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与外销陶瓷：大航海时代的文化交流

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和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东方和西方的距离也在不断地拉近。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平台，使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掀开了影响深远的中西文化互动和交流的新篇章。

在马可·波罗以后，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急剧减少。至16世纪葡萄牙人东来，才重新变得频繁起来。而此时的中国和欧洲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因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而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罗马教廷为了扩大教会势力，派出一批批传教士来华。这些传教士经澳门入肇庆、韶州（今韶关）、南昌、南京以及北京等地，传播天主教，以期“使中国人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25）同时他们也一边学习中国文化，一边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经历让西方人开始真正了解中国，他也同时为中国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因为他的到来，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机械钟表、西方油画，第一次听到西洋音乐……更重要的是，当时西方的许多科学、技术，被他介绍到了中国。他还是让中国人知道地球是圆的第一人。

1583年（万历十一年）9月，利玛窦与另一传教士、被后人称为西方汉学之父的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年）一起进入中国，在广东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和罗明坚用中文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经过了几次尝试，利玛窦和罗明坚没能建立起新的驻地。罗明坚被教皇召回罗马，教皇另外安排使节去见中国皇帝，而利玛窦和麦安东神父继续留在肇庆传教。1589年（万历十七年）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经过多方努力，利玛窦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里他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利玛窦和中国一名被派遣到朝鲜边境的将军一起，初步尝试进入北京。但到达南京后，又不得不返回了驻地。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在南昌停留，在那里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并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和礼部尚书王忠铭一起到达北京，但由于朝鲜战乱而被迫离开。1599年利玛窦定居南京，并在此建立了第四个传教驻地。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再次出发前往北京，但是被当权宦官马堂在途中抓住，关押在天津，直到1601年。同年，利玛窦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紫禁城。从此，他一直拥有明朝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

在1602—1605年（万历三十至三十三年），利玛窦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起名为《两仪玄览图》，以及其他著作《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等。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利玛窦与朋友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回的译本。1608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在同年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两年后的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皇帝允许在中国领土安葬的外国人。

继利玛窦之后来华的德国科隆人汤若望，成为第一位与中国朝廷关系密切的传教士。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字道未，耶稣会士、学者。出生于科隆贵族家庭，在意大利学习数学、物理、神学和天文学。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前往中国传教，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到达澳门，在那里学习中文。1623年（天启三年）进京，将伽利略的文章翻译后收集成《远镜说》一书，也把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论述欧洲开采和冶金技术的巨著《论矿冶》（De re Metallica）译成中文，取名《坤舆格致》。1627年（天启七年）被派往陕西管理教务。1630年（崇祯三年）经徐光启推荐，汤若望奉召第二次进京，接替刚刚去世的传教士邓玉函任职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后来他又完成了测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说》。明朝政府为阻止清军入关，他受朝廷命令制造火炮。清军入关后，他投归清朝，后被御封为钦天监监正。1644年（顺治元年）清兵占领北京，需要颁布新的历法，汤若望把《崇祯历书》压缩改编，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获得顺治皇帝颁行，命名为《时宪历》。这就是沿用至今的阴历。汤若望深得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的信任，1655年（顺治十二年）受封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顺治皇帝死后，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1664年（康熙三年）发生“历狱”，汤若望被判凌迟死刑。1665年（康熙四年）京师地震，免死羁狱，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病死。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皇帝给汤若望平反。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不断攻读中国的儒家典籍，并翻译成西文寄回他们的祖国出版发行。最早翻译中国经典古籍的，是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的罗明坚。他于1581年（万历九年）9月至10月间边研究中国文学，边翻译了《三字经》。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利玛窦在韶州（今韶关）传教期间，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寄回意大利出版。1626年（天启六年），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把《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行。中国的儒家思想，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们的研究和翻译，不断地被介绍到西方国家。(www.xing528.com)

此外，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和其他不少传教士的著作都对中国的教育、私塾和科举制度作了详细介绍。

中国的印刷术、工艺美术和音乐也在这时不断地被传教士介绍到西方。

大航海时代，欧洲殖民者还把原产于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如番薯、马铃薯、玉米、花生、向日葵、烟草等，引种到他们的殖民地，然后又从这些殖民地传入中国，使中国的农作物更为丰富。

17—18世纪，中国的园林艺术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在欧洲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园林以其模仿自然山水、追求悠然安逸的特点而与当时风靡欧洲的洛可可精神相吻合，由此而引发了欧洲的中国园林热。

医学方面，西医学和西药学在明末时已开始传入中国。进入清代，其影响进一步扩大。西医医院首先在澳门、广州等地建立，并不断增多。1825年（道光五年），美国人伯驾（Peter Parker）和英国人哥利支在广州创办眼病赠医所，继而由伯驾扩充为眼科医局，后发展和改名为仁济医局、博济医馆、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即现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即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西医医院。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已开始在中国办医学教育。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学校进一步增多。这些学校多集中在广州、上海等地。1835年（道光十五年），伯驾在广州为自己的三名中国助手开办了一个医学班，开创了中国西医教育的先河。1866年（同治五年），美国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在广州创办华南医学校，附属于博济医院。孙中山先生曾于1886年在此就读。西医医院和学校在广州的创办，一方面培养了一批广东的医护人才，另一方面推进了西药在广东的使用和销售。1870年（同治九年），英国商人在广州开设了屈臣氏药房。清朝末年，博济医院的几位医生出资，委托罗开泰开设了广州第一家由华人创办的西药房——泰安药房。西医的传播，推进了中西医相结合的发展。在17世纪中期，中医和中药学也通过传教士的推介，开始在欧洲传播。1658年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编译了介绍中医中药的著作《中医津要》。该书在1682年由荷兰医生克莱改名为《中国临床》出版。

此外，清代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如眼镜、钟表、望远镜、缝纫机、洋酒、洋烟、西洋农作物物种、香皂、玻璃杯、洋布等，随同海舶进入广州港，对广东人民的日常生活及习俗带来了一定的影响。（26）

中国的瓷器，在此时随着新航线的开辟更加大量外销到世界各地。在欧洲，人们对中国瓷器的钟爱和追捧，也导致了对中国瓷器的研究和仿制。18世纪初，年仅18岁的炼金师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ottger）在奥古斯都大力王（Augustus the Strong）即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的强迫下，被带往德累斯顿为他炼金子。伯特格尔被关在德累斯顿的监狱中，进行着毫无结果的实验。此时德累斯顿的一名科学家艾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契恩豪斯（Ehrenfried Walter von Tschirnhaus）花了至少20年尝试发现纯正瓷器的秘诀，尽管确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不足以让他在可靠的基础上制造出瓷器。他发现了伯特格尔的才能，并建议伯特格尔与自己合作，这一探索至少比炼金术更有希望。仍然受到监视的伯特格尔于1705年来到梅森，开始与契恩豪斯一起合作。1706年瑞典人攻占了萨克森，他们的实验被迫中断一年（伯特格尔也出于安全因素搬至较远的城堡）。1707年9月，伯特格尔被带回德累斯顿，并为他在一座城堡中建立了一间实验室。1708年1月，他研究成功了瓷器的实用配方。1709年，德累斯顿实验室开始生产瓷器，在1710年莱比锡复活节集市上出手了第一批产品。此时，奥古斯都已经在迈森成立了一家皇家瓷器工厂，1710年6月，所有的工作都被移至这家工厂。德国梅森瓷器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一直都是欧洲优质瓷器的典范，被称为“白色的金子”。梅森之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相继生产出优质的硬质瓷器。由此也导致了18世纪以后欧洲从中国进口瓷器的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