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降低性别偏见的启示-群际态度的人格因素

7.4.1　女性地位现状

本研究在一开始，考查了男性和女性对于两性社会地位的感知。虽然在综述部分已引述大量文献数据来说明我国的男性和女性可能仍然存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但这只是现实层面的情况，并不能完全代表个体所感受到的情况。因此，有必要考查一下人们对于男性和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的感知是如何的，而且确定女性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是研究思想不对称效应的一个前提。

结果表明，在感知层面，男性和女性都认为男性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女性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因此，在现实层面和感知层面，对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有着一致的结论。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尽管已在争取男女平等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仍然未能达成平等的目标。

7.4.2　性别偏见的现状

要想减低性别偏见，首先就要正确认识性别偏见。Glick和Fiske（1996）认为，性别偏见包含了两个态度集：敌意性别偏见和善意性别偏见。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对女性不同的态度和看法。男性既提供了威胁（敌意性别偏见），又提供了威胁的解决方法（善意性别偏见）。女性有两种选择，一是拒绝善意性别偏见而面对敌意性别偏见，也就是走出家庭，争取工作上的成功，而这可能会招致他人的敌意；或者接受善意性别偏见以避免敌意性别偏见，也就是像千百年来传统女性所做的那样，留在家庭中接受男性的庇护，从而避免遭到其他人的排斥。

从这个角度上讲，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女性的地位的确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女性也从家庭的狭小空间走了出来，可以与男性共同参与社会竞争，但是，女性仍然会受到性别偏见的负面影响。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主要是善意性别偏见，而在女性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现代社会中，除了要面临善意性别偏见之外，女性若在工作中有较好的表现，则可能还会面对敌意性别偏见。(www.xing528.com)

而在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不必依赖男性获得资源，能够自由地拒绝敌意性别偏见和善意性别偏见，而且在拒绝之后，不会引发他人的敌意（Glick et al.，2000）。也就是说，在平等的男女关系中，男性和女性能够较为平等地获取资源，而且女性能够自主地选择其人生道路。即使她们选择拥有自己的事业并且取得了成功，也不会招致他人的敌意性别偏见。

7.4.3　如何减低性别偏见

本研究结果对如何减低性别偏见有一定的启发。性别偏见会受到社会支配取向的影响，社会支配取向水平越高，性别偏见的程度就会越高。因此，要控制和减少性别偏见，就需要降低社会支配取向的水平。虽然社会支配取向是一个人格变量，其水平在一般情况下会保持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支配取向是不可变的，比如群体社会化（group socialization）的过程就可能对社会支配取向的水平产生影响（Guimond，2000）。个体加入某群体后，会内化该群体中被普遍认可的态度和价值。Sinclair等人（1998）发现，当欧裔的美国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一年后，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显著降低。在大学中，平等主义思想较为普遍。因此，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所经历的群体社会化过程使他们更加接受平等主义思想，社会支配取向的水平也降低了。还有研究发现，不同专业的学生可能经历的社会化过程是有差异的。商学院学生从进校第一年到第三年，对移民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而社会科学的学生则一直对移民持有积极态度（Guimond&Palmer，1996b）。这些都说明个体所处的环境可能会对其社会支配取向的水平产生影响。环境中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那么个体的社会支配取向水平就有可能逐渐升高，而如果环境中平等主义思想较为流行，那么个体的社会支配取向水平就可能会逐渐下降，其偏见程度也会降低。

因此，要使人们的社会支配取向水平普遍降低，就需要在较大范围内普及平等思想。我国几千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明确规定了男女的地位等级，即男尊女卑。1949年以后，女性在法律上得到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进入了社会领域，有了经济自主权。尽管如此，深植于社会中的父权意识仍未受到根本触及（刘芳，2006），女性仍然受到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因此，很有必要在我国社会中加强平等思想的教育，逐步减少传统思想对人们的影响。

研究二的子研究一中，性别认同强度对敌意性别偏见存在一定的作用。对女性而言，若性别认同水平较高，则敌意性别偏见较低。对男性而言，若性别认同水平较低，则敌意性别偏见较低。这说明，提高女性的性别认同有助于降低女性中敌意性别偏见的水平，而降低男性的性别认同有助于降低男性中敌意性别偏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