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研究启示：影响群际态度的人格因素

6.4.1　关于职业的划分

研究二中，社会支配取向与专业之间没有出现显著相关，即专业并没有对社会支配取向产生影响；而且在一年级中，群体间的消极态度是有差异的，而在三年级中，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专业差异反而消失了。这两点似乎都说明，本研究对两专业作的地位划分是值得怀疑的。

按照Pratto等人对职业角色的划分，那些处于社会阶层顶层的群体以及加大阶层的组织，都会拥有相对来说更大份额的财富和权力等社会资源，因此都是属于支配的社会群体。工商管理系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们将来可能从事的工作都与这一类别相符，把他们作为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在逻辑上讲应该是可行的。同样，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将来的工作性质都与较低社会地位的群体相一致，因此，在本研究中就将他们作为较低地位的社会群体。而且国外有研究选取法律系和心理系的学生分别作为高/低地位社会群体，并且报告了专业与社会支配取向间的显著相关。

而本研究表明，在三年级中，社会支配取向与专业间的相关已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只是还没有提高到显著相关的程度。或许这种趋势说明，社会化的程度还不够，也有可能是当前的形势使得工商管理系的学生也并不认为自已一定会成为一名高级管理者，形成对该群体的认同。

这样的推断是有一定根据的。Li等人在修订社会支配取向量表的中文版时，搜集了企业中的管理者与员工层的社会支配取向水平，发现这两个群体在社会支配取向的总分及第三因子分上差异显著。这表明，在成人样本中，社会地位与社会支配取向间是相关的。而且，他们所提供的管理者的社会支配取向全量表的均分为68.27，高于本次研究中工商管理系学生的社会支配取向的均分54.58。

社会地位与社会支配取向间的相关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是中介模型成立的必要条件。这也意味着，在成人样本中进行本研究，结果可能会不同。

6.4.2　关于外显群体间的消极态度与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间的关系

根据wilson（2000）所提出的双态度模型，外显态度应是更易发生改变的，本研究的结果却发现内隐态度改变了而外显态度未发生变化。这与双态度模型的假设矛盾。Fazio et al.（1995）和Greenwald等人都认为，只存在一种态度，即内隐态度，人们出于自我表现的需要，会对自己的真实态度作掩饰，所以在有意识表达的情况下，有可能测到的并不是被试的真实态度。外显测量方法所测到的群体间的消极态度便是被试有意识地自我报告的结果，因此，出现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的分离是可以理解的。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被试作为城市人中的一员，受到来自农民工子女的批评与质疑，或许是出于保持自身群体形象的考虑，在外显测量上，并未表现出更多的对农民工的敌意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但在内隐测量中，却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

但是外显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测量结果与社会赞许性量表间又并未出现显著相关，这又是与Fazio的观点相矛盾的。只是Fazio在证明自己观点的时候，对自我表现的需要的测量并不是使用社会赞许性量表。因此，对本次研究结果中出现的内隐态度改变而外显态度不变的情况，还需进一步的研究以作出明确解释。(www.xing528.com)

6.4.3　低威胁启动的作用

在研究一与研究二中，被试均是在无启动的自然情境下完成量表施测的，这时社会支配取向总是能预测外显群体间的消极态度。而在研究三中，控制组的被试是接受了启动操纵的，只是这个启动是描述两群体的成员如何和谐相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支配取向变得不能预测外显和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水平。

接触理论（Worchel et al.，2000）认为，两个群体成员如果能有共同的合作，协力完成一项任务，并且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群体间的消极态度与歧视便会降低。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平等合作情境下，成员不再是以从前的群体划分来进行认同，而是将两群体合并，形成了更高层次的群体，并对这个高层次群体进行认同，即把原来看作是外群体的人重新划分为内群体成员，因此，原有的群体间的消极态度自然降低甚至消失了。

结合本研究的情况，是否可以认为，对和谐相处的描述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被试的认同水平，这时，被试并不是向原有的社会群体进行认同，而是形成了更高水平的社会认同，使得其社会支配取向不能预测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水平。这个假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检验。

6.4.4　本研究的其他局限

第一，研究三中的样本偏小。尽管这样可以避免样本过于夸大各变量的效应，但该研究中得到的威胁、社会支配取向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间的关系的结论，仍需在未来使用大样本研究作进一步的重复验证。

第二，研究三需要在心理学实验室完成，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被试是多人同时进行实验过程，这对自我报告的外显测量方法也许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对施测环境要求较高的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测量却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偏差。而且每个被试完成前面量表的速度不一致，较早完成的被试需等待一段时间，才能与其他被试一起接受IAT的施测指导语开始施测，不能肯定这样是否会对启动的效果造成影响。如有可能，希望能在每个被试单独施测的条件下重复该研究。

第三，研究三中的被试均接受了实验刺激的启动，对于外显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结果，可以用研究二中的数据作为无启动情况下的参照，以判断变化的趋势。而对于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却没有这样的基准作为参照。因为根据7.4.3　中的讨论内容来看，并不能确定地说，本研究中的低威胁刺激可以等同于无启动的自然情境，不会对被试造成影响。所以尽管结果发现两组被试的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有差异，但却不能确定是威胁刺激使实验组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水平升高，还是低威胁刺激使控制组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水平下降，抑或是二者兼有。因此，研究三的结果表明，有必要增加一个无启动组作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