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认知能力的组成部分和衡量指标,教育获得不仅关系着个人未来的收入,也会影响社会阶层的流动、社会公平和贫困的代际传递(Chetty et al.,2016a;Chetty and Hendren,2017a)。自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后,教育研究者们将关注点从学校教育资源转向家庭、社区等方面。以Wilson(1987,1996)的研究为代表,众多学者研究了邻里环境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学者们发现即使在排除家庭经济因素之后,长期居住在以贫困人口、单亲家庭为主要居住人群的社区中会对青少年在多维度上的表现产生消极影响,而搬迁至其他社区可以显著改善青少年日后在教育获得、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等多方面的表现(Ainsworth,2002;Chetty et al.,2016a;Chetty and Hendren,2017a)。其中,在邻里环境对认知能力的研究中,学者们既探讨了受教育程度,又关注了学生在学习过程的表现。Wodtk等学者(2011)基于美国PSID(收入动态调查)数据发现受到不良邻里环境影响的学生更容易发生高中辍学现象,其中黑人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Ainsworth(2002)发现良好的邻里环境促使学生投入更多时间进行学习,显著提高了阅读和数学成绩。McCoy等学者(2013)认为社区犯罪率影响了学校的学习氛围,进而会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了消极影响。除了影响学习成绩之外,学者们还发现在落后社区(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居住还会引发青少年的行为问题和早孕的发生概率(Caspi et al.,2000;Harding,2003)。从长期来看,不利的邻里环境将会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和社会阶层的固化(Sharkey and Elwert,2011)。
传统关于邻里环境(Neighborhood Effect)的研究主要基于调查数据,然而家庭会因经济状况、文化习惯等诸多因素而选择居住在特定的社区中,居住于同社区的家庭也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从而产生自选择和遗漏变量等问题。为了得到邻里环境的因果关系,学者们通常采用考虑与居住选择相关的因素以及准实验的方法开展研究(Wodtke et al.,2011)。在准实验研究中,美国的Moving To Opportunity计划(简称MTO计划)最受关注。MTO计划为居住在贫困社区的家庭提供有条件的住房补贴,帮助他们搬迁至低贫困率的社区。Chetty等学者(2016a)通过对MTO计划的研究,发现对于在13岁之前搬迁至低贫困社区的个人,他们在获得大学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收益方面有显著的提高,成年后也更加有可能居住在良好的社区并且避免成为单身父母,代际流动性得到了明显改善。经过测算,MTO计划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将年收入提高3477美元,这对于改善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发展境遇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此外,在后续基于对全美国700万曾发生过迁移的家庭的研究中,Chetty和Hendren(2017a)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在良好的社区每多居住一年就可以带来每年4%的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收入、大学入学和生育模式等方面。而那些能够为个人发展和代际流动创造良好条件的地区则具有低集中贫困、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双亲家庭为主的家庭结构和安全的社会环境等特征(Chetty and Hendre,2017b)。
邻里环境对青少年教育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大致可以归纳为榜样效应[1](Role Model Effect)、社区共同监督(Collective Supervise)和硬件设施(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榜样效应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Wilson(1987,1996)的关于美国贫民窟的研究,Wilson(1987,1996)认为由于内城区的居民和主流社会、工作机会产生了隔绝,缺少榜样人群,因此造成内城区青少年处于不利的发展境地。根据已有研究,在一个以拥有优质、稳定职业人群为主的社区,社区居民的行为举止和现状为其他家庭中的子女树立了榜样,并提供了参照体系,有利于激励学生形成在学校追求成功的意识并付诸行动,提高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预期回报,改善其对学校行为规范的遵守情况。反之,落后社区的居民中在教育和收入方面相对缺少积极正面的人群,还可能产生消极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示范,如对学校教育的忽视和犯罪滋事等不良行为的流行,从而产生了与主流社会的隔离,进而对青少年日后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表现产生消极影响,降低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Massey and Denton,1993;Chetty and Hendren,2017a)。社区共同监督假说认为劣势社区中的成人之间相对缺少信任,降低了他们在共同监督、管控年轻人行为举止方面所发挥的作用(Sampson,2001),同时也意味着只有更少的人共同参与社区集体活动。缺少成人的共同监督和社区集体活动,以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次文化获得了滋生的土壤,并通过青少年间的同伴效应得到进一步扩散和强化,青少年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和机会、面临更少的约束力而参与到风险活动中,易产生抵触学校正规教育的观念和行为,如逃课、中止学业、不良行为等(Leventhal and Brooks-Gunn,2000;Nash,2002;Browning et al.,2008;Harding,2009)。硬件设施假说认为诸如照料中心、幼儿园、学校和休闲娱乐等设施对青少年成长和学习成绩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在父母提供的照料水平有限的情况下,硬件设施的完善情况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更为重大(Brooks-Gunn et al.,1997;Small and Newman,2001;Wodtke et al.,2011;Christian et al.,2015)。此外,劣势社区往往距离工业区更近,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影响居民健康以及认知能力发展(Rosenfeld et al.,2010;Clark et al.,2010)。(www.xing528.com)
在中国,学者们较少关注邻里环境对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而是更多的基于家庭背景的视角进行研究,并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李忠路和邱泽奇,2016)。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由于受家庭经济资源的约束,贫穷家庭通常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足,其子女的教育获得因此会受到消极的影响。富裕家庭则可以发挥其经济社会资源优势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或者获取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了获得更高阶段教育的概率(吴愈晓,2013)。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丰富的家长更了解学校教育的规则,注重培养子女的教育期望和学习兴趣,帮助子女取得更加优秀的学习成绩(Bourdieu and Passeron,1990)。社会资本理论则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父母会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学习行为中,与教师、子女有更多的交流,从而提高子女的学业表现(赵延东和洪岩壁,2012)。李忠路和邱泽奇(2016)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通过家长的教育参与和行为支持,培养了子女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会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本章研究最相似的是吴愈晓和黄超(2016)对学校阶层隔离与学生教育期望之间关系的探讨。他们认为基础教育阶段优质资源在优势阶层的集中导致学校阶层隔离现象的出现,学校的平均阶层地位越高,学生的教育期望越高,而学校阶层隔离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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