体上宽下渐稍窄,有直竖銎和斜竖銎两种样式。连接于钺銎下端的刃身,刃口长而锋利,刃面宽薄,刃口长达12~28厘米,其中又分刃面两侧对称型与不对称型两种形式。对称刃面钺仅发现2件,其他都是不对称刃面钺。对称型钺銎部窄长直竖,下端逐渐展开为扇形刃面,饰菱纹、栉纹和三对圆圈纹,钺长21厘米,两刃端相距12.2厘米。不对称型钺分为两类,一类是直銎伞形钺,整体似展开的倒伞,唯“伞柄”不居中,刃两端弯曲成弧度很大的半圆形刃线,刃身有的两端尖锐,有的一端尖锐,另一端呈长方顶,饰斜方格网纹、叶脉纹、圆圈纹和栉纹条带。另一类是刃身两端一长一短,一高一低,因刃面似靴而被称为“靴型钺”,钺面饰单线或双线“几”形纹、乳钉纹、圆圈纹和菱形纹(见图Ⅴ—34)。
图Ⅴ—34 滇西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钺
铜剑。滇西地区的青铜剑主要属于三叉格式的青铜剑。早期剑的剑身相对短小,剑格形制简单,柄部绳纹横细单调,铸造技术相对原始,有的气孔很多,均为实心柄。其后随着铸技的进步,剑身延长,剑格凸起,“山”字渐成花蒂形,剑柄纹样增多并有了空心柄剑。
铜矛。本地区出土的都是刃锋形似柳叶的窄叶刃圆骹矛,圆锥形或筒形骹管延入刃面中线成圆柱脊状。昌宁9件之中有7件在接近刃叶的骹部侧面有对称的半圆形两耳,江苴矛和坟岭岗铜骹铁刃矛等都为无耳矛。
铜弯刀。铜弯刀为本地区青铜文化所特有的器物,在国内及相邻国家的其他青铜文化中尚未发现有同类者。其器形较硕大,刃面呈弯勾形,刃的后部肥阔而向前渐窄,刃的顶端平齐,因有利刃无锋尖而形成“平头刀”。倒梯形銎,銎面有人面纹饰,人面纹与銎口之间有弦纹夹短纵线束的横纹带,人面圆眼圆口、弯眉、鼻有长短,刃面都饰“几”形纹(见图Ⅴ—35)。
图Ⅴ—35 滇西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弯刀
3.生产工具
铜锄。主要可以分为三型:第一型是长条形锄,刃部扩宽,刃口凹弧,銎口呈椭圆形,锄面起脊呈三角形,銎面有固定锄把的钉孔,锄长近20厘米,刃宽11厘米,此型数量较少。第二型是近长方形锄,锄面两侧略作弧形内收,刃部呈圆弧形,銎口椭圆形,銎孔凸起于锄面中线,銎面有钉孔,有两件铜锄的銎内还各有两个固定锄把的铜楔子,锄总长近25厘米、宽18厘米左右,此型铜锄数量稍多。第三型是阔叶形铜锄,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其中有的锄面近三角形,有的近半圆形或半椭圆形,銎口均为椭圆形,有的平齐,有的下凹,銎孔凸起于锄面中线,大多有钉孔,有的銎内也有2个铜楔,锄长17.5~22.3厘米、宽17~19厘米。
铜锸。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楔形空腔长方体,另一类是凹口銎腔宽体形。
4.装饰品
昌宁县大田坝镇坟岭岗发掘的50座战国西汉墓葬出土了262件青铜器,其中镯、指环、牌饰、铃、花形饰、鱼形饰、蝉形饰、蝶形饰、双环形饰、管形饰10种装饰品241件,比例超过90%。大田坝白沙坡墓葬还出土了青铜带钩。这些工艺品大多为女性随身饰品。花形饰39件中有21件为两花瓣夹一花蕾,饰弧线纹、平行斜线纹或网格纹,花蒂作半环钮;有18件似含苞待放的花蕾,饰双线三角纹和同心圆纹。蝶形饰头部为半环钮,四翅各饰涡纹。管形饰以薄片卷成。铜镯141件中有140件为宽扁环形和细条形圆环,各以5、7、10、12、22件重叠成上小下大的圆筒状为一副;另1件为圆筒形,面饰凸弦纹。指环为宽扁圆环形。鱼形饰为正面鱼形,鳍用二条竖平行线表示,头部一穿孔。蝉形饰头顶设圆形钮。双环形饰为平列相连的两圆环,中上部有一环形钮。带钩是扣接束腰革带以在带上悬挂囊物、饰品的铜制品。白沙坡墓葬出土战国时代带钩为琵琶形。
该地区青铜文化年代的开始时间,从早期的红铜实心铜斧来看,应为两周之交时期的产物,在晚期出土了与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相似或相近的铜钟和石寨山型铜鼓,当是属于西汉早中期的文化遗物,故其年代范围应为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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