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的历史演变及实践

根据处理人口、事务和资源分配的关系来理解治理性，我们会发现治理问题首先是地方性的，是以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为条件的。不过，现代化也是全球化的过程，帝国治理的范畴因而延伸到其他地方的人口与各种事务，并最终融入国家的治理体系。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知识与理论之网是从对自我的分类和抽象开始的，逐渐扩展到对他者的定义，将他者嵌入其中并解释为世界知识的一个分支和微观细节。

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或收藏品很早便进入西方的博物馆和收藏系统。那么，如果我们从治理性的视角考察中国博物馆的实践，就应该在全球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将其理论化。这既要在西方博物馆中考察它们如何处理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物品，还需要讨论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本土的实践者如何处置源于西方的博物馆知识和技术，以及它们在中国博物馆中处于什么位置，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发生了什么变化。而这些处理方式实际上既反映了中西方的权力关系，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需要。因为篇幅的限制，我们重点看以下两段历史。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最先是由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建立的。徐坚在《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一书中对这段历史做了非常细致的梳理。西方人早期建立的博物馆都不是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出于兴趣爱好，他们收集和展示了大量植物标本、历史与艺术标本，后者包括鸦片烟枪和小脚女人绣花鞋，这完全是一种外来者对异国情调的猎奇。^[63]这段历史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中所谈论的欧洲人在美洲的内陆探险时期。自瑞典人林奈（Carl vonlinne）建立植物分类学之后，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科学家开始加入美洲内陆探险，他们出于科学研究的热情收集和分类各种新大陆上的植物和矿物，同时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也参与了帝国的扩张和治理。^[64]这其中也包括进入远东和中国的“植物猎人”。我们知道，19世纪以前，中国和大部分东亚国家没有与“科学”“宗教”“哲学”等直接等同的词汇，与这些词汇指向的概念和思想也不存在。它们都是西方的发明，而这些国家从西方借用并仿效。因此，中国这些早期的、由外国人开办的博物馆和植物标本的收集可以看作科学探险和研究引发的热潮与社会时尚，而对异国情调的猎奇则与东方主义的审美和消费文化有关。关于科学作为一种“纯粹”知识的批判不仅出现在文化理论家的研究中，也被当代艺术家呈现，可以参看艺术家黄永砯的装置作品《2002年6月11日，乔治五世的噩梦》。

1905年，中国实业家张謇以日本帝室博物馆为模本，建立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该博物馆主要设立了三个部门——天然部、历史部和美术部，其中美术部陈列的是金石书画和刺绣。^[65]中外博物馆在自然科学与艺术方面的收藏很明显地遵循了两种知识系统，前者与科学及学科发展有关，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建构，通过全球扩张实现一种通用语言和一套普遍的知识。而后者是地方的传统和知识系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和艺术没有经过西化的过程，而是说，艺术和文化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更强的表征功能，明显地反映文化与审美的地域差异。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与地方叙事都首先有意识地通过文化形成集体认同，尤其是对理想的艺术进行分类、解释和评价，文化反映了政治的深层意义。1935—1936年，英国伯灵顿宫举办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的民国政府从陆续建立的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等6家公共文化机构遴选了上千件艺术品送往英国展览。在学术层面，希望通过这些实物向西方观众展现和证实具有学科自觉意识的中国艺术史；在政治层面，宣告皇室遗产转化为新的共和国家的瑰宝，同时“表扬我国文化，增进中英感情”^[66]。

中国早期博物馆实践也与新兴国家的治理问题密切相关，这主要包括新型共和国出现、文化和艺术被用于实现政权的合法化、促进民族团结。这一点与卢浮宫的建立非常相似。博物馆和商品博览会共同参与社会仪式化的过程。1916年，蔡元培就曾说过：“美术馆、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器械陈列所，均足以增进普通人之智德。”^[67]此外，它们还实现振兴国内经济和“劝业”目的，围绕中国工艺产品、技术的陈列与博览会鼓励国货生产与消费。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博物馆参与文化治理更加明显，面对的状况也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中，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和作品逐渐进入西方博物馆和艺术市场，尤其是在世界城市，世界主义的品味、消费与艺术博物馆内多元文化的展品相互印证。另外，伴随文化经济兴起，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艺术品金融化的发展，艺术博物馆、收藏家、经纪人、拍卖公司和新型投资者都希望找到具有增值潜力的艺术家和作品。日本、韩国、中国、印度、非洲和美洲国家都陆续进入这个待选的行列。这个时期，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引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地方意识，艺术和文化再一次成为身份认同和集体凝聚的场域。在西方国家的大型博物馆和亚洲国家新兴的博物馆中都出现了对世界的重新解释与展示，国际化的展览机制被用来发展地方的文化体系。亚洲理论家和艺术家以各种方式提出构建“亚洲性”，通过发掘自身的历史与思想，形成亚洲方法。

国内的公共博物馆对当代艺术的接纳一度非常迟缓甚至是排斥的。这导致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和记录最先是由西方艺术界和学者主导的。与自然科学的知识系统一样，艺术历史和艺术批评的知识也有着同样的流动方向。文化（机构）已经构成当代经济与贸易的重要部门，世界知名博物馆开始尝试在世界其他地方开设分馆。少数超级博物馆如同一个跨国企业，实现了一种新型文化贸易和技术输出。2014年，中英签署了一项全新的合作项目，中国招商局集团与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在深圳合作建设一座大型设计博物馆，英方将帮助发展馆藏、培训管理团队，并派出策展人。(www.xing528.com)

近年，中国本土博物馆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增加。2016—2020年期间，全国博物馆数量由4692家增长至5788家，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家博物馆建成开放；博物馆年度参观人数由7亿人次增长至12亿人次，平均每年增加1亿人次；未成年人观众数量由每年2.2亿人次增长至2.9亿人次。^[68]不断增多的博物馆中有大量民营机构，这与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复苏并急速增长有关。只用了几年的时间，中国艺术品收藏的成交量和交易额就超过美国、英国和法国。随之而来的是民营美术馆构筑的中国当代艺术场景。中国社会组织官网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2日，中国地区以“美术馆”为名成功申请到“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数量达到920家。^[6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由私人设立的艺术博物馆，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这些艺术收藏品不仅作为个人兴趣，还是一种重要的资产配置，可以增值和提高个人的社会身份。这些民营美术馆也与房地产业、金融业和其他私人企业的增长有关，是企业品牌增值的途径。我们从这种文化与商业的互动、跨界和经营模式中其实可以同时看到中国社会的收藏传统和美国慈善文化体制的影子。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转型，民营机构亦被纳入公共文化体系，地方政府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文化和创意产业，并将一座现代美术馆作为城市现代化的象征。公益性和提升公众的审美能力虽然不一定是这些民营美术馆建立的初衷，不过在客观上确实扩大了国内观众的艺术视野，培养了他们参观博物馆的习惯。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更有意识地寻求在博物馆、艺术与孩子教育间建立积极关系，这一认知和价值判断同样受到现代西方教育理念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促使民营美术馆走向专业化道路，发展全面的博物馆功能。Larry’s List和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的《私人美术馆调研报告》显示，全球范围私人美术馆收藏比例最高的艺术品仍来自美国和西欧艺术家；西方美术馆收藏亚洲艺术家作品的比例要小于亚洲和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欧美艺术家作品的。中国民营美术馆确实更关注本土的当代艺术实践，不仅丰富了国家文化财产，还填补了当代艺术在国家文化叙事中的空缺。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博物馆运营方法的同时，这些民营美术馆对中国艺术的收藏和研究日益显现出自己的强烈主张，在与体制内的学者合作的基础上，通过策划各种展览，它们也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主要叙述者。

图8-11　巴塞罗那米罗基金会里的中国游客

在当代跨国的博物馆实践中，我们还可以见证到知识、话语和权力结构的变化。2018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题为《世相与映像：洛文希尔摄影收藏中的19世纪中国》的摄影展，展出了美国收藏家斯蒂芬·洛文希尔（Stephan Loewentheil）收藏的120件摄影作品，呈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风貌。在开幕式当天举办的研讨会上，美国策展人试图通过这些人物肖像、风物景观、市井生活、城市和建筑等多项内容，以“图像史证”的方式去展开对“一个伟大民族的视觉史”的阐释，而参与研讨会的中方学者则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包括历史、文学、摄影、人类学、艺术学、传播学，其中有不少明显受到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观点。收藏展作为一次跨文化和跨国的艺术展览，也可能包含着对这部分收藏品在中国市场价值的考量。它既是提升博物馆文化资本的机会，也是提升收藏品商业价值的舞台，意想不到的是，这里也成为艺术史叙事和话语权力竞争的场所，正反映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正遭遇不同来源和不同形式的挑战。

此外，在当代城市发展的语境中，博物馆也被放置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的重要位置。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有几项内容反映了众多世界城市对博物馆的相似期待，比如，“探索在文化资源丰厚地区建设‘博物馆之城’‘博物馆小镇’等集群聚落”，“促进不同类型博物馆发展”，“鼓励反映世界多元文化的收藏新方向”，“实施‘博物馆+’战略，促进博物馆与教育、科技、旅游、商业、传媒、设计等跨界融合”，“到2035年，中国特色博物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博物馆社会功能更加完善，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为全球博物馆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70]

以上对中国博物馆历史的简单梳理反映了本章的基本观点，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本土的文化实践确实需要在全球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并且需要发展在博物馆功能研究以外的、更为广阔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