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史话：华夷无间-和谐共处的文化认同

古代明智的中原统治者总是坚持“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的理念，“无间”就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到和谐和相处的效果。没有在文化上的统一认识，要想“无间”是断然不可能的。

洱海地区从8世纪40年代开始，结束了长期“各姓分散，不相统一”的局面，从而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推动了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

有历史学家把这个功绩挂在阁罗凤身上。他们说，南诏立国的许多事业是由阁罗凤最后完成的。他不仅把南诏的疆界向东北和南方扩展，进一步巩固了在东部地区的行政统治，而且加强了内部的组织体制，建立了南诏政权机构的基本模式。

阁罗凤心知肚明，要想在两极强权中生存，发展经济文化、增强实力乃是当务之急，人的因素第一。这方面至今仍然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竟然大胆地优待阶下囚郑回，并厚爱之。郑回，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天宝间任嶲州西泸县县令。756年，吐蕃与南诏联合攻打嶲州时，郑回为南诏所俘。因他精通儒学，受阁罗凤尊重，赐号“蛮利”，让他当王室教师，并有鞭笞不规矩的学生（当然王储也在内）的特权。由是，郑回忠心于南诏，一心不二。从此，南诏与中原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加深。附吐蕃15年之后的唐大历元年（766），作为首席清平官（相当于宰相）的郑回为阁罗凤撰写了浩气凛然的《南诏德化碑》立于太和城，昭示“不得以叛唐”的缘由。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阁罗凤卒，谥“神武”。其子凤伽异先死，孙异牟寻立。异牟寻在郑回的精心调教下，汉文化修养颇高，才智出众，理政有方。他继承祖父阁罗凤的遗志，坚持和发扬既定的国策。

史家概括南诏文化的鲜明特征是仿唐性、开放性，以及多元性与多源性，确实如此。南诏在保持原有地方特色的基础上的仿唐性和开放性是全方位的。比如政权的组织形式，在中央机构中，南诏王下设清平官（相当于宰相）6人，又有大军将12人，与清平官同列。即“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王）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量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又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并下设六曹，类似唐的“省”“主外司公务。六曹长六人，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工曹、仓曹，一如内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有断事曹长，推鞫盗贼；军谋曹长，主阴阳占候；同伦长两人，各有副都，主月终唱。诸曹稽逋如录事之职。曹官文牒下诸城镇，皆呼主者”。南诏还采用唐均田，府兵、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分到耕地，也都负有服兵役义务。为了增强国力，内地的先进耕作方法“二牛三夫制”，在南诏得到普遍使用和推广。

大理文庙(www.xing528.com)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南诏立国以后，一直以汉语当作官方语言，这给开放提供便捷、通畅的交流条件。有历史学者认为，对中国来说，南诏此举起到在境内延续了中原文化血脉的重要作用。虽然在两汉之后，中国历经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的分裂时段，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走向，至隋唐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为何后来又出现“第二次大一统”，说到底还是文化的作用。中华文明有一种魅力，它能产生一种文化向心力，使得落后文化被先进文化所吸引，在不断聚合后，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看待一个文明是否有生命力，有延续性，在于是否能对外来文化产生聚合作用。而这一点，古代中国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它并没有选择帝国式的对外扩张，而是凭借文化的力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既然中华文明如此充满魅力，其本身必然是重要推手。这中间，汉字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很难想象，若没有统一汉字的出现，操着各地方言的中国人该如何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汉字大家都能识别认同，这就形成了文化交流的纽带，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无此纽带从而一直处于无凝聚力的散沙状态，就像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斯拉夫国家，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黑等，它们虽然语言相近，但文字各异，这就很难形成稳定的统一共同体。以此观照南诏的文化认同，对蛮夷之地大理的发展动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南诏德化碑

南诏在宗教上也是仿唐的，它将境内山川封为五岳四渎，各建神祠及三皇庙。这些举措，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其中不乏有像郑回这样精英的心血。

读郑回所撰写的《南诏德化碑》，其典雅雄辩之气，“苦心多慨慷，字字含风霜”之情，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异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郑回亦常教导“中国尚礼义”。事实证明，对落后的民族“革之以衣冠，化之以义礼”，使“裸形不讨自来，祈鲜望风而至”，这些十分重要的内容，阁罗凤和异牟寻都充分认识到了。异牟寻说南诏素有“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因此他很能接受郑回的谋略，“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这就是富有强大文化张力的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没有这种张力，各个民族之间迟早必然会发生强烈的冲突。

“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之城域，岁征兵以肋镇防”，这使异牟寻苦不堪言，从而弃吐蕃而内附。而且，“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遂献出檄，寄西川节度使韦皋”。最终出现了大理历史上耀眼的“点苍山会盟”，这不但是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具有全局性的大事，也为此后500年间唐、宋与南诏大理国，以及吐蕃三者之间和睦相处奠定了基石。更重要的是，西南蛮夷之地，最终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不可割裂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