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这个概念很古老了。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就尝试着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周围的事物和现象,从那时起,哲学就作为与原始幻想意识相对立的最早的理论思维,同科学一起诞生了。然而对于哲学,却又从未有过一致的看法,也不存在为大家所公认的定义。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人们,不仅哲学观点互相抵牾,对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也是各异其是的,以致“什么是哲学”这个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对哲学家们却往往成了甚感头痛的大难题。
其实,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哲学的对象和内容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这里本来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定,因而也不会有超越历史时代、囊括各派观点的关于哲学对象的统一定义。这对前科学发展阶段的哲学来说,尤其如此。对于哲学不应该这样去提出问题:按照哲学的“本性”它“应当”以什么为研究对象、包括何种内容?合理的认识只能是历史地提出问题,并作出历史的回答。
哲学的历史性,并不意味哲学没有统一的性质。各个不同时期以及各派不同的哲学既然都叫作哲学,它们之间当然不能没有共同之处。同其他各门科学比较,哲学始终属于知识阶梯的最高层级,不论内容如何,哲学总要具有寻根究底、追本溯源的性质。这就是由知识分工所决定的哲学的共同性质。哲学思维因此也向来被称为探求最高原理的最高“智慧”。但这只能看作是一个十分抽象的规定。如果进一步探问:何谓智慧、根底在哪里以及怎样去寻求本源?认识立刻就进入分歧了。这种抽象的规定只能够表明哲学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的特点,并不能给予哲学这个学科的对象和内容以确切的概念。
人的一切认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都处在变化之中。哲学由于它在知识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则更加富于变化性。马克思曾把哲学称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只能从已有知识的总和中提炼出来。一个时代的具体知识如何,最高智慧的状况也就如何。当着人们对周围的事物尚缺乏科学的理解,这时的最高智慧就只能是幻想的意识;在人们对事物仅有十分笼统的知识时,哲学也不会摆脱直观的性质;而一旦人们的认识深入到事物内部的联系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知识部门,哲学也必须随着改变自己的认识方式、重新划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哲学又同时属于一定社会体系的意识形态,还要跟随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使它具有了更为明显的历史性。
纵观认识发展史,哲学的对象和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1)最初产生的古代哲学与科学知识尚未分化,属于笼统直观的认识,所以称作“智慧”(或爱好、追求智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当时把这种学问称作“智慧”主要是为同两个东西区别开来:首先是同原始神话的幻想意识相区别,哲学寻求的是对自然的合于理性的解释;其次是同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相区别,智慧注重于事物所以如此的原因的理解。在这样了解下的哲学,无异于包括一切理论学科在内的“知识总汇”。当时数学和物理学(自然科学)都被公认为哲学的有机部分,后来又列入了逻辑学和伦理学。古代哲学以广义的自然为对象,它把人及其认识都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其性质和内容而论,我们可以称它为“自然哲学”。
(2)中世纪的欧洲,哲学已失去独立的意义,变成了维护基督教神学的工具。它不再研究自然,而是以超自然的来世天国为对象。这种转变明显地表现了社会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对于哲学的重大影响。古代的哲学成果在中世纪也并未完全泯灭。为了论证教义、教条,经院哲学家们十分注重逻辑问题的研究。逻辑学成了这一时期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www.xing528.com)
(3)17世纪到18世纪,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哲学和科学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时的哲学家们提出了“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认识自然”的响亮口号。于是,哲学又回到古代的提法。笛卡尔说,哲学一词就是“表示关于智慧的研究”。霍布士[2]也认为,“哲学也就是对智慧的研究”,即探求物体运动的原因的知识。在注重哲学与神学相区别而非与科学的区别这一点上,近代哲学与古代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科学状况与古代已经大不相同。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诞生了,而且有些部门已经建立起完备的理论形式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哲学虽然仍被称作智慧,它的实际内容却变化了。近代强调的是哲学和科学的实用价值,以此区别于中世纪“不生育”的神学,而不是古代所注重的智慧的那种非实用性。由于科学的推动,近代哲学不满足于对自然的笼统直观的认识,要求对它进行分解的研究。所以在以自然为对象的近代哲学中,“本体论”的问题成为核心内容,认识论的问题也被提到了重要地位。
(4)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逐步确立、生产和科学的急剧发展,哲学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化了。科学的全面发展暴露出了认识自身的大量矛盾,要求哲学必须深入研究人类认识的本性,说明科学知识的起源。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论问题成了哲学的核心内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最高问题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成为哲学自觉地探讨的中心课题。另一方面,由于实证科学纷纷自立门户,同时夺走了原来属于哲学的地盘,那种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性质的哲学实际上已陷于瓦解。这就迫使哲学不能不调整自己的内容,重新考虑研究的对象。在这一时期,哲学家们对于这种情况的认识互不相同,采取的处理办法也各有区别。
康德继洛克之后,把哲学引向研究人类理性自身的活动,着重探讨了科学知识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他提出,真正的哲学就是“先验的哲学”,只有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本体学说。康德的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在这里也反映了认识发展的历史趋势。所以他在认识论方面提出的问题,对后来的哲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黑格尔把哲学定义为“对于事物之思想的考察”。在他看来,理念是实在的本质和灵魂,唯有哲学能够认识理念、把握真理;科学以理念的外在表现为对象,所以只能从哲学中去取得真理。黑格尔建立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也有它的意义。他的哲学以逻辑学为核心,而这个逻辑学又同时是本体论和认识论。黑格尔把这三者在唯心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这符合认识的规律,因而也是他对哲学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费尔巴哈面临着要在德国条件下否定神学与思辨哲学的统治、恢复唯物论的权威的任务,他关于哲学的提法与近代初期相近,强调“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不过,这里也反映了新时代的精神。他以人为哲学的主体和核心,明确提出了人的存在、幸福所寄托的对象,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人和自然。费尔巴哈称他的哲学为“人本学”,企图在人身上找到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提出这一任务,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但他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古典形态的哲学以外,当时人们的思想陷入了一片混乱,面对科学分化的事实曾经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看法。有的人主张,哲学地盘既然被瓜分了,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只要科学就够了。这是一种取消哲学的论调。也有的人认为,哲学只能在科学之间的夹缝中去求取生在,应当以研究中间问题为任务。还有的人宣称,哲学的职能仅仅在于联络科学,通过它可以把各种知识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以及其他种种观点。
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对象和内容变化的大致情况。这种变化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充满了任意性,“并没有一种进步过程的性质”。事实恰恰相反。这种变化通过不同观点的偶然性,体现了人类认识的规律性的发展过程。从笼统直观的智慧走向对事物的分析研究,由此使“知识总汇”趋于瓦解,这里表现了人类的认识只能通过分化而不断发展的运动规律。科学分化所否定的并不是哲学本身,只是它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性质。正是这种科学的分化,为哲学走上科学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自然哲学开始,经过神学走向本体论、认识论,最后进到人本学,则表现了哲学认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哲学逐渐明确了人类认识的基本矛盾,找到了从总体去认识世界的特有的内容和形式,从而才把自己同实证科学区别开来。
到19世纪中期,哲学变革的条件已经孕育成熟。其时出现的思想混乱正是预示黎明将至,哲学非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不可。这个变革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而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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