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以后的镇从最初的军事行政据点,发展成了一种区域性商业中心。镇的名称,从齐、周、隋、唐,一直继续存在到五代,它的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唐、五代,节度使在他的管辖区域之内,设了很多的镇,置有镇使、镇将,并且令他们向人民征收粮饷器甲之费,地方行政的实权,离开了刺史、县令,而归于镇使、镇将,等到宋太祖、太宗夺去了节度使的权力,同时罢免了镇使、镇将,把他们的职权转给知县,所设的镇大多被废止,只有在人口众多,商业繁盛的地方保存下来,设置镇官,使其掌管烟火盗贼,并商税榷酤的事情。至于驻屯兵马,也尽量选择殷富繁华的地方。因此宋代是四川场镇发展的重要时期,从此以后,镇完全是指小商业都市的意思。宋以后的大多数镇的崛起和驿道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镇的名字探索它们的起源,可以窥知,有的起源于农村,有的起源于馆驿,有的起源于以旅馆为中心的小部落,有的起源于桥畔渡头、人烟荟集的地方,而发展为镇,发展为市的那种地方,必须经过叫作草市,或者相当于草市的阶段。[1]
成都从秦汉开始就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立过众多驿站。所谓驿站,就是古时专供传递文书者或来往官吏中途住宿、补给、换马的处所。到了明代,四川共有水、马驿站199处,成为全国驿站最多的地区。
明代为了军情和政令传递的需要,政府大力加强了驿站和道路建设。明初时期,就开始整顿元朝原有的驿站,新修道路,设立水马站递运所、急递铺,以加快文书传送和物资转运。明代用驿路大道将各驿站相连,不仅形成了自南京和北京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还重点建设了西部地区的道路与驿站。其时,四川指挥使曹震在调查地形道路后,于洪武十七年(1384)修整恢复了自四川眉州峨眉至贵州建昌的古驿路,指挥军民凿石削崖,疏通了永宁境内的水运通道,在陆路架桥立栈,修建驿舍邮亭,使自四川茂州至松潘和贵州的运道畅通无阻。[2]永乐十二年(1414),中官杨三保奉命前往乌斯藏,“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3]。
在明代,四川重要的驿站线路有三条,分别是成都府至重庆府,由此经水路、陆路出川前往湖广;成都府至龙州(涪江发源于此,北至陕西),驿路中途可分路去现在的阆中,或者从广元出川入陕;成都府至会川卫(今四川会理县),由此过金沙江,入云南元谋县境。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四川的驿站数量达到144处,《大明会典》成书之后,四川的驿站数还不断增加,据考证,《大明会典》还遗漏了55处四川驿站。
当时,锦官驿是全省最大的陆路马驿,也是最大的水驿,可以说是四川的水马驿总站。该驿站设在东门外合江亭、水津街一带,每年政府都要拨银3927两保证驿站的运行,这个驿站也是四川最热闹的驿站。在政府的管理下,驿站的主要功能是“以便公差人员来往,军情重务,公文递送”。以北京到成都的驿站为例,陆路5762里,共96站,限192日抵达。民众也可以往来于驿路,但听见驰马铃声,就要靠边让道。
明朝驿递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保证政令、人员和物资流转通畅。各地视情况设水马站,以及递运所、急递铺,一般而言每6个站铺相距60—80里,根据距离远近和重要性,每个陆驿站设置5—80匹马和相同数量的驴,以及相应的车及人夫;水驿站设置5—20条船,以及相应数量的水手。牲口、车船和人夫由邻近的百姓依资产多少分担。
明朝时期驿站的任务是递送使客、飞报军务,以及转运军需等物资。凡在驿站住宿的使者每天供米5升,经过的使者供米3升。与之相配的急递铺是每10里设1处。[4]递运所递送公文依古法,一昼夜总共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行300里。凡遇公文至铺,不分昼夜,随即递送,鸣铃走递。[5]凡没有印信的文书,都不许入递。[6]为了防止各衙门或官府人等不分事务缓急动辄乘驿,或假公济私滥用驿传,后朝廷整顿驿传符验,由工部重新制作,严格确认颁发对象。其中,四川广西布政使司及金齿卫(今云南保山南)各5道,松潘(今属四川)、建昌(今四川西昌)、茂州(今四川茂县)诸卫各3道。明朝这种官设的驿路大道,客观上方便了商旅往来,构成了通达各地商贾往来的交通网。
除了驿路之外,明代四川的交通线不仅比前代多,而且路况大有改善,平原上的站道路面较宽、较结实,丘陵山区的主要道路大多铺上石板。明代四川的交通建设成就卓著。
在这张交通网中,西南地区以成都为中心,东下巴、荆,南通云、贵,入西藏,水陆交会。明宣宗时,全国有33座“商贾所集”的商业城市,广西桂林,四川成都、重庆、泸州名列其中。[7]明代四川地区是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一省库银800万两,成都、重庆等地的库银都与浙江、山东、广西、云南等省相近。明万历时王士性在其《广志绎》卷一写道:
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1588)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也,顺庆亦十万也。盖川中俱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
清代,成都经过康、雍、乾三朝的休养生息,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成都平原上下数百里又皆成膏腴沃土,乡村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乾嘉时期,四川场镇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一个遍布各地乡村、具备诸种功能和活力很强的市场系统,[8]为获取交换价值而生产的经济作物在这一时期也快速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工商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清中叶,成都的手工业已恢复了昔日的盛况。其中织锦缎的机房,就将近千家,东门一带贫苦人家,多以木机织布纺纱为副业,机杼之声,彻夜不息。据史书记载:“城内百工咸备,皆有裨于实用,其精巧者,无过于织造。有宫绸、宁绸、线缎、倭缎、闪缎、线绉。薄艳平纱、明机蜀锦、天心锦、浣花绢、龟兹阑干,每年采边运京,常以供织造之不足。妇女务蚕事,缫丝纺绩,比屋皆然。在城者多善钋凿、缝纫刺绣,色色皆精。贫苦孀居,竟有恃十指以为事畜之资者。”
清代中后期,成都的水陆交通都比较便利。成都府位于平原中央,拥控岷沱二江,人口百万左右,其富裕在中华首屈一指。成都城内外河道甚多,江水宽阔,波涛滚滚,从九眼桥到浣花溪停泊着大小数百的舟楫,千桅林立,帆樯相望。随着江水涨水,长江之船一年有半年时间可以开至成都,毫无阻碍,成都遂成为长江上流尽头之埠。
清代成都的陆路交通也较发达,川西平原上阡陌纵横,道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几条主要的驿道,连接着川东、川南、川北、甘肃、云南、西藏、陕西。清代中后期的成都仍是西南的商业中心,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当时成都的商务之盛,一望可知,货物充足,民户殷繁。
清代以成都市区为中心,成都四郊遍布市场,形成了一个交流频繁、交易繁盛的市场网络,城内市场主要有17个:蚕(丝)市,茶市,麻市(城西南圣灵寺前),布市,花市(城西南),新南市(万里桥一带),七宝市(大慈寺),东市(油米为主),药市(大慈寺),北市(油米为主),扇市(大慈寺),大东市(油米为主),夜市(百货,大慈寺),西市(油米为主),棉花市,锦市(汉锦里、宋锦楼两处),盐市。
郊区市场主要是农产品和小商品的集散地,以农民为主,市场圈半径一般不超过5华里。集市贸易是古时四川广大农村地区主要的商品交易形式。场镇成为最主要的交易场所。[9]明清之后,四川统称集市为场镇,“乡非镇则财不聚,镇非乡则利不通”[10]。场镇是乡村的头,城镇的尾,商品流通和经济贸易是场镇的基本功能。
这一时期,城市内的市场主要是专业市场,以市民和商人为主,不少商人经营大宗的批发业务和长途贩运。城市商业繁荣之区集中在商业场、东大街、总府街、湖广馆街、提督街、大小什字、盐市口一带,各类商店布列街市,琳琅满目,热闹异常,成都市场上的货物十分丰富。
自晚清开始,成都市区就在不断变化;到民国时期,市区的城市规模、市政建设、工商行业、文化教育设施、居民住宅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清代成都府领三州十三县,嘉庆初与绵州、龙安府、茂州、松潘厅、懋功厅共辖于成绵龙茂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成绵龙茂道为川西道,成都府仍属于川西道。1912年(民国元年)裁撤川西道,以府厅直隶省政。1913年,恢复道制,废府厅州,由川西道管辖成都、华阳二县。1914年,改川西道为西川道。晚清时期,成都市区分为满城、成都县和华阳县三部分。随着辛亥革命后成都宣布反清独立,清王朝土崩瓦解,1913年,四川地方当局下令拆除满城城垣,与大城合为一体。1921年将成都、华阳二县所属城区分出,合为一体,设立成都市政公所管辖,隶属省府。1928年9月1日,改组成都市政公所为成都市府,正式建立成都市,属省辖市。[11]
民国时期,随着城市商业贸易、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成都新辟的繁华商业贸易街区和商场达到六处。[12]1924—1925年,四川督军杨森拆毁东大街前清按察使衙门,同时拓展盐市口、东大街的街道,开发出著名商业街区春熙路。这些新式商场和商业区的建成,使成都形成了以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路、提督街、盐市口为城市商贸中心的新布局。新城市商贸中心的确立,促成了城郊场镇网络的形成。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成都的15县场镇数量增长快速,从195个发展到370个,增长率达到了90%。这些场镇密布在成都平原,间距短者,相互之间只有2—3公里;间距长者,相互之间会有5—6公里。各场镇人口数,少则数十、百户,多则数百、上千户。城郊的场镇网络分属成都、华阳二县。其中成都县属场镇12个,华阳县属场镇38个。民国时期,成都城市规模的扩大,城郊场镇市场的增多,为各地农副业产品、手工业品和城市消费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易市场,成为成都市经济的重要依托。[13]
旧时成都出大东门,有一青石铺就的古驿路——东大路。这条古驿路自明代发轫,穿山越岭,蜿蜒崎岖,绵延千余里,最后抵达山重水复的重庆府。东大路连接川渝两地,遵行古驿路的章法,途间五里一店,十里一铺,三十里则一大驿,俗称“五驿五镇三街子,七十二铺”,从这条古驿路演化出来的名镇,犹如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熠熠的光辉。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条古驿路所承担的通邮功能逐渐被弱化,成都自唐而下的商贸文明,开始在这条古驿路上繁衍壮大,无数的油盐酱醋、丝茶麻布等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经由这条驿路,交流贸易,振兴了沿路的经济,洞开了一路的繁华。
从成都的城市商贸中心沿古驿路往东,在到达第一大驿龙泉驿之前,首先要路过的区域属于“东山”。“东山”既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专属区域,亦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特殊地带。“东山”是成都平原里华阳县属的一块丘陵地,南北直径约40公里,东西约25公里,约占华阳县全面积的三分之一,东山区为华阳县属第一区直辖地,包括乡镇有隆兴镇、保和场、西河镇、得胜乡、三圣场、大面铺、仁和场、同兴场等。[14]
东山地区实际包括区域涉及现在的成华区、锦江区、金牛区、龙泉驿区、新都区、青白江区和金堂县,面积约460平方公里,客家人口数约50万人,占地区总人数的70%以上。[15]在这片区域中,共涉及27个乡镇,其中最为著名的乃“东山五场”。(www.xing528.com)
清代以来,成都县和华阳县从市中区分为两半,由两县分辖,成都县和华阳县政府均设在市内正府街。华阳县辖区的成都东北近郊除得胜场(牛市口)外,三圣场(高店子)、大面铺、保和场(赖家店)、西河场、隆兴场(龙潭寺)、同兴场(门坎坡)均属于东山丘陵区,故称华阳东山区。这一地理概念虽然无法断定其出现的时代,但民国初年华阳县的一些客家族谱已经写明自己的居住地在“华阳东山”[16]。
“华阳东山”之兴起,跟成都东山客家的兴旺有很密切的关系。成都东山客家源于明末清初的移民运动,于清康、雍、乾时期(1662—1795)从闽粤赣三省的客家大本营翻山越岭,举家迁移,距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民国《华阳县志》中说到东山,谓之东北之首山曰回龙山,北界成都二台子,有最高一阜曰鹅公包,自此乃入县境。
1909年,傅崇矩在《成都通览》里说成都的东路之山起于距城50里的简阳和龙泉驿。近城一带东乡之东山,均是黄土小坡,实非山也。东山主要是属于今天的龙泉山脉,其中段位于成都市境内,斜贯金堂、青白江、龙泉驿等,山脊海拔800—1000米,相对高度400—600米,都是低山。东山之东从属于清代的华阳县境,即现在的成都市区之东,此狭义之“东”;广义之“东”还包括城东北方向,涉及天回镇。东山的方位界定,在地理坐标中凸显的“东”是以行政建置的中心为圆心,来定位东山;文化坐标中的“东山来的”“土广东”是以行政建置中心所呈现的主流文化为正统来映照的亚文化。这种基于主流的“边缘”映照了东山客家顽强的族群性格和对族群文化的恪守。
成华区的商贸名镇既沿着古驿路两侧分布和集中,也跟东山客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这其中的牛市口、万年场、赖家店、龙潭寺、青龙场是成华区的五大场镇,同时也是古驿路出成都后,位于第一大驿龙泉驿之前的商贸名镇。
【注释】
[1][日]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
[2]《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附曹震传》。
[3]《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乌斯藏传》。
[4]急递铺每铺设铺司一人,铺兵四至十名,由少壮、邻近的丁民充任。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长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铺兵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
[5]前铺闻铃,铺司预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系,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不许迷失停滞。如果因公文递送不及时而贻误事机,以及拆动损坏公文者,都要依罪处罚。各州县于司吏内选充铺长一人巡视提督,每月官置文簿一本,给各铺附写所递公文时刻、件数,供官司稽考。
[6]《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洪武元年(1368)正月庚子。
[7]《明宣宗实录》卷五十,宣德四年(1429)正月乙丑。
[8]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见《清史研究集》(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9]市肆的名字,岭南谓之墟,齐赵谓之集,蜀谓之场,滇谓之街子。
[10]周克堃:《广安州新志》,民国十六年(1927)刻本。
[11]张莉红:《民国时期成都城市的兴衰》,《文史杂志》2006年第3期。
[12]其中商业场、悦来商场(今锦江剧场)、昌福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风商场)是在1917年劝业场大火之后,以原址为中心扩建的。
[13]张莉红:《民国时期成都城市的兴衰》,《文史杂志》2006年第3期。
[14]钟禄元:《东山客族风俗一瞥——民国年间的成都东山客家》,内部资料2003:7。
[15]谢桃坊:《成都东山客家考略》,《四川客家通讯》,内部资料2001:1。
[16]刘义章、陈世松:《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