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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及元史的关系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769]元朝灭亡金与南宋,修三史的问题多次提出来,但在正统这个关键问题上,学者一直争议不休。一种意见以两宋为正统,视辽、金为偏闰,可以杨维桢为代表。“因以宋、辽、金为敌体,而各立帝纪,谓之三史云。”

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及元史的关系

由官府设局,为胜国修史,存一代制度,垂治乱教训,从唐以来已成制度。金朝时期,曾两次纂修《辽史》。第一次先后任耶律固、萧永祺任编修,成《本纪》三十卷、《志》五卷、《列传》四十卷,在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完成,未颁行。第二次先后任党怀英、陈大任、萧贡、张檝等重修,却因统绪问题而导致全书的体例失措,也没有完成。[1763]

所谓的“正统”,也称之为“国统”、“治统”。“正统”二字,本不见于经传,《尚书》只有“大统”一词。西汉时期谶纬流行,而有德运相生及“正闰”之说。正统之论始于晋习凿齿,他提出帝汉而伪魏、吴。北宋欧阳修重提“正统”论。他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764]然则所谓“正统”,是合德业与功业而兼有的统一政权。他把历代皇朝区分为三种情况。“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唐虞夏商周以及秦汉唐皆是。“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犹曰天下当正于吾而一,斯谓之正统可矣!”如东周者是。“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亦可以正统予之,如隋者是。至于“始终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的曹魏、元魏、五代,则皆不能视为正统。这种说法无法回答“有天子之实而无其位,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德”的名实不副的矛盾。故苏轼大概而言,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1765]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则采取了避开所谓“正闰之论”,着重“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一,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1766]这种处理从我们今天看来,无疑是比较客观而合理的,但对当时的正统论者则显得难于接受。理学家朱熹作《通鉴纲目》,主于尊正统、严名分。“随事褒贬,虽不拘拘于法《春秋》而莫非《春秋》之大义。”[1767]稍后于朱子的金末元初的名士杨奂,“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因作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髽。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后攻宋军回,始见《通鉴纲目》,其书乃寝。”[1768]他创正统八论之说。足见“正统”思想,在南北儒士中皆极盛行。

金泰和初党怀英、陈大任第二次受任修《辽史》,当时金把自己看作上承辽之国统,故修史时,是把辽放在同于北魏北齐的地位来处理的。王恽引修端所云:“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论,故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刻期榜状元张檝预焉。后因南宋献馘告和(指开禧北伐失败,南宋函韩侂胄首告和一事),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1769]

元朝灭亡金与南宋,修三史的问题多次提出来,但在正统这个关键问题上,学者一直争议不休。因此,屡议屡格,无所进展。其意见大体上可分为四派。

一种意见以两宋为正统,视辽、金为偏闰,可以杨维桢为代表。杨在《三史》既成之后,仍草成《正统议》。他极力牵强附会,论证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大宋,“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他还引理学家的道统自二程而至朱熹为证,证明“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1770]。明初贝清江《杨维桢传》谓“辩出,见者韪之,谓其正大光明,虽百世之下无以易之者”[1771]

另一种意见与之完全对立,主张以金统宋。这种意见在金泰和间受到章宗的支持。入元以来,它的有关议论,虽已不可详考。据明初的梁寅记载:“元朝修史,又欲以金统宋,议论不决。”[1772]说明这一主张直到元末仍有其市场。(www.xing528.com)

第三种意见便是上引修端的主张,认为:“五代相因,除庄宗入汴复仇伐罪,理势可观外,朱梁篡逆,甚于王莽。石晋因辽有国,终为辽所虏。刘汉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废湘阴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内朱梁名分,犹恐未应。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以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1773]这种意见本质上是调和于第一与第二种意见之间,既难为以宋或金承正统论者所接受,还牵涉到两《五代史》的问题,采用起来可能阻力更多。

最后一种意见则主张三家各自为史,大体上如《三国志》之例,他们的代表人物可举元后期文坛盟主的虞集,和实际主持三史纂修工作的揭傒斯。据虞集记载:“天历、至顺之间,屡诏史馆趣为之(指纂修三史),而予别领书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1774]虞集主张绕开有争议的正统问题,以保存资料为急务,而三家各自为书,事实上是反对以宋为正统。负责纂修的揭傒斯,不用宋正统之说,也反对自金以来便流行的以金统宋的说法。“因以宋、辽、金为敌体,而各立帝纪,谓之三史云。”[1775]《庚申外史》记至正间修三史,以丞相脱脱为总裁官。“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样作对辽、金皇朝不存在歧视,自然乐意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而赞行之。脱脱的决断,对三史的顺利完成无疑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史之纂修,经始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期年而《辽史》告成,《金史》完成于至正四年十一月,《宋史》则为至正五年十月。时间十分仓促。从当时的情况看,有关辽的资料除耶律俨所修实录,由耶律楚材收藏,天历间进呈奎章阁者外,“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1776]。说明当时社会所保存的辽代文献,实已无多。金修之陈大任《辽史》,依据《实录》,又曾奉诏收集辽时碑传、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旧事加以补充,然“辞乏精详”。元之重修,显然并没有在材料上有所补充。但它所采的各予正统的做法,则无疑是保全辽代资料的最佳办法。仅此一点,元修《辽史》的成绩便应该充分肯定。无米之炊,不责于巧妇;抄录重复,犹愈于删夷。要之,《辽史》为仅存辽代文献之巨帙,舍此无可取代。至于失于考据之处,自是缺憾,然终不可以小疵而抹煞其全局。

《金史》从保存一代文献来说,其成绩亦几侔于《辽史》。《四库提要》誉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盖其书久历王鹗、元好问等高手经营,基础独好,“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然当时去金未久,除尚存之实录外,可征集之材料当不至少数。据苏天爵在《三史质疑》所提诸事,很多似乎在当时犹可有为之处,但编者们却采取了仓卒成篇的态度。如蒙古伐金,卫绍王虽无实录,然在当时恐决非无资料可考据增补。舍此时而无所作为,遂使史料泯灭,失真实面貌,这不能不是遗憾的事。至于《宋史》之编成,乃“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1777],几同于虚应故事。钱大昕指其迫于期限,草草收局,当时的编者们确是难辞其咎的。在所有正史中,其价值大概是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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