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资本是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和预设存在的,它是永恒的、是无限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建立在“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资本无限扩张)的最大限制”[1]这样一个命题上。在李嘉图看来,资本只有积极的一面,只要按照比例投入劳动量,资本就可以无限增殖下去。他注重资本运动中各个要素的数量关系,他的抽象数量计算方法被现代经济学所吸收,抽象的数学和函数演绎下的资本,越来越成为无限扩张和永恒的神话。与李嘉图不同,西斯蒙第注意到了资本的限制。他认为资本本身会产生限制,使自身陷入毁灭。当然,西斯蒙第所谓的毁灭,并不意味着资本真正走向毁灭。他支持用国家政策来调节私人经济,主张可以通过习惯、法律等从外部约束资本。比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扩大趋势和消费的相对不足,使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经济危机可以说是资本的一个限制,但这个限制并没有在现实中使资本毁灭,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加成熟的形态发展。西斯蒙第对自由经济的不满,对当代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社会有很多启发,但他对自由资本的约束只限于外部的和人为的干预,因此仍然触及不到问题的根本。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宣称所有要素的付出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这一论断没有实现,那么一定是由于某种因素阻碍了市场的运行。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以资本为核心运作的市场是完美的,以资本增殖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制度是永恒的。
在资本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像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市场狭小等障碍,但是都被资本克服了。从技术革命和扩大生产,到跨国公司和世界市场,资本的每一次跨越都证实了任何对它的限制和阻碍都推动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曾被认为是资本局限性的最好证明,然而当资本化身各种信用标的,打破时间的限制,当资本从生产空间扩展到人类生活空间时,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的剩余价值实现困难、资本过剩的危机似乎不存在了。资本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仿佛资本的限制不是资本毁灭的根据,而是资本发展的养分。正如黑格尔所说:“植物超出限制为种子,又超出限制为花、为果、为叶”,“有限没有在消灭中消灭;它首先只是变成了另一有限物,后者又同样消灭而过渡为另一有限物,如此等等以至无限”[2]。可见,资本会不知疲倦地一直扩张下去,如今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全球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被描述为由自私理性所调节的美好制度,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好像已经过时了。
然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保证的完美的市场与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一样,繁荣和衰退、过劳和失业、极度富有和极度贫穷、权力集中和绝望虚弱,这些同时存在又相互对抗的矛盾仍然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现代社会的特征。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已经揭示:资本的有限并不是资本会因疲倦而最终无法前进,而是资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可逃脱的命运——“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具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当然,在资本全球性积累的今天,资本积累的形式和克服危机的方法与马克思的时代有了很大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理论也应包含这些新的动向。本书通过分析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探讨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的方式,重新审视“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资本无限扩张)的最大限制”这个命题,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新时代的运用做一点微小的贡献。(www.xing528.com)
在马克思的时代,全球化、金融衍生产品、边际资金等都是陌生的词汇。如今它们已不仅仅是术语,而是成为挑战国家统治并以它们自己的方式管理自身事务的独立力量。这个时候,凯恩斯国家干预的新政也开始显得过时。斯密所谓市场的这只“看不见的手”重新成为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经济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在新时期的表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遍布全球,福利国家政策相继破产,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逐渐衰微。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挑战,向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回溯带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逐渐抬头,这种经济提倡自由市场的原则使资本主义渡过危机。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一样,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随着资本对全球的控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一国范围之内的事情,而会引发全球性的崩溃。危机的原因经常被归结为滥发贷款、石油涨价、资产泡沫等人为因素,然而两百年来经济危机一直周期性爆发,且破坏力越来越大。虽然马克思并不能穷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全部形式,但他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洞见是十分深刻的。“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市场自由化——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将不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国度,其中所有人都会非常富裕。相反,它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平。马克思预言,这还将产生严重的和持续增长的不稳定,并最终会带来长期的过度积累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世界经济危机)。”[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内在界限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经济危机也会激化资本自身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毁灭。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尤其是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再次探讨马克思对于资本内在界限的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资本运行模式在中国的生效使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同时资本的双刃剑效应也更加凸显。从我国建设初期的谈“资”色变,到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的一贫如洗,到市场经济的繁荣富足。资本不仅是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力量,而且是构造人类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动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创造伟大文明的作用给出了高度评价:“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4]这就是说,资本的文明面不仅是它在创造物质财富时体现出的巨大创造力,而且在于它改变人类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的内在驱动。资本的文明意义表现为它内在地包含着推动文明演进的趋势。这不仅意味着资本对先前封建关系的废除,而且意味着它内在涌动着建立新生产关系的潜能。这种潜能不仅表现在经济生产领域,而且渗透在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资本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把中国送上了快车道,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资本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和谐的因素。两极分化的加剧、自然环境的恶劣、人们精神家园的失落都表明资本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资本是有益的,也是有界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如何驾驭资本的双面性,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新路,是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以实现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驾驭资本的基本原则。资本既是现代社会兴起的根源,也是现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它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破坏着社会和世界的和谐。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运用资本来改变落后的自然经济,实现现代化;也需要引导资本、驾驭资本,防范资本运作带来的市场失灵和缺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原则,而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目的。这就要求国家在市场经济领域宏观调控,充分发挥资本增殖的作用,以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转,促进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在非市场经济的领域树立国家的权威,创造有效的社会条件和制度保障,缩小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倡导“和谐世界”的原则和价值观,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途径,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总之,资本带来的社会成员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占有,揭示了资本的文明面。同时,正是在资本文明背后也蕴藏着资本不可遏止的普遍性的巨大局限。消费社会的来临已使资本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但资本内在界限的隐喻并没有比马克思的时代少一分。深入研究马克思“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资本无限扩张)的最大限制”这一命题,对认清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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