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节日、观测目标、观测方式及观测时刻等诸项观测条件既已基本确定，则其观测年代便可依岁差原理着手推算。至于观测地点，依《尧典》所记，应确定为旸谷、明都、昧谷、幽都四地。但竺可桢认为，四仲中星的观测都是在尧都平阳进行的。不过，他没有说明持这种认识的理由。为了说明问题，现姑且把观测地点按尧都平阳和《尧典》四地两种情况分别予以推算。
如果观测地点是在传说中的尧都平阳，则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可推算如表1-5。
表1-5 四仲中星在尧都平阳观测的年代推算表
审阅表1-5 的推算结果，可以看出，秋分节的虚宿一是唯一不存在争议的校准星，它既是虚宿的距星，又是虚宿中之最亮星，其观测年代是公元前1061 年。但春分节、夏至节和冬至节的校准星中，只有春分节中的星宿一的观测年代（前1065 年）与虚宿一最为接近，仅有4 年之差；而夏至节中最为接近的是尾宿五，其观测年代是公元前814 年，与虚宿一已相差200 多年；冬至节中测年最接近的昴宿一为公元前1844年，与虚宿一的测年相差更是多达800 年。这种参差不齐的推算结果是难以作为说明问题的依据的。这就表明，《尧典》四仲中星如果以尧都平阳作为共同的观测地点，并且把恒星亮度对观测时刻的影响考虑进去的话，则无论以各星宿之距星为校准星，还是以各星宿中之最亮星为校准星，都难以推算出能够说明问题的观测年代。
如果观测地点分别选在《尧典》所记述旸谷、明都、昧谷、幽都四地，则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可推算如表1-6。
表1-6 四仲中星分别在《尧典》四地观测的年代推算表
审阅表1-6 的推算结果，可以看出，虚宿一作为秋分节的唯一校准星，其观测年代是公元前1055 年。如果其他节日的校准星像竺可桢那样选取各星宿的距星，则春分节中观测年代最相近的是星宿一，其测年为公元前1031 年，与虚宿一的测年仅相差24 年；但夏至节最相近的是尾宿一，其测年为公元前837 年，与虚宿一和星宿一的测年均相差近200 年；而冬至节的校准星昴宿一，其测年为公元前1962 年，与虚宿一和星宿一的测年差距加大到了900 年以上。这样的推算结果，亦难以作为说明问题的依据。但如果各节日的校准星均取各星宿中的最亮星，则春分节中与虚宿一观测年份最接近的也是星宿一，其测年为公元前1031年，夏至节中最接近的是心宿二，其测年为公元前1099 年。此三星的观测年份最多相距67 年，平均年份为公元前1062 年，相当于殷末周初。而冬至节的校准星昴宿六，其测年在1000 多年前的公元前2119 年，即相当于尧舜时代。这一结果表明，如果《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分别在旸谷、明都、昧谷、幽都等四地进行，观测目标取各星宿的最亮星，所得到的结果与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的推算结果基本一致。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巧合。因为，竺可桢的推算是把尧都平阳视为四仲中星的唯一观测地，且没有考虑星光亮度对观测时刻的影响。
关于理论推算出的“星昴”之观测年代何以会与其他三星差距甚远的问题，竺可桢的解释是：(www.xing528.com)
盖太古之时，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均从事于农艺畜牧。在春、夏、秋三季，正值农工方酣之际，人民职业、均在户外，始昏之终，正为户外工作停辍之初，亦为明星方现之时，故春分、夏至、秋分昏时之中星，为有目所共睹，其观察当可靠。及至仲冬之月，农事业已告终……当此际黄河流域，在日落西山之时，温度概在冰点以下。羲和是否能不惮严寒，鹄待曦日之下，朦影之终，明星之现，而测中星之位置，实为疑问。[46]
这一解释是有相当道理的。据此，竺可桢认为，“星昴之不足据而当承认为谬误也”，并且断言，“《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也”[47] 。
下面两点，可为这个结论进一步提供依据。
第一，长期以来，人们在殷墟卜辞中只找到了“春”“秋”二字，而未发现“夏”“冬”二字，因而大多认为，我国直到殷代还只是将一年分为春、秋二季，尚无四季之分[48] 。虽然有学者研究认为，卜辞中实有“夏”“冬”二字，殷时已有四季之分[49] ；但即使如此，也很难把古人对四季的认识上推到尧代。
第二，古代只有在实行以太阳记年、太阳记月的阴阳历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通过天象观测去校准月份和季节的关系。殷墟卜辞的记载表明，殷代确实已在行用以闰月调整月份与季节关系的阴阳历[50] 。而尧代天文学可能尚处在“祀大火，而火纪时”[51] 的观象授时早期发展阶段，远不具备制定阴阳合历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尧典》四仲中星可确定为殷末周初时所测之星象。《尧典》把它们记述成唐尧时代的天象，只应视为著述者的假托和附会。
在竺可桢的工作之后，据笔者所知，国内在20 世纪80 年代又曾有赵庄愚和王铁两位学者先后对《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进行过推算。赵氏推得的结果是，《尧典》四仲中星均观测于夏代的公元前2060年左右[52] 。王氏推得的结果是，《尧典》四仲中星均观测于西周末东周初的公元前800 年左右[53] 。两人的结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做到了使四仲中星的测年属于同一时期。
他们的推算结果，与竺可桢把《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推算成属于两个时期的结果相比，的确显得十分理想。不过，为了获得这样理想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却是值得商讨的。例如，赵氏一方面认为四仲中星的观测地点应该分别为旸谷、交阯、昧谷、幽都四地，但在实际推算时，却把“日永星火”的观测地从古文献所记载的交阯（相当于北纬21°的今越南北部）北移到了衡阳之北（相当于北纬28°的今湖南长沙），这种做法不知有何依据。又如，王氏一方面认为四仲中星的观测时刻都应该以观测地点（尧都平阳）的民用昏影终止时刻为依据，但在实际推算过程中，却只将“日永星火”的观测时刻定在平阳夏至日的民用昏影终止时刻（19 时47 分），而对“日中星鸟”“宵中星虚”“日短星昴”等三个星象则不分季节地统一设定某个观测时刻（如19 时、19时12 分、19 时08 分、18 时56 分、18 时52 分等）依次进行试算，且未说明其设定这些观测时刻究竟有何依据。赵、王二人这种将自己认定的观测条件随意进行变更的做法，对其推算结果的可信度是否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呢？令人产生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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