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官书》在秦汉研究中的重要影响

受中国式原始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人早在远古就开始以人事附会天象。大约在战国时期，人事附会天星已成为一种极普遍的文化现象。天国的世界中，越来越多地杂入了人世的因素。春秋时晋国有善御者王良，天下闻名，于是中国的星象体系中，天驷星旁一星就根据天国的需要，被命名为“王良”星，《史记·天官书》还记录了“王良策马，车骑满野”的著名星占民谣。商代有奴隶出身的大臣傅说，是人世间奉为楷模的贤相，于是东方苍龙的尾部就有一星被命名为傅说。傅说追随天子龙体，在天上他当然要攀附于龙尾。在先秦，这种附会还限于少数星宿，天上的星空还不能构成人类世界。但是到了秦汉，尤其是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把天星一律看做是天上的各级官员，他的天文学著作，也就叫做《天官书》。这是一次时代使然的文化整合，整个星空，被安排成了一个人间世界。天空中部的星官，最高的统治者叫做“太一”。

太一有他的卿相“三公”；有他的“太子”“庶子”“正妃”“后宫”之属；这些星官组成了天空的中心——“天极宫”；宫外守护着一群“藩臣”——紫宫十二星；太一还有自己的帝车——“北斗”，“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向）”；还有“文昌官”，宫中有“上将”“次将”“贵相”“司命”等官员；有“三台（能）”、有“辅臣”；有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贵人之牢”“贱人之牢”；还有各种武器：“矛”“盾”“天枪”“天棓”；天宫外还有“离宫”，它在天上的河流——银河之外，河上有通往那里的桥梁——“阁道”。东部的星官有天王及其太子、庶子；有天王的车马——“天驷”，有天王的“骑官”；这里有贸易场所——“天市”“市楼”；有执法官“李”，有武官“将”；有天王之廷——“大角”；有主管疾病的“疏庙”，有主管传染病的“天根”；有天王的其他诸子；还有播弄口舌的“敖客”。太微垣是五帝的宫殿，在它的周围，有护卫的十二藩臣；垣有中门——“端门”，偏门——“掖门”；门内有六诸侯；宫中有五帝的座位；宫后有十二个郎位，一个将位；宫西有少微、士大夫。轩辕星座是女主的星座，座内有女主；有一群侍妾——“御者”。南部的星官有水井——“东井”也有河流——“南河”“北河”；河上也有桥——“关梁”；有行刑用的“钺”；有主管祠事的“舆鬼”，有主管草木的“柳”，有主管急事的“员官”，有招待宾客的“厨”，有接待远客的“羽翮”，有管风的“车”；还有自己的“天库”，天库里有“五车”。西部的星官有“天五潢”，那是五帝的车舍；车舍里有三柱；有“封豕”来主管沟渎；有“聚众”来豢养牺牲；有“天仓”来储藏粮食；有”廥积”来储藏刍草；有“髦头”，那是胡人；有“车”来主管边兵；旁边还有说谗言的乱臣“附耳”；昴毕之间有—条“天街”；有“白虎”、有“天狼”；有“弧矢”，有“天旗”“九斿”“天仓”；有“衡石”；有“老人”；北部的星官有“羽林天军”；有“垒”，有“北落师门”；有“建星”为旗；有“营室”为离官；有“危”为盖屋；有“司命”管丧送，“司禄”主官司，“司非”主愆过；“虚”主哭泣；有“牵牛”，有“织女”，有“婺女”。

这就是司马迁构建的星空社会，这个当时人梦寐以求的天国，实际上是人类世界的缩影和折光。古代以星为官始于何人现已无从考证，但司马迁确是在正史中构建星官社会的第一人。他的这种创造是建立在坚实的传统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因此，从他以后星象学者开始广泛使用“星官”一词。《汉书·天文志》说：“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从此，星被正式叫做“官”了。

以星象附会人类社会，按照司马迁的本意，是想借用传统的武器，以星空变化来提醒统治者，从而修德省刑，禳除已现征兆的灾变。他说：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最]下无之。

这些观念当然是对传统的整理与继承，并不是司马迁的个人创造，但是，自司马迁之后，这种修德、修政以补救灾异的看法的确是被当做正统而继承下来。《后汉书·郎顗传》说：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历舆鬼东，入轩辕，出后星北，东去四度，北旋复还。轩辕者，后宫也；荧惑者，至阳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轩辕，绕还往来。《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其意昭然可见也。《礼》天子一娶九女，嫡媵坐具，令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道，郁积之气，上感皇天。故遣荧惑入轩辕理人抡，垂象见异，以悟主上。

“垂象见异，以悟主上”，即以此讽劝主上遣放多余的宫人，是借星变干预社会人事的典范应用。

将天星附会人事远古有之，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走向，最终必然构建一个完善的星空社会，此事宿命地落在了司马迁的肩上。由于司马迁具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独到的历史识见和进步的观念、方法，因此，《天官书》整体上被他编纂成为一部唯物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这篇文章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叙了整个星空，记叙了五星运动，它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奠基之作，其意义巨大。(www.xing528.com)

《天官书》创造、保留了一个完整的天文星象学体系，此后历代正史都依例设有《天文志》，使天文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官方”的学问。因此，它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该书充满着辩证的唯物观点。它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贯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这是作者在《天官书》的最后所发的一部分议论。在这最后的议论中，司马迁追溯了中国天文星占的悠久历史，提出了根据天象变化而归纳人类生产及社会演变规律的理论，总结了天文星占的基本方法和原则，阐明了统治阶级要充分注意天人关系的道理。最后，他得出结论说：“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他的思想境界高，内涵丰富，非一般同时代人可比拟。在作者看来，历史是发展着的，变化着的，古代和今天绝不一样。这种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应该说是他自觉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目的的直接产物。

【注释】

[1]顾迁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训》，中华书局，2009年，第33页。

[2]顾迁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训》，中华书局，2009年，第36页。

[3]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一《天文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79页。

[4]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一《天文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85页。

[5]见《周礼·保章氏》“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贾公彦疏。

[6]班固：《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9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