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凯在《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中指出，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60]
在论述156项工程的历史背景和项目确立、结构、布局与实施情况中，该专著在利用大量新发掘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还有两点创新：第一，中国工业化的每一步几乎都与所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国家安全和统一问题就不得不成为左右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而以156项为核心的“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建设，自然要打上这种时代的烙印。第二，经济落后和不平衡始终是中国维持强大政府的主要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另外，以156项为核心的工业建设，可以说是1978年以前我国所进行的效果最好的投资。为了进一步评价当年建设的效益，该书还对其中的部分企业的历史追述至20世纪80—90年代。[61]
董志凯在其《关于“156项”的确立》一文中，以中俄双方解密档案为依据，对156项工程项目是如何确立的、156项具体指哪些项、苏联的“无私援助”是什么含义、是否是无偿的等问题作了清晰的阐述，指出：156项工程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条件下，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展了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在立项所用的五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一方面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与苏联、东欧等友好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协议获得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在利用苏方资金、技术和设备的过程中，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在中国进行设计，要加快消化吸收、尽快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技术人才，这就为项目的高效建设与投产奠定了基础。而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是指在资本主义封锁的严峻环境中，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突破了封锁，获得了当时即使在苏联国内也是相当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苏联的低息贷款使资金极其短缺的新中国减少了利息负担；在项目确立与实施的过程中，中苏双方相互尊重与体谅，配合默契、高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过，这种援助并非单向的，也不是无偿的，而是通过贸易方式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实施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的廉价的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和国际通用货币等。特别是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巩固，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62]
董志凯还指出，“一五”计划的成功编制与实施，对于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一五”计划中，新中国成功地开始实施156项工程建设。[63]
陈夕在其《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一文中，运用大量史料详细论述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的过程及其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一五”计划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坚实的第一步。这一系列工程，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启示：第一，实行国家集中调控，合理配置资源，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保证。第二，大规模地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争取外援，是促进工业化、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有效途径。第三，争取外援，但不依赖外援，在大规模引进资金、技术的同时，逐步建设和完善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64]
刘庆旻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富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即为“一五”计划的实施和156项工程的建设创造了前提。[65]并指出，156项重点建设工程是“一五”计划经济建设的中心。[66]
王善中在其《5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述评》一文中，提及156项工程的实施情况，指出：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一五”计划，苏联援助中国新建与改建了一大批大型工程项目，其中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机器制造企业、煤矿业、炼油厂、有色冶金企业、汽车和拖拉机厂等恢复国民经济的急需项目，至1960年底，苏联帮助中国完成或基本完成了154个国家级项目。[67]
张松、李俐对“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重工业项目进行了研究，指出苏联援建项目是通过一系列协定确定的。中苏双方签订的这些协定构成了苏联援助中国在“一五”期间建设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1955年商定再增加包括军事工程、造船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建设项目16个，后又口头商定增加2项。至此，中苏商定的项目共174项。[68](www.xing528.com)
包括周恩来等在内的一些领导人在156项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米镇波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69]
徐行指出，第一批项目是在毛泽东1949年底至1950年初首次率团访问苏联期间确定的。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双方还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改建和兴建包括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程在内的50个大型工业企业。这50个项目成为后来156项工程中的首批项目。第二批项目是1952年8月周恩来率团访苏时确定的。在苏联期间，周恩来就中国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问题、向新中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以及苏联培养中国经济、技术、科研等部门所需人才等事项，向斯大林提出援助请求。第三批苏联援华项目是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确定的。[70]廖心文、熊华源、陈扬勇同样认为，周恩来为156项工程的建设发挥了历史作用。[71]
陈云也在156项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熊亮华叙述了陈云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贡献。[72]李桂生回顾了李富春与“一五”计划的历史。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富春不仅领导了东北地区经济工作，而且参与领导了全国经济工作，主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对156项工程的组织实施工作亲自负责，还对中国“一五”建设经验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总结，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大厦的重要奠基者。[73]
除此之外，一些人亲身经历了当时的谈判，他们撰文回顾了那段历史。如袁宝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政府代表团1952年8月赴苏，历经10个月商谈并确定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的历史画卷，其中特别提到了156项工程的由来。[74]宿世芳曾经担任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李强同志（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商务参赞）的秘书，所以，对中国同苏联在莫斯科的谈判情况比较了解。他撰文回顾了这一段历史。[75]
很多学者在其著作中都涉及了156项工程。比如，翟昌民在其专著中从历史角度叙述了156项重点工程的由来。[76]在陈果吉、崔建生主编的《辉煌与误区》中指出，“一五”计划中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构筑了牢不可破、巍然屹立的新生共和国的“钢筋铁骨”，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辉煌的一页。[77]刘国良在《中国工业史：现代卷》中也对156项工程做了介绍。[78]贺耀敏、武力在《五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中也对以156项工程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做了介绍，并称之为奠基之役。[79]高德步在《百年经济衰荣》中简要描述了苏联援建的156项建设项目的历史。[80]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二卷）中对以156项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也做了介绍，包括156项的主要内容、情况和作用。[81]
韩岫岚主编的《中国企业史（现代卷）》（上册）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以156项工程为主的国营企业大规模建设。工业、交通运输企业的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点。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有1万个以上，相当于1952年现有企业的1/16，比全部国营企业还多500个。这次工业交通企业的新建、扩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建设，也可以说是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设。这次工业交通企业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国家筹集，企业自筹的比例很小，在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占90%多，自筹资金不到10%。国家筹集的资金，主要来自工商税收和国营企业的利润，其中直接间接来自农业的部分（包括农业税、以农业为原料的轻工业提供的收入和工农产品交换价值的剪刀差等）占有重要地位。公债筹集了27.5亿元，国外贷款36亿多元，比重都不大。工业交通企业建设的布局，当时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建设的经济性。重化工业应尽可能建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尽可能接近原材料基地。二是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逐步改变我国原有工业分布的畸形状况。三是军事上的需要，即新建的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尽可能放在当时比较安全的后方地区。156项工程实际施工并建成的为150项，其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企业7个、有色金属企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企业3个。每个行业的发展过程和情况都逐一作了介绍。[82]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的第二章介绍了1953—1957年国家对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这其中包含了156项工程的内容，第九章论述36年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时，也涉及156项工程建设项目在各地的实施情况及所起到的作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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