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多半认为是中国的茶、丝及其他商品出口与中国对银的强烈需求,是16到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不过,有关19世纪初期开始的白银外流,及其进一步引发的银贵钱贱,乃至1839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学界则多半认为是鸦片进口所造成。在本章里,作者将说明鸦片进口并非19世纪初期白银外流的唯一原因,相对的,中国的出口反而在白银的流动与银钱比价上,扮演着主要角色。是因为拉美白银供应的减少,才导致中国出口品的世界市场萧条。全球银供应的短缺使银在中国较在其他地区昂贵的套汇基础消失,也刺激鸦片的输入中国,这些将被视为造成19世纪初中国白银外流的重要背景因素。
除了白银外流,一些清代学者官员的讨论和历史研究,也认为铜钱供给过多或铜钱品质低劣是造成银贵钱贱危机的原因。但曾于1848-1849年间在“国史馆”工作的王庆云(1798-1862)、曾为地方官员幕友的缪梓(1807-60)都指出,19世纪前期白银和铜钱的供应都在减少。1844年,户部也称:“银之贵非由钱之多,只以日趋于少,即日形其贵。”1846年广东巡抚也说:“银价日昂,固由于银少,而不关乎钱多。”尽管关于铜钱方面对危机的影响仍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只有极少数研究全面否定银贵钱贱现象与白银外流间的关联。
先前关于白银外流的研究主要依赖马士(H.B.Morse)建立在1833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资料基础上的研究。而本书作者将说明尚未被研究的1833年以后的银贵钱贱危机其实更为深重。不仅如此,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也并未涵盖同样影响中国白银进出的私商贸易(港脚贸易)及中美贸易。银贵钱贱危机从1808至1856年,约持续了48年。白银外流在时间、空间和数量上的确切变化,以及它与银贵钱贱危机的关系,有待较为细致的讨论。
许多学者根据马士的研究来确定白银外流开始的年份,但他提供的资料是零散的,且时有出入。在马士的研究中,关于白银外流开始的年份有1825年、1826年,或1827年、1828年多种说法。一些学者又以1830年或19世纪30年代为中国白银外流之始。
1799年两广总督在答复朝廷询问时尚称没有纹银流往海外。根据印度方面数据,印度年平均从中国进口白银,在1801-1813年间为4,260卢比,1808-1809年达5,717卢比,1809-1810年更达到高峰9,620卢比。两广总督在1809年开始禁止白银出口。户部侍郎在1814年提议严禁银两走私国外,而1822年,一名御史也指出由于白银外流,中国白银的供给减少了。根据伦敦海关档案,从1814年起到1856年止,中国持续向印度输出白银(见表2.1)。
与表2.2马士主要用以说明中国贸易收支的数据相比,表2.1印度白银进口的数据更为可靠。马士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报告。由于当时由中国出口白银系属非法,而这些白银进口到印度却是合法,因此印度方面的记载包括了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所没有涵盖的通过走私或经由私商(港脚商人)输出的白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方面的资料甚至还包括了中国西北地区出口的白银,尽管其数量远远少于从中国东南地区外流的白银数量。
一些零星的记载显示银贵钱贱危机是在嘉庆晚期的若干地方发端,然后于1820年后才逐渐扩展到全国。1808年,一位御史在官方报告中表示,江、浙商民正深受银贵钱贱之苦。不过,1819年,也就是嘉庆时期的倒数第二年,一道上谕指出各省银钱比价并不一致,订定固定比价并不可行。直到1820年,清朝的学者官员才明确注意到银贵钱贱引发的危机。就如同清代学者梁廷!(1796-1861)在说明白银外流时指出,“其始犹以洋银买货,今则尽以归国矣;始则专收光面,今则兼用碎花纹银矣;始则英咭唎之银不来,今则花旗港脚之银亦少来矣。”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内陆地区多用银两,而沿海区域多用银元,银两的外流表示银漏已从中国核心地区扩展到边陲区域。这一期间,英国(包括印度)和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19世纪初,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在多数年份(不包括印度,见表2.2、2.3)呈现顺差,而与美国的贸易通常也为顺差(表2.4)。然而,对印度的逆差(表2.1)远远大于对英、美的顺差。如梁廷!所注意到的,美国和英国私商的银元不再流入中国,与1830年代开始的“三角贸易”有关。因为英、美商人在这个贸易关系中,以从印度鸦片商购入的汇票来支付给中国商人,然后中国商人又用这些汇票支付其购买印度鸦片的部分款项,不足的款项则由中国支付印度白银。
表2.1 中印贸易收支(1818-1826)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根据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11.制成的表格。原始资料以镑呈现,作者换算成了银元。
表2.2 中英贸易收支(含印度)(1818-1826)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p.91.
表2.3 中英贸易收支(不含印度)(1818-1857)
单位:银元
注:1818-1826年的数据乃是将表2.2包含英国、印度的数据扣除表2.1仅有印度的数据;1814-1817年间的贸易乃是根据1818年数值的估计值。
资料来源:根据Messenger,Indiaand China,pp.8-9制成表格。原始资料以镑呈现,作者换算成了银元。
表2.4 中美贸易收支(1814-1850)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815年资料根据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9;1814年与1816-1833年间的资料,根据小竹文夫《明清时代における外国银の流入》第67-70页,其乃依据美国统计资料、马士研究与R.S.Latourette.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vol.1,p.176三方面数据计算而成。而1834-1841年间的资料则根据美国商务部门Bureau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to1970,pp.904,907所提供的1835年与1840年的数据平均而成。最后,1842-1856年间的数据,则是依据Hamashita,"Foreign Trade Finance",p.403,Table4,其来源是英国国会文书(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与the U.S.Bureau of statistics,Commerceof Asiaand Oceania.
表2.5较之马士的数据涵盖的时间范围更广,并显示自1814年起,中国的贸易大多呈现赤字。1814到1823年间,中国年均白银外流301万银元,1824-1833年间为506万银元,1834-1843年间为580万银元,1844-1856年间为1,760万银元。这些趋势与银贵钱贱现象之日趋恶化相一致,每一两白银可换取的铜钱数量不断增加,从1808年的1,040文到1849年的2,355文。1849到1856年间,比价又跌回至1,810文。直到1858年,比价才降至1,200文至1,500文之间,这个比价一直延续到1911年(见表2.6)。
表2.5 19世纪初中国每年白银外流的数值(1814-1856)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印度、英国与美国资料乃根据表2.1、2.3、2.4;新加坡资料依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其数据取自英国国会文书(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新加坡当时是鸦片贸易中心,白银主要用来支付从新加坡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所需费用。
1820年代,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间的联系。1822年,监察御史黄中模在奏章中首次正式指出,白银相对铜钱的升值是由于“广东洋面偷漏依然如故”。同年,道光帝也意识到银贵钱贱的危机,并且以白银相对铜钱的升值为由,允许各省铸局停止铸造铜钱。不过,直到1829年他才将银贵钱贱与白银外流联系在一起。1830年代,魏源记载,“至近日十余载间,文银每两由千钱至千有五六百钱,洋钱每圆由八百钱而至千有三百钱。人始知鸦片内灌透银出洋之故。而其骤涨,尤在道光七至十三年”。
如表2.5所示,1814至1856年间,中国总共约有3.52亿银元的贸易赤字。1808-1813年间,中国流入印度的白银量是3,904万卢比,等同于1,560万银元。虽然中国与其他各国的贸易资料无法完全掌握,但若将上述数值加上3.52亿,则为3.68亿。它可以粗略地代表1808-1856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的总量。
清朝当时有人认为19世纪上半叶的白银外流导致中国财富损失近半。与此相对,马士却认为当时外流白银仅占总供给的7.4%。由于缺少一些重要数据,如通过朝鲜半岛和琉球群岛输入的日本白银的可靠数据,仍在流通的前朝铜钱的数量,没有白银、铜钱作准备的私票币值,私铸铜钱的数量,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依据等,因此,作者无法估计1850年前夕中国的货币总供应量。这也表示,我们无法计算那3.68亿的银漏额在中国整个货币供应中所占的比例。不过,英国国会文书估计咸丰年间(1851-1861),每年流通的白银数量大约是16.7亿银元。如果这个估计值可信,那么1808至1856年间外流的3.27亿白银,约占1814年前后中国白银总供给的16.4%(将3.68亿除以16.7亿加上外流的3.68亿银元之和20.38得出)。这个数据高于马士估计的7.4%,但比中国当时的人所认为的要少。
就表2.5来看,1827年是白银持续外流的起始年,与马士提过的1826年相当接近。就表2.6中1808到1826年间主要以河北宁津为基础的银价上涨而言,将如清朝的文献所说,是若干地方的现象,而非全国性的现象。而表2.5及印度方面数据所显示,1808到1817年中国银外流的情况在1818至1826年间有过改变。表2.5中,中国白银外流量由1824-1833年间的847,670银元增为1834-1843年间的9,254,525银元,再增为1844-1856年间的18,138,543银元,则为马士所未论及。能解释表2.6中从1820年代以后转为全国性的银贵钱贱现象,而其银钱比价,由1826年之约为1,300增为1836年之约为1,500,再增为1846年之约为2,300.
表2.6 清朝的银钱比价(1644-1911)
单位:文/两
自1808至1856年间外流到印度的白银,是用以抵付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逆差。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际贸易是“以货易货”进行的。
白银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货币,它既可以用于与其他商品交换,也可以发挥扺付中国国际贸易逆差的功能。如1814年吏部尚书英和(1771-1839)所言:“天下大计……以货易货固多,而以银易货者亦不少。”王庆云亦指出:“顾昔以洋钱易货而来,今以货易银而去。”白银如此用于中国的国际贸易使白银对中国的国内经济有所冲击。
由表2.1可见,1814-1856年间,与印度的贸易赤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其中,除了有两年棉花出口居主导地位外,鸦片是印度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如图2.1和表2.7所示,鸦片从印度进口到中国的数量持续增长。鸦片年均进口量,在1801-1810年间为4,000担,1811-1820年间为4,600担,1821-1830年间为1.04万担,1831-1840年间为2.6万担,1841-1850年间为4.05万担,1851-1860年间为6.8万担。
图2.1 鸦片进口到中国的数量(1800-1911)
表2.7 鸦片每年进口到中国的数量(1799-1916)
单位:1799-1860:箱;1861-1916:担
资料来源:同图2.1.
鸦片系昂贵商品,19世纪初其单价与生丝接近,且约等于同重量之白银价格的五分之一。除了1820年因前一年(1819年)道光皇帝颁布鸦片进口禁令和鸦片战争期间有所下滑外,鸦片进口总值从1810年代至1850年代快速增长。其年均在1814-1823年为310万银元,1824-1833年增长至580万银元,1834-1843年为910万银元,1844-1856年更达2,070万银元(见表2.1)。与此同时,中国年均白银流入值在1814-1823年仍有258万银元,之后则转为外流,年均外流值,1824-1833年为84.8万银元,1834-1843年为925万银元,1844-1856年更达1,814万银元(见表2.5)。在19世纪上半叶,无论是鸦片进口数量和价值的变化与白银外流都在1820年代到1850年代早期呈现增长趋势。
马士和金恩(Frank H.H.King)都认为鸦片进口主要是沿海地区的现象。张馨保提供的一份地图也显示鸦片主要在长江以南流通。然而,作者根据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官方报告,重建了19世纪前期鸦片进口的流通状况,发现鸦片市场事实上已经延伸至内陆地区(见地图2.1)。
地图2.11840年代鸦片进口到中国的贸易路线
资料来源:林满红,《清末社会流行吸食鸦片研究》,页70-79.
沿海省份可经由海上贸易或由口岸延伸到内地的贸易路线取得鸦片。至于内陆省份,小商贩可以从广东和福建通过陆路挑担运送鸦片。运送到北方沿海省份的鸦片也以手推车运送方式输入内地。资料显示,山西在1821年就已有鸦片输入,云南在1822年,北方五省(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与湖北、湖南和广西在1838年,奉天和贵州在1839年,西藏和新疆在1840年,蒙古在1842年都已有鸦片输入的记载。我们从一份1829年的官方报告就可以看到鸦片已遍及全国各省:
鸦片流行内地……皆由番舶装载鸦片,驶到澳门、厦门等处附近关津停泊。或勾通书差,暗中抽税,包庇进关;或巡哨兵役,游奕往来,私为奸夷夹带,代为发贩;或得规容隐,任听奸夷分销各省商船,载往各处售卖。行销之路既多,来者日众。……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
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创造了一个广大的流通网。光是在广东北部一个交通要道,每天就聚集了数千名鸦片商贩。由于鸦片贸易利润很高,运输成本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烟商有足够的利润去贿赂政府关津胥吏,而小贩也有能力向占据山间隘口的土匪缴纳被勒索的费用。由此,鸦片贸易事实上扩大了中国的区间贸易网络。1838年,河东河道总督就注意到,“从前北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和内蒙南部)卖广货者尚少。近来各府州县多有外来奸民,借卖广货为名,开张铺面,私售烟土”。同年,河南巡抚也指出,“今粤省广货挑担,不下数千人,分出各省。名为零卖呢羽,而实则皆系兴贩鸦片之徒”。
由于广东与其他省份区间贸易网络扩展,广东从中国的其他省份吸纳白银。福建巡抚1846年写道:“西北之富商大贾,贸迁百货于东南,亦辗转推移,如水趋壑。”当林则徐经过江苏苏州和湖北汉口繁荣的市镇时,向商人询问市场状况,商人回答说:“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林则徐追问道:“其一半售于何货?”答曰:“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由是可见,鸦片吸纳白银遍及长江中游的汉口及下游的苏州。
上引林则徐的观察,显示出白银外流和增长的鸦片消费同时存在。不过这里却引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白银不断外流时,却又有更多的鸦片消费?事实上,不管是作为药品还是毒品,鸦片的价格都是非常高的。虽然古代中国也存在着奢侈品消费可以创造就业的观念,但这通常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有证据表明,鸦片消费确实创造了不少就业。当时的文人蒋湘南(1796-1854)就认为严禁鸦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将会影响到太多人的经济利益,包括那些因鸦片贸易而获得各种非法收入的官员。穷人借贷、富人变卖家财以从事鸦片贸易,而英美商人也决不会放弃他们因之获得的巨额利润。蒋认为,禁烟将会引起战争或其他灾祸。现代学者往往引用林则徐的道德述说,而不用经济原因解释鸦片战争。但是,当我们认真阅读林以及其他人当时的著述,发现林则徐早在1833年就成为第一位提出生产土产鸦片以阻止白银外流的官员。事实上,朝廷主要也由经济考虑而非鸦片对健康的冲击讨论本土鸦片问题。
表2.8 鸦片每年进口到中国的数值(1868-1906)
单位:百万银元
资料来源:计算自Liang-lin Hsiao,pp.52-53.
截止到这里的证据似乎更加证实了鸦片进口是造成中国白银外流的主要因素的传统看法。不过,当我们重新审视表2.7就可以注意到,1852年以前中国年均进口鸦片量不超过6万担,在1853到1895年的43年里,除4年外,年均输入鸦片量却都在6万担以上。其中有22年达到7万担以上,1879到1888年甚至超过了8万担。表2.8显示,1868到1906年,每年鸦片进口额都在3,893到5,555万银元间,39年中年均4,562万银元。这数值约是1814-1856年间年均1,040万银元的4.4倍(见表2.1)。然而,在1808-1856年间白银外流3.68亿银元后,在1857-1886年间,尽管鸦片进口远远高于前一时期,却流入白银6.91亿银元(见表2.9)。
表2.9 清朝白银流入与外流估计总值
单位:百万银元
资料来源:1721-1740与1752-1800年间的数据,参考余捷琼《中国银货输出入》第36、83页;1808-1856年间的资料,见表2.5;1857-1866年间的数据,计算方式为以1850-1866年间的2.2亿流入的银元(见余捷琼《中国银货输出入》,第25-27页)扣掉1850-1856年间的3,300万银元的估计值,因为余的1850-1856年间的数据并未包含中印及中美贸易;而1868-1886年间的数据,则是计算自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p.268-269.
清代文人和现代学者都认为整个晚清时期中国白银持续外流。直到郑友揆在詹米森(G.Jamieson)和雷默(C.F.Remer)洞察的基础上,才提出在1857年到1886年间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看法。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在计算国际贸易收支时,进口应使用到岸价格(FOB,freeon board),而出口应使用离岸价格(CIF,cargo,insu-rance,andfreightin-cluded)。然而,1887年以前,中国海关使用市场价格计算中国贸易收支。比如说重庆进口的商品,它的市场价格包括从上海到重庆的保险费用和运输费用,这应使得计入中国的收入算入中国支出的进口值;相反地,重庆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并不包括从重庆到上海的保险费用和运输费用,这原应算入中国的出口值。因此,海关原来使用市价的估算,高估了中国的进口额而低估了中国收入的出口额。在经过适当调整后,中国在1856-1886年间的贸易收支明显地由赤字转为盈余。(www.xing528.com)
19世纪晚期鸦片进口的趋势与白银流动的趋势并不相符,这就促使作者追问:鸦片进口是否是造成1814-1856年间白银外流的根本经济原因?就总值来看,1834至1850年间,鸦片约占大英帝国对中国出口总值的46.9%-69.4%。在1850年代,比重稳定地增加至71.1%,1860年之后鸦片仍是进口大宗。在不能只凭鸦片解释在1856年前后从白银外流到白银流入的转变的情况下,要解释上述1856年前后贸易收支的变化,我们必须讨论两项主要出口商品——茶、丝的出口变化。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出口的总值中,茶叶出口值所占比例,1780年代至1830年代,约是90%(见表1.4),这在1830年代后期、1840年代初期和1860年代后期也是一样。此一比重,由1840年代后期到1850年代早期,在37.6%-72.2%间波动。1872至1887年间,由于丝出口的增加,茶叶所占比重从53%落至35%。而从1872到1895年,丝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30%-40%。
在图2.2——图2.5和表2.10——表2.12中可以看到中国茶叶、生丝出口量的波动。1857-188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茶叶、生丝的总出口数值,然而,1825-1856年间的数值只显示了占中国出口主体的出口到大英帝国的数值。表2.14与图2.6也指出了中国在1857-1886年间鸦片的总进口数值与中国在1825-1856年间从大英帝国进口的鸦片数值。就此基础论,中国对英帝国年均茶叶出口量1857-1886年间是1825-1856年间的4.5倍(见表2.10),而年均生丝出口量则是6倍(见表2.10)。
图2.2 中国茶叶出口量(1825-1886)
资料来源:1825-1858年间的资料,引用自John A.Messenger,Indiaand China,p.7;1859-1886年间的数据,参考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第324页。
图2.3 中国生丝出口量(1825-1886)
资料来源:1825-1858年间的资料,引自Messenger,Indiaand China,p.7;1859-1866年间的数据,参考Eng,Economic Imperialismin China,p.31;而1867-1886年间的数据,则参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02.
表2.10 中国茶叶出口量(1825-1886)
单位:磅
资料来源:1825-1856年间的资料,参见John A.Messenger,Indiaand China,p.7;1857-1886年间的数据,参考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第324页。
表2.11 中国生丝出口量(1825-1886)
单位:磅
资料来源:1825-1858年间的资料,引自Messenger,Indiaand China,p.7;1859-1866年间的数据,参考Eng,Economic Imperialismin China,p.31;1867-1886年间的数据,参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02.
中国对大英帝国年均茶叶出口值,1867-1886年间是1825-1856年间的2.5倍(见表2.12和图2.4),而生丝出口值则是12倍(见表2.13和图2.5)。与之相对的是年均鸦片进口值,1867-1886年间为1825-1886年间的3.5倍(见表2.14和图2.6)。的确,1857-1886年的茶叶、生丝出口快速增长,不仅抵消了鸦片和其他进口品的增长,而且也使白银在1856年前后回流中国。19世纪中国士人冯桂芬、《北华捷报》、英国蓝皮书以及其他西方观察者都注意到1853-1856年后的白银回流。一位海关税务司将中国茶叶、生丝的大量出口与白银回流联系在一起:“由于其他国家对中国茶叶和生丝需求的增加,导致1838年使中国政府禁烟的白银外流现象,有了极其有趣的转折。”不仅如此,白银外流问题和银贵钱贱危机也同时结束。当咸丰中期,白银回流中国时,银钱比价亦从1855年的2,100文降至1864年的1,190文(见图I.1和表2.6)。冯桂芬对此表示惊奇地说:
迨咸丰五六年,泰西诸国大水,桑尽仆。中华丝市骤盛,一年中买丝至六七千万两。各货及雅(鸦)片不足抵,则运银偿之。银遂骤贱,以迄于今,是为中外通市一大转关。
这表明1814-1856年间的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危机是高度相关的。表2.3显示中国对英(不包括印度)的贸易收支在1852年起由赤字转为盈余。就如同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危机发生之初,白银回流和银贵钱贱危机的缓和,也并非在各区域间同步发生,而是不同时间在不同地区发生。
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发生在浙江、江苏、广东等出口丝的主要产区,并严重冲击到福建、江西、安徽、湖南以及湖北等茶叶产地。1850年代茶叶、生丝出口大增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何这些经济作物的贸易没有被太平天国运动所摧毁呢?原因如下:①只有部分茶叶、生丝产区被破坏;②由于国内战争,一些原本卖到国内市场的丝转卖到国外市场;③生产这些经济作物,是让那些因战争大幅减少人口的区域的人民重回土地后的求生基础;④尽管一些城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惨遭破坏,但乡村地区仍在种植经济作物;⑤以闽北为例,不再将茶叶转运到被战争威胁的上海或广州,转由福州直接出口,并利用新的快速帆船与国际市场联系;⑥清朝与太平天国的领导们都鼓励生产这些作物出口,以获得致胜所需的军援。
表2.12 中国茶出口值(1825-1886)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825-1856年间的数据,参考John A.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p.7-8;1867-1886年间的资料,参见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17.原始数据的单位都已换算成银元。
茶叶、生丝出口的增长还有其他一些原因。1847年后,由于缺少白银,一种以茶、丝换取鸦片的“以货易货”贸易模式发展起来,促进茶叶、生丝出口的增加。1870年以前,日本现代丝工业尚未发展,中国在世界丝市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1871年日本、印度和锡兰这些国家茶叶出口崛起以前,中国提供了全球85%的茶叶。1873年,中国为了提高生丝的生产,又引进了蒸汽缫丝技术。
图2.4 中国茶叶出口值(1825-1886)
资料来源:1825-1856年间的资料,引自John A.Messenger,Indiaand China,pp.7-8;1867-1886年间数据,参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17.原始数据中的单位都已换算成银元。
图2.5 中国生丝出口值(1825-1886)
资料来源:1825-1856年间的资料,引自John A.Messenger,Indiaand China,pp.7-8;1867-1886年间的数据,参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02.原始数据中的单位都已换算成银元。
图2.6 中国每年鸦片进口值(1825-1886)
资料来源:1825-1856年间的数据,参考John A.Messenger,Indiaand China,p.11;1867-1886年间的数据,参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52.原始数据中的单位都已换算成银元。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兴旺的国外市场,茶叶、生丝出口也不会大量增长。中国海关报告和英国国会文书进一步举例说明,一个有利的世界市场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茶、丝出口贸易快速扩张的重要因素。一个记载指出:“即使在当下的1843至1858年期间,中国爆发了极其可怕并且有高度破坏性的内战,但对外贸易仍有明显的发展。”1863、1864年间,当太平天国运动在主要丝产区的江浙所造成的混乱和破坏达到顶点时,丝出口下跌了三分之二。但是,从1865-1873年,这些区域就已恢复了生丝生产的能力。在1860、1870年代,英国领事屡次提及,由于市场非常活跃,即使生产技术没有改进,台湾茶叶也有很好的销路。中国主要茶叶产区福建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些发展提示我们,不能仅仅考虑19世纪前期鸦片进口对中国白银的吸纳,也应注意到何以1814-1856年间中国的茶叶、生丝出口不能如1857-1886年间迅速增长到可以抵消鸦片的增长。
与18、19世纪晚期相比,其实19世纪初期中国的茶叶、生丝出口相对不景气。很明显,19世纪初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的茶叶价格低于18世纪晚期。在英国市场上,每磅茶叶平均价格从1801年的36便士跌至1836年的19便士,又在1847年跌到13便士。而通过东印度公司出口的茶叶额,若以银锭计算,在1760-1799年的40年间增长了400%,但在1817到1833年间仅增长了20%。从人均消费量来看,1850-1884年间,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2.04-4.71磅)是1835-1849年间(1.43-1.69磅)的2.5倍。如果1820年代到1850年代初茶、丝出口和1850年代后期到1880年代一样有利,出售茶、丝带回的白银将可以抵消用于购买鸦片和其他商品流出的白银。然而,19世纪前期茶、丝出口增长的缓慢,与鸦片以及其他进口商品的快速增长无法相比。
表2.13 中国生丝出口值(1825-1886)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825-1856年间的资料,见John A.Messenger,Indiaand China,pp.7-8;1867-1886年间的资料,见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02.原始数据中的单位都已换算成银元。
表2.14 中国鸦片进口值(1825-1886)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825-1856年间的数据,参考John A.Messenger,Indiaand China,p.11;1867-1886年间的资料,见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52.原始数据中的单位都已换算成银元。
福建作为一个重要的茶叶出口省份,特别是闽北的情况,可以清楚地证明茶叶出口的不景气与白银短缺的关系。由于福建是个多山的省份,加上铜钱笨重不便携带,商人至该省贩运货物皆是易银而归。1846年,福建巡抚就注意到茶叶市场所受的冲击与白银外流:“(闽省)本非产银之地。惟茶木客商贸易,兼用纹银,负载而来。然往返推迁,存留于本地者甚少。”在18世纪,其他省份尚未使用白银时,福建就已普遍使用白银。然而在道光年间,闽北土地买卖用银的比例显著下降。
经济史学家佛林和吉拉得指责其他学者过分强调西方国家对中国茶叶、生丝的依赖,而低估了中国对外来白银的依赖——与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白银对黄金价格更高。不过据清代文人郑光祖的观察,中国银——金兑换率在嘉道年间与西方国家趋于一致,都是16:1.1849年的英国领事也注意到,广州的金银比价与英国本土几乎相同。因此,因中国白银价值高而向中国出口白银套取利益的空间消失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自身也开始需要白银。19世纪前期全球白银供应减少是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因素。
金与银,作为19世纪世界上支持纸币和直接作为货币使用的主要金属,主要产于拉丁美洲和俄国,特别是拉美。1790-1829年,以银元计的白银产值分别如下:墨西哥,559,272,128;智利,7,291,696;阿根廷,124,830,272;俄罗斯,6,011,924,墨西哥占了世界总产值的83.9%。同期,以银元计世界出产的金总值分别为:墨西哥,585,017,940;智利,18,365,648;阿根廷,124,830,272;俄罗斯,20,826,896,墨西哥占了世界总产值的78.1%。1796-1815年间,由于拿破仑战争和1810-183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使得拉美的地方政府无力维系银矿开采,也就导致其金银生产衰退和全球供应减少(见表2.15和图2.7)。因此,1811-1850年间世界白银供应比1781-1810年下跌了1,000万盎司。而世界黄金供应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根据1833年英国外交部的估计,与1790年代相比,19世纪头10年,世界白银产量减少了6.6%,1810-1819年间减少了49.5%,1820年代减少了56.6%。若以1790-1799年间为基点,世界金银总产量在1800-1809年间减少了4.8%,1810-1819年间则减少了49.7%。
表2.15 世界金、银产量(1741-1910)
单位:1,000盎司
资料来源:Vilar,AHistory of Goldand Money,p.331;早阪喜一郎,《银价と银为替》,页53.
虽然在1810至1830年代的独立运动后,拉丁美洲的白银生产逐渐恢复。不过直到1860年,全球白银供应才恢复到1810年以前的水准(见表2.15和图2.7)。而且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世界金银供应更为充足时,对中国的白银投机才逐渐恢复。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而现存矿山增长了约三分之一的产量,使得世界黄金生产增长了大约4倍,从1841-1850年间的1,762,000盎司增至1851-1860年间的6,313,000盎司。白银生产在1850年后也快速增长,到1900年已增至1820年代的10倍(见表2.15和图2.7)。此外,随着西方国家逐渐将其货币体系改为金——银复本位制或金本位制,更多的白银便从西方流入东方两个主要用银国家——中国和印度,以购买其产品。
图2.7 世界每年银产量(1493-1900)
资料来源:Vilar,AHistoryof Goldand Money,p.351;早阪喜一郎,《银价と银为替》,页53-55.
确实,有很多因素影响了茶叶、生丝的出口,但最终都需要白银来购买。而在1856-1886年间,我们看到有更多的白银可以用于这个交易。
19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金银减产,不仅减少了在中国的白银套汇交易,而且也刺激了鸦片的输入。根据英国蓝皮书记载,1821年后鸦片的输入开始增长;“获得银元的困难,对于鸦片入口的激增,大有关系。”换言之,由于英国人没有足够的白银,鸦片被用于交换茶叶与生丝。
渐渐地,拉美白银的短缺也促使更多商人从事对中国的鸦片输入。举例来说,一家自1565年就已经在马尼拉以美洲白银换取中国丝或英属东印度棉布的西班牙公司,由于美洲金银的减产,削减了它的贸易。这家西班牙公司的很多股东都在1827年后转向鸦片贸易,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怡和洋行。这些长期垄断中国贸易的西班牙贸易商,在失去亚洲商品在拉美销售的特权后,便协助在中国没有这种特权的英美商人运营鸦片贸易。1820年代,在西班牙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停止后,拉美便通过大西洋输出更多的白银到欧洲和美国,而中国在广州和香港输出更多的茶叶以换取花费最多的鸦片,并取代了以丝易银为主的大帆船贸易。
1863年,英国国会关于印度通货状况调查委员会在加尔各答完成了调查,他们注意到白银从西方流向东方,特别是印度。这个调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情况:
上世纪(18世纪)末本世纪初,(从西向东的)白银流动达至顶峰。此流动在1808年后逐渐减少,在1814年明显下降,并于1832-1833年间平衡。而1833-1849年间,除1843-1844年外,没有太大变化。从1857年起,白银进口又迅速增长并达到相当大的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1808与1814年不仅是中国方面的资料记载白银外流的起始年份,也是西方开始减少向印度输入白银的一年。从1814年到1849年,英国政府以棉花交换印度白银。1833年,英国完全停止向印度输入白银,直到1850、1860年代贵重金属的新发现才逐渐恢复。由于鸦片税约占1789-1839年间英属印度整个税收的6%,此对英国购买印度洋区域、美国和中国产品至关重要,因此当西方减少对印度出口白银时,便可能刺激了印度鸦片对中国的销售。1856年后的六七年里,超过5,000万英镑(2亿银元)由英政府担保为建设铁路和其他设施的资本和2,500万英镑(1亿银元)的贷款流入印度。
尽管独立后的墨西哥政府于1823年起即铸造墨西哥银元,但这些硬币并未来到中国。相反地,在中国流通的银元仍然是原本的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在1854年首度进入中国前夕,因西班牙银元不复输入,中国各省西班牙银元市价不断上涨。直到1856年,以旗昌洋行为首,在上海的36家外国公司才开始以墨西哥银元代替西班牙银元作为记账的通货单位。1856年后银贵钱贱危机也因此得以缓解。
一位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官员以“势”来描述嘉道年间由于白银外流所造成的难以理解和前所未有的银价腾贵现象。从本研究的分析看来,“势”应包括从18世纪后期起中国几乎完全依赖于拉丁美洲白银,19世纪初中国茶叶、生丝在全球市场的萧条以及拉美贵重金属的减产。事实上,在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结束其垄断后,直到1868年中国海关开始统计期间,我们缺乏直接研究中国外贸史的统计资料。如果没有伦敦海关的数据和中国海关出版品及英国国会文书中丰富的经济资料,我们将很难理解1808-1856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背后的全球联系。学者戴密微(Louis Dermigny)与张荣洋(W.E.Cheong)曾简短提及,美洲白银的供应减少是中国19世纪初白银外流的原因,但他们并未估算这个时期的贸易收支,更没有提及19世纪末期的状况。
19世纪初期中国茶叶、生丝出口的不景气减缓了白银的流入。确实,此时如果没有鸦片的流入,也不会有白银的外流。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已经从鸦片深入中国内陆和鸦片进口与白银外流时间的关连性两方面,证实了鸦片对中国白银外流的影响。不过,假使输入鸦片这项事实没有和中国茶叶、生丝在全球市场的不景气同时发生,那么结果也许会和19世纪晚期的情况相似。意即19世纪末,中国通过茶叶、生丝的出口所得弥补了鸦片和其他商品的进口损失。不仅如此,世界金银减产,也刺激了1820年以后中国鸦片输入的激增。因此,事实上,并非印度鸦片的输入,而是中国茶叶、生丝在世界市场的萧条和世界金银减产,才是导致白银外流的根本因素。
与此前建立在马士研究基础上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认为白银外流的数量大约占当时中国流通白银数量的16.4%。而每年白银外流量,大约等同于1808-1856之48年间的每年国家总所得的0.19%。本研究重建的白银外流趋势与银贵钱贱危机相联系,两者都是于1808至1820年代在若干地区零星发生,至1820年代到1850年代,波及全国,并日益恶化。意即,马士研究未涉及的1833-1856年间,实际上才是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约在1856年,当白银重新从西方流入印度或整个亚洲时,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危机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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