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及元史的关系

由官府设局，为胜国修史，存一代制度，垂治乱教训，从唐以来已成制度。金朝时期，曾两次纂修《辽史》。第一次先后任耶律固、萧永祺任编修，成《本纪》三十卷、《志》五卷、《列传》四十卷，在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完成，未颁行。第二次先后任党怀英、陈大任、萧贡、张檝等重修，却因统绪问题而导致全书的体例失措，也没有完成。[1763]

所谓的“正统”，也称之为“国统”、“治统”。“正统”二字，本不见于经传，《尚书》只有“大统”一词。西汉时期谶纬流行，而有德运相生及“正闰”之说。正统之论始于晋习凿齿，他提出帝汉而伪魏、吴。北宋欧阳修重提“正统”论。他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764]然则所谓“正统”，是合德业与功业而兼有的统一政权。他把历代皇朝区分为三种情况。“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唐虞夏商周以及秦汉唐皆是。“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犹曰天下当正于吾而一，斯谓之正统可矣！”如东周者是。“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亦可以正统予之，如隋者是。至于“始终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的曹魏、元魏、五代，则皆不能视为正统。这种说法无法回答“有天子之实而无其位，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德”的名实不副的矛盾。故苏轼大概而言，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1765]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则采取了避开所谓“正闰之论”，着重“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一，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1766]这种处理从我们今天看来，无疑是比较客观而合理的，但对当时的正统论者则显得难于接受。理学家朱熹作《通鉴纲目》，主于尊正统、严名分。“随事褒贬，虽不拘拘于法《春秋》而莫非《春秋》之大义。”[1767]稍后于朱子的金末元初的名士杨奂，“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因作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髽。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后攻宋军回，始见《通鉴纲目》，其书乃寝。”[1768]他创正统八论之说。足见“正统”思想，在南北儒士中皆极盛行。

金泰和初党怀英、陈大任第二次受任修《辽史》，当时金把自己看作上承辽之国统，故修史时，是把辽放在同于北魏、北齐的地位来处理的。王恽引修端所云：“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论，故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刻期榜状元张檝预焉。后因南宋献馘告和（指开禧北伐失败，南宋函韩侂胄首告和一事），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1769]

元朝灭亡金与南宋，修三史的问题多次提出来，但在正统这个关键问题上，学者一直争议不休。因此，屡议屡格，无所进展。其意见大体上可分为四派。

一种意见以两宋为正统，视辽、金为偏闰，可以杨维桢为代表。杨在《三史》既成之后，仍草成《正统议》。他极力牵强附会，论证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大宋，“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他还引理学家的道统自二程而至朱熹为证，证明“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1770]。明初贝清江《杨维桢传》谓“辩出，见者韪之，谓其正大光明，虽百世之下无以易之者”[1771]。

另一种意见与之完全对立，主张以金统宋。这种意见在金泰和间受到章宗的支持。入元以来，它的有关议论，虽已不可详考。据明初的梁寅记载：“元朝修史，又欲以金统宋，议论不决。”[1772]说明这一主张直到元末仍有其市场。(www.xing528.com)

第三种意见便是上引修端的主张，认为：“五代相因，除庄宗入汴复仇伐罪，理势可观外，朱梁篡逆，甚于王莽。石晋因辽有国，终为辽所虏。刘汉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废湘阴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内朱梁名分，犹恐未应。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以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1773]这种意见本质上是调和于第一与第二种意见之间，既难为以宋或金承正统论者所接受，还牵涉到两《五代史》的问题，采用起来可能阻力更多。

最后一种意见则主张三家各自为史，大体上如《三国志》之例，他们的代表人物可举元后期文坛盟主的虞集，和实际主持三史纂修工作的揭傒斯。据虞集记载：“天历、至顺之间，屡诏史馆趣为之（指纂修三史），而予别领书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1774]虞集主张绕开有争议的正统问题，以保存资料为急务，而三家各自为书，事实上是反对以宋为正统。负责纂修的揭傒斯，不用宋正统之说，也反对自金以来便流行的以金统宋的说法。“因以宋、辽、金为敌体，而各立帝纪，谓之三史云。”[1775]《庚申外史》记至正间修三史，以丞相脱脱为总裁官。“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样作对辽、金皇朝不存在歧视，自然乐意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而赞行之。脱脱的决断，对三史的顺利完成无疑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史之纂修，经始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期年而《辽史》告成，《金史》完成于至正四年十一月，《宋史》则为至正五年十月。时间十分仓促。从当时的情况看，有关辽的资料除耶律俨所修实录，由耶律楚材收藏，天历间进呈奎章阁者外，“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1776]。说明当时社会所保存的辽代文献，实已无多。金修之陈大任《辽史》，依据《实录》，又曾奉诏收集辽时碑传、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旧事加以补充，然“辞乏精详”。元之重修，显然并没有在材料上有所补充。但它所采的各予正统的做法，则无疑是保全辽代资料的最佳办法。仅此一点，元修《辽史》的成绩便应该充分肯定。无米之炊，不责于巧妇；抄录重复，犹愈于删夷。要之，《辽史》为仅存辽代文献之巨帙，舍此无可取代。至于失于考据之处，自是缺憾，然终不可以小疵而抹煞其全局。

《金史》从保存一代文献来说，其成绩亦几侔于《辽史》。《四库提要》誉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盖其书久历王鹗、元好问等高手经营，基础独好，“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然当时去金未久，除尚存之实录外，可征集之材料当不至少数。据苏天爵在《三史质疑》所提诸事，很多似乎在当时犹可有为之处，但编者们却采取了仓卒成篇的态度。如蒙古伐金，卫绍王虽无实录，然在当时恐决非无资料可考据增补。舍此时而无所作为，遂使史料泯灭，失真实面貌，这不能不是遗憾的事。至于《宋史》之编成，乃“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1777]，几同于虚应故事。钱大昕指其迫于期限，草草收局，当时的编者们确是难辞其咎的。在所有正史中，其价值大概是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