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达范围对空间分布与结构的影响

观察不同搜索半径下西递村可达范围指标的空间分布图发现，当搜索半径为600米时，村落中可达范围量值前10％的建筑分布零散，且没有明显的分团块分布的现象；当搜索半径为300～500米时，村落的可达范围量值从一个核心区域向周边逐步减小，呈现为一个较大的组团形态，但是，此时主要的两座祠堂建筑的可达范围量值排位居于10％～15％之间，没有形成预想中的核心（图5—6）；当搜索半径为100～200米时，整个村落中部仍表现为一个组团，可达范围核心区域集中位于直街两侧和其两端的敬爱堂、追慕堂附近。随着搜索半径继续减小，直街的中心性逐步减小，可达范围的分布出现由一个核心“分裂”为两个核心的趋势（图5—7）；搜索半径为50米时，村落中部形成两个清晰的可达范围指标分布组团，其中一个位于大路街中段，以街道两侧建筑特别是横路街口为核心，此时，追慕堂不属量值最高的建筑，但仍处于前10％以内；另一个位于前边溪南段，组团以敬爱堂及其周边建筑为核心（图5—8）。如果将搜索半径继续减至25米，虽然敬爱堂、横路街口等处仍有较高值建筑的集聚，但是西递村中建筑的可达范围高量值建筑的分布较散乱，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图5—7 西递村可达范围空间分布（搜索半径为100～200米）

图5—8 西递村可达范围空间分布（搜索半径为50米）

根据上述分析，搜索半径50米的可达范围分布最清晰地呈现了村落的组团结构，但是对照最初的假设，仍有一个疑问需进一步分析。横路街与大路街交叉口是大路街组团可达范围最高的位置，然而这里现存的建筑是由村民改建而成的一处饭店，并非祠堂。根据相关的历史考证，这里曾是村落重要的祠堂建筑常春堂的基址所在。常春堂是西递村十四世祖仕全公祠堂，仕全公与敬爱堂仕亨公是兄弟，这一祠堂最初的位置在敬爱堂后，后毁于火灾并迁建至横路街口，而这一迁建也是村落由前边溪发展至大路街的开始。据此，通过可达范围的分析，分别以常春堂和敬爱堂为核心的两个组团得以清晰的呈现。

对照村落空间发展的历史资料，这两个组团的空间分布确与历史上村落中的房派分布有一定关联性。根据西递村中老人的回忆和宗谱等史料的考证，西递村空间的发展始自十四世仕亨公和仕全公时期，最初村落空间集中在前边溪自汇源桥至古来桥一带，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常春堂的迁建，村落空间逐步扩展至大路街。在其后的发展中，敬爱堂一支繁衍兴旺，后代衍生出“九房四家”（十六世—十七世），而常春堂一支人丁稀少。由历史上可考证的祠堂位置来看，前边溪沿线除了敬爱堂外，多数祠堂是属于长房及其后世的分祠、家祠，而三房、四房、五房、六房家祠主要集中在大路街中段区域[5]（图5—9）。据此推测，敬爱堂后代中的十六世长房由于发展较为兴旺而继承了原有的宗族组团空间，并延续下来；常春堂后代主要以大路街为核心发展，由于其后世人丁不旺，在空间的兼并过程中，逐渐被由前边溪迁出的敬爱堂后代取代，但常春堂基址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因产权变化而改变。根据村中老人的回忆，迟至新中国成立初，前边溪仍是长房集中居住地，而大路街与横路街交叉口的北部区域是另一支人口较多的六房集中居住的区域。上述历史事实表明，由中心性分析所呈现出的两大组团分布并非偶然现象，宗族关系的确深刻地影响了组团的形成。(www.xing528.com)

图5—9 西递村历史上可考证的祠堂分布

（资料来源：段进，龚恺，陈晓东，等.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村空间解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146）

根据前文的假设，宗族组团会按照世系关系呈现出层级结构，但是，西递村的可达范围分析所呈现的仅是最高一个层次的组团结构。作者认为，这与村落发展的过程相关。根据相关历史材料的解读，村落的大规模发展始于十四世，根据长房二十世绎思堂的位置判断，最迟至二十世，村落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存村落的边界。此时，村落内部的空间应该已经填充完毕，空间结构已然确定。由于徽州村落中的土地房产流转受到宗族关系的限制，所以村落在发展定形后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大规模的拆建较少，这使得村落总体上的空间结构得以保留。而在更小的世系层级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内部各房派宅居地的领域界限便有可能因为个别亲戚间、房派间的房产交易而变得模糊或有所交叉。各房派之间的发展差异，也会加速最初理想居住模式的破灭”[6]。即使存在这样更小的组团，也会因为构成要素较少而表现出结构上的不稳定性，某几个要素的变化就可能引起组团结构的改变。此外，作为一种近似的模拟分析，中心性研究也难于揭示如此微观的关系，因此，依据现有空间要素分析所呈现出来的只能是最高层次的组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