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伊始,朱元璋的亲密谋臣、江宁儒士陈遇(1313—1384)向新君陈说治国方略,即建议“以复中国先王礼教为首务”[1]。虽然朱明政权遭受元季正统士大夫的鄙夷与冷遇,但像陈遇这样乐于为当政者指示政治方向的儒士,亦非仅有。早在至正二十年(1360)左右,龙泉儒士叶子奇就曾上书朱元璋的臣僚孙炎,提出“新天下之化、正天下之统”的八条大纲。叶子奇的这些议论,今天读来相当令人惊异。在吴元年(1367)之前,朱元璋部名义上一直隶属于北方的红巾军韩宋政权。在攻城略地,与元军征战的过程中,朱元璋部同样宣扬韩宋政权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复宋”口号[2]。根据笔者所读到的材料,叶士奇是较早对这个民族主义口号做出正面响应的几位儒士之一。而且在上书的一开头,叶氏就明确指出了推行儒家政化与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关系:“正天下之统者,必新天下之化……化不新,则统亦无从而正”,而明初为塑造自身正统形象而推行的礼俗革新,正是沿着叶子奇的这个逻辑展开的。他所列八条大纲里,正彝伦、择贤能、革贪墨、敦孝行、一权柄诸条,与明朝立国后的施政大纲竟无二致。叶子奇的上书最后是否转达到朱元璋手中并对其产生影响,这点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它告诉后人,洪武时期的诸多重大政治举措绝非是明太祖一人“宸衷独运”,而是反映了当时众多儒家士大夫的共同理念。
愚闻正天下之统者,必新天下之化;兴天下之治者,必革天下之弊。设使弊不革,则治无由而兴;化不新,则统亦无从而正矣……切谓复圣宋之治,其纲条之大者有八:正彝伦以清化源,简英贤以熙庶绩,隆廉耻以革贪风,纪孝行以敦礼本,汰冗官以一其权,正刑赏以齐其柄,通钱币以权轻重,验产力以均赋役。凡此八者,当革戎夷之风,一复我家之旧制,则统不期正而自正,治不期兴而自兴。太祖、太宗礼乐政刑之治,华夏文明之教,将复见于今日矣。[3](www.xing528.com)
为防止下情壅塞,明朝立国之后广开言路,“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4]上自公卿大夫,下至普通军民,乃至于罪犯囚徒,人人都可以上书言事[5]。在这种鼓励议论时政的氛围下,一部分士人,尤其是底层儒士在元代压抑已久的政治热情,被激发出来。江西布衣涂几在元朝蹭蹬不遇,入明后老病交迫,以“身为儒士,不获少补明时”而“怀愤不已”,撰写“时事策十九篇”,由使臣代为诣阙投上[6];永新儒士陈雅言也曾“草便宜十五事,欲诣京师上之”,会疾作不果[7];至正二十七年明军平定浙江时,方克勤也“著国家所以兴亡之故为书,欲诣行在献之”[8]。洪武元年,儒士李讷上言抚恤孤寡;洪武三年,儒士严礼等“上书言治道”;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征召天下儒士八千余人赴京“共论治道”,其中福建儒士沈士容上“拨本论”[9],江西儒士萧岐征上“十便书”[10]。这类普通儒士参议政治的事例,洪武时期史不绝书。明初的政治运作,其参与者实际上是相当多元的,绝非皇帝孤家寡人独断一切政务(在实际操作中,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极为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的遗佚,这些民间儒士对于时政建议,绝大部分没有保留下来;即便是明廷高级臣僚的时政奏议,保留下来的也寥若晨星[11]。而今天能见到的最为详备的明初史料《明太祖实录》,出于塑造开国君主形象的需要,将明初“圣政”大多归美于朱元璋一人。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仅能看到皇帝一人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洪武时期许多重要举措,究竟系由何人提议、期间经历了怎样的权衡讨论,都很难进行深入探讨。本章要讨论明初士大夫在礼俗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面临着文献不足征的困难。稍为幸运的是,今天在明初人的文集里,尚能勾稽出当时士人讨论或者记述礼俗变革的一些片段。本章试图通过这些材料,讨论士人对待礼仪改革的态度及其参与活动;探讨明初礼俗改革是否达到了预先设定的塑造国家正统形象的初衷,洪武时期在“稽古”旗帜下对儒家古礼的复兴,是否改善了士人对以武装反乱起家的朱明政权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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