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信仰重构隋唐五代对东亚思想信仰的影响

作为东亚文明核心的唐帝国走向封闭之后，产生的后果并不局限于中国自身，而是带来了整个东亚思想、信仰实际的变迁、重组和再造。重组和再造后的格局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女供养人像（五代，敦煌壁画）

从六世纪开始，佛教即传入日本。经过长期与日本本土信仰的冲突与融合——其间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对抗——到了七世纪，佛教已经基本成为日本主导性的宗教，并被官方认定为国家宗教。日本的佛教植根于从中国输入的佛教文献与教义。根据输入时间的顺序，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尤其是平安朝前期，最澄和空海传入的天台宗和真言宗。这些教派跟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本土文化。但是一直到唐朝中期，日本佛教仍视中国佛教为其母本。长安的著名大寺院被日本各宗派视为祖庭，而唐朝的一些大和尚被树立为其宗派的祖师，比如日本净土宗视曾经活跃在长安城的善导为祖师。随着唐朝宗教宽容政策消失，中国佛教的一些高僧也越来越感到佛教生存环境的恶化，希望能够开拓新的佛土，将佛法永远传播下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唐朝的高僧不断东渡日本，将佛法传到日本列岛。一方面，佛教东渡日本是中国文明对日本文明的感染与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保存法脉，拓展佛土的运动。(www.xing528.com)

武宗灭佛之后，作为体系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化的佛教在中国一蹶不振，衰落了下去。但是有关教义传入新罗、日本。尤其是在日本，佛教反而昌盛起来，在重塑日本文明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进而变为日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至今，佛教仍是日本最大的宗教，保存了七万多座寺院，三十万尊佛像。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寺院法隆寺，最古老的佛典古文书都在日本。国民中的大多数也是佛教徒。而曾经作为日本佛教母体的中国佛教，反而彻底衰落下去，开始走向世俗化和民众化。与佛教一样，曾在儒家知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纬学，在唐宋之际也不断被排斥出儒家正统知识体系，反而在日本，与阴阳五行相关的知识得到了保存，跟日本文化融合后，在日本发展出阴阳道的传统。

有趣的是，在唐朝本土佛教去体系化、教会化、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佛教在吐蕃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在与苯教等本地元素融合后，佛教在西藏发展出独特的风格，形成了藏传佛教。虽然有多次的波折和起伏，但大体上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藏传佛教成为西藏民众的主要信仰，也主导了西藏的政治生活。吐蕃王朝在隋末唐初兴起，与尼泊尔和唐朝联姻，佛教也由南北两路传入藏区。佛经，以及有关天文、历算、医药等书籍也被介绍到西藏。八世纪后半期，藏人开始出家为僧。佛教译经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藏文的改革，藏文词汇更加丰富，拼写规则更加规范，语法结构也更为完善。九世纪初，佛教上升为吐蕃王朝的国教，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松赞干布、赤松德赞与赤祖德赞在藏文史籍中合称为“三大法王”。赤祖德赞大兴佛教，并在王朝中重用僧人，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引发了有关吐蕃贵族的反对，在其暴死后，朗达玛（838—842年在位）即位。朗达玛原名“达玛”，又叫“朗达日玛”，《新唐书》作“达磨”，是吐蕃末代赞普。当时吐蕃经常发生霜、雹、瘟疫等天灾人祸，朗达玛遂于840年声称是由于推行佛法而触怒了天神，下令禁止佛教，并强制推行苯教。佛教遭到大规模的镇压裁抑。842年，佛教僧侣贝吉多吉刺杀了朗达玛。随后吐蕃王朝陷入争夺王位的内战，地方军阀纷纷割据，臣服于吐蕃的各部族独立，吐蕃王朝终结。朗达玛禁佛以后，一度被压下去的苯教，又开始复兴。直至十世纪后期，整个西藏地区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佛教方复兴和发展，成为西藏地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