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导读书的勘误及劳动是财富源泉

“哥达纲领”的第一条第一款：“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2]马克思分三部分对这一条款进行了点评。首先是对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进行了直接的批驳。马克思立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纲领中这一处的论断进行了剖析：“财富”与价值（包括使用价值）是有区别的。马克思开篇明义：“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3]。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劳动才会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纲领中的这一个论断才有意义。而对于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来生存的无产者来说，他的劳动恰恰成为使他处于奴役状态的罪魁祸首，因为他“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4]。在这里，马克思清醒地看到，“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5]。实际上，劳动创造价值，当然也创造剩余价值，但是把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置换成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无疑掩盖了现代机械化生产劳动中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劳动剥削与压迫。价值的物化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表现为商品、货币与资本——它们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化的颠倒表现形式，来完成整个资本主义现代生产体系的剥削本质。“价值”与“财富”的用语差别也许在纲领起草者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以剩余价值理论的法眼来看，这种模糊的混同是致命的也是反动的，因为它让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党，站在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对于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来说，实质上是把劳动者无偿地为资产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及其劳动创造活动合法化且合理化了，劳动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了。

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特别关注，使他对非生产性劳动，譬如家务劳动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没有进入到市场交换领域的其他劳动形式，在理论上留下了一个空白地带，并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者所开拓耕耘（例如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实际上，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对此有一个针对马克思的评价，她说：“斯密和马克思都把非生产性劳动贬为寄生性的，认为它实质是一种劳动的扭曲形式，不能带来任何丰富世界的东西。”^[6]这个评价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当时的认知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批驳完第一条的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后，沿着这句话的逻辑，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而获得的。”^[7]一个能够占有劳动产品的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只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这个意义上，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法权（所有权）有相当多的批判檄文。例如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在第一篇论文中提出了“所有权就是盗窃！这是1793年的口号！这是革命的信号！”^[8]这样的呐喊。财富与贫困一同大量生产，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是隶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范畴），而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生产力的水平，因而马克思才会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财富分配领域，转到了对生产领域的分析。分配领域的不公平，换句话说，财富的两极分化是直观的，而生产领域中的剥削与压迫，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调整，已经变得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隐蔽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这样说道：“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9]

马克思接下来对这一条款的第二句话“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进行了点评。马克思问道：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10]既然有“有益的”劳动，那么必然存在“有害的”劳动了。从这一条款的语境来看，把“有益的劳动”加上一个限制性的条件—“—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是为了指向平等的分配劳动所得，是为了强调劳动产品属于社会一切成员所有。也就是说，把劳动所得按照社会所有制来平等分配，而不是按照“有害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来分配。在这里，实际上隐含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愿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变革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这样的诉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无可厚非的。(www.xing528.com)

对于这一条款的结论部分，马克思认为，把“社会”与“个人”割裂开来，正是一切时代当时的社会制度捍卫者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说：“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11]既然劳动所得属于社会所有，那么单个的劳动者应当如何获得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呢？这一部分的获得是以什么规则与尺度来保证是公正的、平等的分配呢？与此同时，现代劳动的社会化，使单个个体的劳动如旧时的手工业行会劳动者，其劳动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现代机械化生产体系中，每一个个体都变成了这个生产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从生产关系的物化延展到了生产力本身的物化，人不但疏离与异化于其劳动创造物，如今连劳动创造过程也不得不沦为物性的存在。所以在这里，“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如果对“劳动”不加以甄别，实际上这句话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狂欢。对此，马克思说道：“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12]

因此，马克思最后做了一个总结：“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13]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被赋予了革命的属性。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劳动阶级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处在被压迫与被剥削的物化暗牢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4]这既是一种理论上的自信，同时也是一种实践上的路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对阶级斗争的范畴，其历史起点在于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与统治，亦即在生产方式的近现代转型中，西欧社会从农耕生产方式转向了工业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故而，无论是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或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它们的现代起点，都是立基于工业文明、启蒙运动与现代社会的架构之上的。而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最重要的历史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