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本地生产的龙泉系青瓷,目前出土的地点有惠州、珠海、河源、潮州、揭西等地。
目前已调查和发掘的窑址只有惠州窑。惠州窑生产龙泉系青瓷的窑址都集中在西枝江沿岸,主要有白马山窑址和新庵镇窑址,于1955—1960年进行调查和发掘。
白马山窑址于1955年和1960年两次进行调查。白马山是惠州市最高大的山脉,位于今天惠东县的东部,再往东越过该山脉即进入海丰县境内。白马山窑址位于白马山低矮、平缓的支脉山坡上,没有进行发掘,经调查和采集标本的主要有窑下、上塘、匣斗墩三处。遗址中出土物相当丰富,有匣钵、圆柱形垫烧座、青釉瓷和白瓷等。其中青釉瓷占了70%以上,釉色大多润泽青亮,有小部分泛灰、泛黄,有的有开片。白釉器釉色暗淡无光,近似白色陶衣。器形有碗、盘、高足碗、杯等,以青釉碗最多,占80%以上,白釉碗较少。无论是碗、盘、高足碗、杯等器物或是匣钵,胎体都很规整,厚薄均匀,说明拉坯的技术较好,但器物的胎质较粗松,多为灰白色,胎体厚重。白釉碗光素无装饰。青釉碗均敞口圈足,高4.7厘米左右,口径在9—14.5厘米不等;碗外壁口沿下刻弦纹一圈,再往下刻有细密的莲瓣纹,莲瓣的顶部是圆润的弧线,也有个别制作粗糙的莲瓣纹只刻直线,而省略了瓣尖的弧形线条;碗内心一般印有阳纹的“福”字,或“寿”、“宁”、“仰”、“青”、“卐”等字符。青釉盘釉色有青润、泛灰两种,均敞口,圈足,板沿,高3.2厘米左右,口径在15—17厘米不等,有的在盘内壁刻有简略的莲瓣纹,有的盘内心也同样印有“福”字。高足碗仅见青釉,数量少,深腹、小撇口,高8厘米、口径10厘米左右,碗的外壁同样刻弦纹加莲瓣纹。杯亦仅见青釉,数量最少,尺寸在高4厘米、口径7厘米左右,光素无纹,斜直腹,圈足。此外还发现捏塑牧童瓷牛一件,牧童盘腿坐于牛背上,胎色较白,青釉泛黄,长约7厘米,高约5.5厘米。综观这些器物,胎体厚重,圈足高深,底足均不施釉,结合其纹饰和釉色,是明代广东本地生产的龙泉窑系产品。该窑虽没有发掘,但从窑址地表暴露的大量遗物来看,其产量还不算低。加上在海南岛通什和文昌一带的古代墓葬和遗址中,都出土有同样的青瓷碗,应该也是惠州白马山窑的产品。(41)由此也证明了该窑的生产应是有一定规模的。
新庵镇窑址发掘于1960年。新庵镇也是位于今惠东县东部,东距白马山5公里。窑址四周矮山环抱,中间是一个狭长的小山谷。谷地土层里蕴含着丰富的白瓷土和石英砂。已发掘的四个地点分别是虾公塘山、烂麻坑山、埔顶山、三官肚山(又称三官坑)。
虾公塘山山坡地表皆是窑具和瓷片。经发掘,此处未见窑室,但在第一至第三地层均出土匣钵、垫环、渣饼、青釉瓷碗、盘的碎片,以及数片火照等遗物,共计28件。第四地层和第五地层(生土层)均无遗物。
烂麻坑山发掘出完整的龙窑一座。窑门半露地面,窑门外是一条狭长的柴坑,窑身埋藏在地表下1.5米的黄褐色土层中。窑内堆积着很厚的冲积土。窑门顶为弧形,窑长约5.23米,分火膛、窑床、烟道三部分。窑床长3.2米、宽1.9—4米。窑室的右边有一块约20平方米的平台,上面堆满了大量白色瓷土、石英砂粒,以及残窑砖、匣钵、垫环、渣饼、青釉刻花瓷片等。分布范围不广。
埔顶山发掘出残破的龙窑一座,仅剩下残窑室和窑室后壁。窑室向南,残长0.5米、宽4米,堆积层厚0.7米。出土遗物有完整的匣钵、渣饼、垫环,以及青釉瓷碗、盘(有的残破)等,共计62件。周围散落有大量窑具和青釉瓷片,分布较广。
三官坑发掘出完整的龙窑一座。窑门半露地面,其东面有大量窑具和青釉刻花瓷片。窑室埋藏在地表下2米深的黄色土层中。窑门向西南,门外是长方形的柴坑。窑内由火膛、窑床、烟道三个部分组成。窑床长2.6米、宽3.02米,内有大量匣钵、渣饼、垫环、瓷片、炭末等。窑址之东有大量窑具与青釉刻花瓷片,堆积层厚达3.3米。
上述四处发掘点出土的窑具和瓷器完全相同。该窑址出土的瓷器与白马山窑址的一样,也是以青釉瓷器为主,仅有少量白瓷。青釉瓷器中釉色青翠的占了70%,其余的泛灰、泛黄,有的有开片。白釉瓷釉层薄、釉质粗涩、胎色灰白、胎质粗松。器型有碗、盘、盆、杯等。碗的数量最多,完整的有41件,可复原的500余件,还有大量碎片。青釉碗尺寸为高4.5—6.8厘米、口径10—15厘米,圈足。有的碗外壁刻有莲瓣纹。有的碗内心也印有阳纹的“福”、“溪”、“晴”、“卐”等字符。青釉盘共58件,可复原的23件,为敞口、浅腹、圈足,底足露胎,尺寸为口径16—17厘米,个别盘内心印有“福”字,有的盘内壁刻莲瓣纹。杯共3件,全部为青釉,深腹、撇口,素面无纹,尺寸为高3.5厘米、口径16.8厘米。盆1件,残破,青釉泛灰严重,胎质粗松,内壁施釉,外壁素胎,平底。高5.4厘米、口径18厘米。所有器物胎体都厚重。(42)(图50)
新庵镇窑与白马山窑出土的青釉瓷器无论是釉色、胎质、形制,以及所使用的匣钵,都基本一致,只是碗、盘内心印的文字略有差异。两处窑址周边山坡上都有丰富的瓷土资源,原料可就地解决。两处窑址都在西枝江沿岸,交通十分便利。西枝江是东江第二大支流,发源于紫金县竹坳,流经惠东、惠阳、惠州市区等县区,于惠州城东新桥汇入东江,再向西至东莞汇入珠江,在虎门入海。两处窑址在古代文献中均不见记载。
图50 惠州窑仿龙泉青釉碗/明/惠州窑址出土(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窑址以外的地方出土龙泉系青瓷的,有河源市、揭西县等地。(www.xing528.com)
河源市在一个基建工地曾出土了若干龙泉系青瓷碗,青釉粗涩,胎体厚重;碗外壁刻莲瓣纹,内心印“福”字。这些青釉瓷碗与上述惠州窑的相近,略有小差异,其中差异较明显的,是碗心所印“福”字的花瓣形装饰,字为阴纹,以及碗外壁所刻莲瓣更为简陋、潦草,有的为“介”字形,有的甚至简化为“7”字形线条。(图51)从这些碗的型制、胎体、釉质、纹饰来看,也是广东本地烧制的产品,属于明代,但产地未能确定。出土这些瓷器的地方,同样也不是古代的墓葬、文化遗址或烧制瓷器的窑址。河源市有新丰江贯穿而过。新丰江是东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新丰县的小正镇七星岭,在河源市龙川县以下河段即可航行,于河源市源城区汇入东江,流至惠州后折向西,至东莞汇入珠江,在虎门入海。因此,这批瓷器也很难说清楚是商船遗留之物,还是附近窑场生产的产品。同样,在河源地区的古代文献中也没有见到有关生产此类青瓷的记载。
图51 仿龙泉青釉刻花碗/明/广东河源出土(广东河源市博物馆藏)
图52 仿龙泉青釉高足杯/明/广东揭西出土(广东省博物馆藏)
揭西明代墓葬里出土了少量的龙泉系青瓷,有碗、高足杯等,制作较粗糙,胎色灰白,釉色也有泛黄、泛灰的现象;碗、高足杯内心印的“福”字为阴纹;底足不上釉。(图52)揭西县地处潮汕平原西北部、榕江南河中上游,现属揭阳市管辖。榕江河经汕头市入海。
图53 潮州窑仿龙泉青釉盖罐/明(广东省博物馆藏)
此外,潮州笔架山窑的出土和传世品中也见有明代龙泉系青瓷,主要有瓶、罐、碗等,釉色青翠莹润,较惠州、河源等地出土的质量好,胎体厚重,也是以小件器为主。(图53)查阅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在介绍瓷土、陶瓷生产等内容中,也没有明确提到仿烧龙泉青瓷的记载。从窑址的现状也无法推测当时的生产情况。潮州笔架山窑是广东古代著名窑口,自北宋起即大量生产外销瓷,远销东南亚地区。
广东古代文献中有关的记载,见于《广东通志》、《肇庆府志》等:“陶器出阳春、新兴,皆闽人效龙泉为之,然不能精也。”(43)郝玉璘版和阮元版的《广东通志》、陆鳌版和吴绳年版的《肇庆府志》都有相同的记载。阳春市是今阳江市属下的一个县级市,明清时属肇庆府,地处漠阳江中上游,是珠三角与粤西的交通中枢,北部与新兴县接壤,南距阳江港口60公里,交通方便。新兴县属今肇庆市,处在西江流域,从南向北贯穿全境的新兴江是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西南部与阳春接壤。但阳春和新兴均只见记载,未发现窑址和遗物。
综观广东有关龙泉青瓷的出土和文献记载情况,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小件器为主,不见大件器,器形较少,以碗、盘居多。二是工艺水平相对来说较低,与文献中记载的“然不能精也”相吻合,普遍存在胎体粗松的现象,大多釉汁稀薄、粗涩,所见遗物中青釉泛灰和泛黄的情况严重,釉色真正青翠莹润的只占少数,器物底足均不施釉。器形规整,但纹饰大多潦草、粗糙。三是分布主要集中在东江、西江流域,潮汕平原和珠江出海口等交通便利的区域,说明这些产品很可能大部分是外销的。惠州、河源市均地处东江流域,潮州和揭西地处潮汕平原,分别有韩江和榕江与大海相通,这些地区是只见遗物、不见记载。阳春、新兴地处西江流域,此处是只见记载未见遗物,根据文献的记载,其生产者是从福建南迁的移民。珠海出土的遗物,处于珠江口,广州港出海的船只必经之地。潮州和揭西见有出土物和传世品,未见文献记载。北江流域则未见任何遗物和记载。四是生产的数量相对于浙江、福建等地而言并不大,年代为元至明代。
相对于广东在北宋时期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惠州窑等窑场大量仿烧全国各地名窑产品并外销的盛况,元、明广东生产龙泉系青瓷的状况可谓大为逊色。究其原因,主要是南宋以来泉州港的地位上升、广州港的地位下降所造成的。
广东各地生产的龙泉系青瓷,出土的器物多见于窑址或江河海口沿岸等交通要道,墓葬出土的极少。而且同类瓷器在东南亚多处见有出土。可见,这些瓷器主要是用于外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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