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世纪的西欧处于较为落后的蛮族统治之下，相当长时期内欧洲文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被人为地断裂了。在古罗马帝国后长期接管世俗世界最高统治权的天主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文化的发展。受此影响，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刚刚出现的档案馆开放精神受到了极大压制，古希腊、古罗马帝国“具有一种广泛公开性”[19]的档案保管与利用制度也未能有效地传承下来。雅典密特伦神庙档案馆向“非公务研究者开放档案”在古代世界里的昙花一现，显示着古代档案工作中封闭性、机密性占绝对统治地位。法国学者对此有过入木三分的描述：
在古代对由国王和教父设置的档案库的利用，严格地控制在对档案保管负有责任的公务官员或得到最高当局专门批准的人员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档案的保管经常与权力的行使相联系。掌握历史资料是进行统治和行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利用档案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档案的保管甚至被认为是具有宗教色彩的职能……那时的档案利用是要预防各种形式的泄密和对付带有敌意的好奇。[20]
不过，古罗马人利用各种法律认可的证据去证明权利合法存在的传统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以保存证据为目的的档案管理活动不但存在于教会机构，也广泛运用于世俗事务[21]。从11世纪末叶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起来。城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在许多方面是古典城邦的复活，也是近代国家制度的雏形。城市生活培育出来的市民精神，是近代政治思想重要而直接的来源。早期城市一般与君主结盟，共同抵御教会权力的扩张，从此，教会及其官方的神学理论遇到了真正强有力的对手。[22]这一时期，作为行政管理工具的档案管理体系逐渐成长起来，为欧洲各国官僚体系的运行提供了支撑：
11世纪以来的文化“复兴”，已使人们更容易理解个人对政府服从所蕴含的这种社会关系纽带——一个总有些抽象的概念——的意义。……形诸文字的习惯及对这种习惯潜在意义的不断重现，使国家可以建立档案，如果没有档案，政府工作的真正连续性就不会存在。来自采邑的封建赋税簿、定期账目、文件收发册——数不胜数的各种文字记录，12世纪中叶以后出现在盎格鲁—诺曼国家和西西里的诺曼王国，12世纪末或13世纪期间出现在法兰西王国和它的大多数重要的大公国。这些文字记录的出现预示着，一种新的权力，至少是一种此前限于大教会和罗马教廷才有的权力，即官僚体制，正在崛起。[23]
事实上，档案工作一直就与权力息息相关。在古希腊和拉丁语中，档案馆（Archivum）是指地方行政长官的居住地或公共办事机构，中世纪档案保管的早期历史是与教堂和城邦建立的机构紧密相联的。[24]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时期采用的“二元主义”[25]的文件分类及整理规则，也为希腊、意大利主教所管辖的教区和修道院所采纳。在中世纪独特的政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中，由于相互竞争的需要，档案文件常常被用来证明权力的合法性而引起社会的重视，欧洲地区的封建统治者们越来越注重搜集与他们利益切实相关的档案文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整理、保管与可控利用等业务的开展。到了中世纪后期，君主统治在整个欧洲逐步趋于稳定，国家的行政管理功能与范围日渐扩大，档案文件的数量和利用次数也不断增加，一批用于安全保存行政、法律和财经等文件的档案库房开始出现和壮大。欧洲各国的档案管理活动随即产生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在英国，10世纪中后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开始利用教堂作为发布重要文件的场所，并出现教会文件管理的专门化人才；早在亨利三世（1216—1272年）时期，英国国王就开始任命“管卷大臣”（Keeper of the Rolls of Chancery）这一职位；1323年，威廉·斯特普尔顿（William Stapleton）编制了财务署的第一本财产目录[26]。法国的档案管理可一直追溯到12世纪，据说法国国王菲力·奥古斯都在一次与英国国王的战斗中丢失了财务文件，于是毅然决定建立档案库以保存公共法令文书[27]，1318年皮埃尔·迪特姆斯制定了财产法规和登记薄的目录。在意大利，早在1284年那不勒斯的安茹（Anjou）档案馆就编制了档案目录和管理规章。整个欧洲的档案收藏都开始出于行政管理目的被整理和编制成目录。[28](www.xing528.com)
从13世纪末开始欧洲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政治上看，封建制度开始衰落；从经济上看，工商业努力摆脱庄园和农场束缚，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社会上看，社会下层阶级为争取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斗争不断兴起[29]。新兴的资产阶级借用恢复古典文化的名义发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导致了欧洲在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催生了拥有巨大创造力的近代欧洲文明[30]。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代，是欧洲在意识形态层面开启的一场与封建文明的决裂，在知识、科技、人文和社会诸领域展开的一场新思想和精英文化的运动。自14世纪初至17世纪30年代共三百余年的文艺复兴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精神象征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使人们在注重人的同时，开始关注人类各个稳定的共同体，以国家为分类，促使了民族史的觉醒，进而推动了档案的利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家们不仅使用《圣经》和各种教会记录，还使用各种世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材料，包括前人未曾使用过的资料和未曾披露过的档案，英国史学家还对口述和观察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注重利用文物和历史遗迹进行考证分析。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使历史编纂学逐渐走出中世纪编年史的桎梏。意大利史学家佛朗西斯科·圭恰尔迪尼（1483—1540年）注重收集和运用包括佛罗伦萨的公共档案在内的新近档案文献资料，“成为近代第一个复原历史的历史学家”[31]。法国学者迪蒂耶利用整理王室档案馆的机会，抄录了大量对法学家和史学家都极为重要的档案，并以此为基础编成《法兰西王国档案集成》，从而使法国公众能够接近档案材料[32]。
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发动“阿维尼翁之囚”后，教皇的神权力量开始衰落，欧洲各国推动了君主制的官僚主义化，特别是16世纪西欧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强化了君主专制，“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33]。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君主事务的增多，导致文件数量不断增长，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的档案管理工作呈现出集中化趋势，档案馆进入了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欧洲各国档案开始集中于中央档案库统一保存，并由专业档案工作者负责管理，欧洲档案工作的专业化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34]。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从16世纪开始的档案集中化发展，催生了“公共档案”这一概念，但这时的“公共档案”并不是指对资料的公共使用，而是服务于君主制度的扩张以及随之伴生的国家民族意识的兴起[35]。
总体而言，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欧洲各国档案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档案却始终只是王室的私有财产，只用于十分功利主义的用途，其目的在于保存关乎王室权威和统治的文书，为王室储备涉及权力与权利的法律文件”，“档案工作者无论想表现得多么独立，始终只是权力的忠实附庸”[36]。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中世纪时期，保存档案、建立档案馆库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该权利与最高权力（sovereignty）紧密相连，因此只有皇帝、教皇及他们选择的代理人才有资格保管档案文件[37]。12—17世纪，“打开档案馆所须钥匙的数量，以及保管这些钥匙的官员的级别，与密室或柜子中所存材料蕴含的权力是成正比的”[38]。可见，由于中世纪的档案馆产生于权力的制高点，档案与权力行使联系在一起，因此档案常常被视为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和统治工具而难以向社会开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