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机制的问题和障碍

尽管上文的分析显示，来自博物馆、学校、行政机构的新近变化拓展了馆校合作的可能空间，但中国的馆校合作远没有实现自身的潜能。馆校之间依旧存在相互隔离和封闭的现象，并作为馆校之间各自的惯习而延续。

1.制度供给的目标偏移

在当前馆校合作的制度供给框架中，除去宏观而笼统的描述外，意识形态教育是最主要的内容，缺乏对学生认知、审美、技能层面的制度供给。一方面，这可能与中国博物馆的构成结构相关；另一方面，则受制于更为宏观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从国际经验来看，学生在博物馆中获得的情感和态度的变化，一般是以具体的学习作为依托的。现有意识形态教育则在其具体设计和效果上，都缺乏细致的分析和检验，无法确切得知其效力，而更多地代表了权力机构的意愿。同时，单纯此类教育的制度供给，可能不利于双方人员专业能力的提升，也可能遮蔽博物馆其他教育职能的发挥，例如与针对专门领域的学生教育计划、学校课程的合作等。

2.馆校合作动机的偏离

中国馆校合作的主要动机是自上而下的，并非基于博物馆与学校各自对于服务功能以及学习效果的诉求。无论是中国新型博物馆的建设和自身转型，还是中国学校系统内部的教育改革，抑或两者之间可能的合作，都带有强烈的行政驱动色彩。这种外部制度的决策过程，是基于权力精英的自我输入完成的。对于博物馆而言，其学校教育服务职能受制于原有行为逻辑的影响，其可能更加容易接受陈列、展示、保存的角色定位。而对学校来说，自身资源条件的不足、教学实践的惯习、示范的缺失、合作教育效果的不确定性、博物馆的刻板印象，都可能导致其没有足够的动机主动推行馆校合作。更重要的是，馆校合作的外部行政激励，无论是对博物馆还是对学校而言，都具有不确定性。例如，相较于馆校合作，学校优异的升学率、没有发生安全事故、学校内部教学的改良等，更容易得到行政部门的激励。在Kang等（2010）关于中国馆校合作的分析中，相关利益主体（尤其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被描述为具有强烈意愿的主体，显然我们的分析与其存在差异。(www.xing528.com)

3.博物馆与学校专业能力与专业支持的缺乏

博物馆与学校专业能力的缺乏，以及第三方专业支持的缺失，是影响合作的重要因素。这种专业能力的缺失，根植于中国博物馆与学校之间长期以来相互封闭的运行模式。中国博物馆由于长期存在自我惯习，职能和现有人才储备更多侧重于专业领域及展览设计，在教育设计、课程理解等能力上存在不足。与之相对，学校系统应用博物馆资源进行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同样存在不足。对于学校教师来说，相对于其日常教学实践，博物馆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除此之外，在西方常常作为重要的第三方介入的大学和专业研究者，同样在中国存在缺失，这在上文的文献回顾中已经得到体现。

4.中国博物馆以及学校内部的异质性

中国博物馆以及学校内部的异质性，影响了馆校合作的一般性质的政策供给。虽然整体而言，中国公立学校具有基本相同的教育内容和管理架构，但其在区域、城乡、校际等维度上，仍存在巨大的质量和资源差异。与之相对，中国博物馆从其架构上来看，分属于科技、教育、文化、文物等多个部门管理；在其类别上，涵盖综合、艺术、历史、自然科技等类别；整体数量较少，其布局在局域之间存在不均衡；不同博物馆内部的藏品、运行机制、人员的专业能力也呈现多样性。所有这些因素，为规范化的馆校合作政策供给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例如，需要解决教育均衡、合作范围、评估标准、主导机构等问题。这也说明从整体角度进行的分析，虽然提供了馆校合作的可能空间，但一旦进入行动场域，相关利益主体内部的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