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阶层抗边侮，斗争与呼声

(一)人民群众自发的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中国人民有了初步的觉醒，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强烈的展示。最早觉醒的是东南沿海数省的人民群众，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抗英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坚决反对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在近代海防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反对列强入侵的自发斗争。1841年5月29日，小股英军闯到三元里抢劫行凶肆虐，调戏妇女，村民们勇敢地与英军展开了搏斗，当场打死英兵8人。事后，村民们料定英军决不会善罢甘休，于是齐集村旁的三元古庙，商讨对策，组织平英团，相约以庙内的三星旗为会旗，对天立誓: “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1]并立即派人到三元里附近各乡村告急求援。5月30日上午，三元里附近103乡义勇5000人，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进攻。英军司令卧乌古慌忙率领1000多名侵略军迎战。三元里人民按照预定的战术，且战且退，将敌人诱到设伏的牛栏岗一带。当卧乌古率英军追到牛栏岗时，埋伏在那里的数千群众冲杀出来。他们“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围在垓心”[2]。下午2时左右，大雨倾盆而下，能见度很低，卧乌古率英军主力乘机突围。大雨淋湿了火药，英军洋枪失去了作用，三元里人民充分发挥长矛的优势，勇敢地同英军展开了肉搏战。英军只能挤成几堆，靠刺刀壮胆。在三元里人民的打击下，被围英军“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3]。这一仗共打死打伤英军上百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5月31日黎明，三元里一带人民又将四方炮台团团围住，番禺、南海、佛山等县400余乡义勇也赶来增援，一时间旌旗刀矛如林，杀声震天。英军吓得龟缩在炮台里，不敢突围，只得派人向清廷求援。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替英国侵略者解围，经余保纯苦苦哀求、欺骗和威胁，参加斗争的一些绅士发生动摇，英军才得以逃出重围。

在鸦片战争中，江浙闽沿海人民分散的抗英斗争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841年9月，英军进犯浙江定海，城陷后，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发布《定海县民人告白》，表示对英军“逢人即杀，见船无备遂烧……一次无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或放虫下毒，或挟刀行刺，使彼有防所不及防，备有不能备”[4]。定海人民的抗英斗争，给侵略者以坚决的打击。在宁波一带，还活跃着一支人民自卫武装组织——黑水党，其首领是徐保、张小伙。他们积极配合清朝爱国将领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抗击英军。在三总兵壮烈殉国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英军手中将遗体抢回，表达了他们对抗敌英雄的爱戴。清军败退后，黑水党仍在敌后顽强地坚持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他们隐藏在村镇内外，神出鬼没，趁敌不备袭击敌人。他们在河中备有八桨快艇，捕杀英兵。黑水党经常偷袭敌人，据当时的记载，英兵夜间在宁波街巷巡逻，“两洋人先后行，方磔格语笑，后者忽无声，回视之，已失头而仆。前者大骇，僵立若槁木，俄顷又失其头”[5]。黑水党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袭击敌人，使他们在宁波城日夜惶恐不安，最后不得不撤出宁波。在江苏，英军闯入长江以后，遭到人民的顽强抵抗，太仓、江阴等地沿江农民、海民、盐民、船夫，用锄头、竹竿、船桨打击英军，围剿零散外出的侵略者。在福建厦门、台湾等地，人民群众进行英勇斗争。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经常窥伺台湾，企图占领。台湾兵备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号召人民“自卫乡邦”，参加抗敌自卫团体的民众有4万多人。1841年9月30日，英国运输舰“纳尔不达”号入侵台湾基隆，在台湾军民的炮击下，“夷船桅折索断，船即随水退出口外，海涌骤起，冲礁击碎，夷人纷纷落水”[6]。此仗，英军除34人乘小艇逃回广东外，溺死7人，被俘130人，32人被斩首。1842年3月11日，英军双桅船“阿纳”号入侵台湾大安港附近洋面，被台湾渔民设计诱经暗礁而搁浅，使“其船歪侧入水，夷人十分惊慌。该处埋伏兵勇齐起……施放火炮，奋力攻击。逆夷危急，不能回炮，延至巳刻，其船遂破，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7]。由于台湾人民的英勇抵抗，迫使英军不得不放弃占领台湾的罪恶企图，使台湾人民在鸦片战争中避免了被侵占、被奴役的厄运。在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像定海、宁波、台湾等地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遍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被侵略军占领的各个村镇。尽管这些斗争是自发的、分散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无法改变整个战局，但是在当时清廷妥协投降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奋勇抵抗外敌入侵的精神是可贵的。他们的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

广州、福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1844年7月，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福州开为商埠，英国提出要在城内设领事馆。因福州人民的反对，闽浙总督刘韵珂只同意英国领事馆设在城外，但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坚持要求设馆城内，并以准备撤退领事馆进行威胁。在英方的压力下，1845年，刘韵珂同意英国在城内租赁积翠寺作为领事馆。同时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又规定只准领事馆人员入城居住，英国商人入城租赁房屋必须取得地方官的同意。刘韵珂的这一做法，模糊了福州人民斗争的目标，使反入城斗争由不准英国人入城变为只是不准英国商人入城居住。到1850年，英国官员和平民开始进城，福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遭到失败。广州的反入城斗争持续的时间较长。在斗争中，社学起了重要作用。社学的基本力量是广州郊区的农民和城区的手工业者，领导权由一些爱国的地主士绅掌握，由于广州人民较有组织，反入城斗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规模。当时，外商居的洋馆和中外贸易区都在广州城外。《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略者却蛮横地要求进入广州城。他们认为入城问题直接影响其“治威望”，是“解决中国事件的成功关键”，两广总督耆英于184年7月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对于耆英出示的允许英国人入的晓谕，“百姓不但不遵，且从而撕毁之，又从而诽谤之，甚或贴长红，显然与官为难”[8]。耆英只得乞求英国人暂缓入城，以避免冲突。然而英国侵略者却顽固地坚持入城要求，1846年1月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迫于英国侵略者的压力，联衔发出告示，禁止绅民阻挠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并派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商入事宜，广州人民当夜就撕毁了耆英准许英人入城的布告，并在城内外遍张揭帖，警告清朝官吏，如果他们准允英人入城，“义民攫官而杀之”，并以武力对付入城的英国人。耆英在广州群众反城斗争的强大压力下，不敢让英国侵略者入城，只得再贴“杜绝人入城之请”的告示。1847年4月，德庇时率领大小船舰20多艘侵略军1000名，对广州进行偷袭，占领广州沿江炮台，企图用力强行进入广州城。耆英惊慌失措，一面“惧激民变，不敢竟许城”，一面又“惧开边衅，不敢不许”，最后只得暗中与德庇时约，准许英人在2年后入城，以解燃眉之急。1849年，新任英国公使文翰要求两广总督徐广缙履行入城密约。徐广缙看到广州人“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的情绪[9]，不敢贸然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英国侵略者再次决定用武力达到入城的目的，于是文翰率军舰闯入省河。广州各社学闻讯后，马上调集十多万义勇，日夜操练严阵以待。文翰慑于如此强大的反侵略声势，不敢轻举妄动，不得不暂时放弃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广州人民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入城斗争的胜利。

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它表明，尽管封建统治者对外屈膝投降，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形成了“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局面。

(二)抵抗派的强边御侮思想

鸦片战争使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抵抗派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觉醒，抛弃清代前期封闭停滞、落后的军事观念，在他们从事禁烟斗争和抵抗英军侵略的亲身经历上，逐渐产生了强边御侮的爱国思想。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是抵抗派强边御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鸦片侵略行径。面对英国的战争威胁，林则徐通过对英国海军和广东水师的对比分析，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海战方针。他奏称: “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10]他主张坚守重要海口，待敌舰驶至近海、内河之后，再与之交战。他提出: “令水师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篱，备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潜出，乘上风攻其首尾，火器皆从桅掷下。”[11]这个战法有利于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有效地打击敌人。魏源发挥了林则徐的这一军事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观点[12]。魏源认为敌船坚大，只有将敌人诱入内河、内陆，才能使其运转不灵，失其所长。他的具体办法是: “择地利，守内河，坚垣垒，备火攻，设奇伏。”[13]林则徐、魏源“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海战方针，体现了当时积极防御的思想。

从民本思想出发，主张办团练武装，练土兵水勇，进行反侵略战争，是抵抗派强边御侮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看到广东沿海人民蕴藏着反侵略的巨大力量，深切地感到“民心可用”、“民力可恃”。他从“刺探夷事”中得知，“夷人极藐水师，而最畏沿海枭徒及渔艇、蛋户”[14]，于是从渔民、盐工中招募5000人，编成水勇，教以夜袭火攻的游击战法。这支来自民间的队伍，熟悉水势地形，他们或独立作战，或配置在炮台、隘口、水师船艇上协助清军作战，有力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林则徐还倡导“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15]，广泛地发动、组织民众参加抗英斗争。这些措施鼓舞了广大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热情，有效地加强了广东沿海的防御。魏源从三元里人民的抗英壮举中看到人民群众是一支重要的抗敌力量。他称福建、广东沿海群众为“义民”、“义勇”，对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海国图志》中写道: “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逃，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他的“调客兵，不如练土兵; 调水师，不如练水勇”[16]的主张，就是建立在“民惟邦本”、“民气可恃”的认识基础上的。在当时清朝官员普遍与人民为敌，视人民群众为盗寇而严加防范的情况下，林则徐、魏源提出“民心可用”、“民为邦本”的军事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抵抗派强边御侮思想的总体反映。

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外界隔绝，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正像林则徐指出的那样，满朝文武“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17]。林则徐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他为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勇敢地睁开眼睛看世界。他认为闭关锁国是“因噎废食”，不可能“固疆强国”，只有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才能有效地抵抗侵略和保卫海疆。为此，他常常派人刺探“夷情”，去澳门了解西方国家的动态，先后编译出版了《澳门月报》、《华事夷言》以及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地理知识的《四洲志》等书刊，为了解西方提供了条件。林则徐不仅限于了解西方，更注重学习西方的“长技”。他曾找到一本《炮书》，上面“铸法炼法，皆与外洋相同”，提出应加以仿造，“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18]。林则徐开创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被称为“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战前就是一位积极倡导改革的思想家，他认真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只有认真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指出: “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19]他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提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是很有见地的。他反复强调，“制夷”的根本，在于“师夷长技”，他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 “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0]把“师夷”的重点放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于清王朝重道轻器，视外国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变化的起点和突破口。其影响还不仅仅在于军事，它对以后的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思想，是抵抗派强边御侮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林则徐所处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疆烽烟骤起，封建统治者们较多地把注意力放到海防上。林则徐在任两广总督期间，采取了大力整顿水师、修复和增设炮台、购置船舰大炮等加强海防的措施，使广东松弛的海防有了很大起色。林则徐在重视海防的同时，独具慧眼，从“刺探夷情”的资料中发现了英国和沙俄觊觎中国的野心，指出沙俄向南扩张会对我国西北西南边陲和西藏构成威胁，从而产生了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他是中国近代“塞防论”的先驱。1842年，林则徐充军伊犁，到新疆后，他不顾年老体弱，冒风踏雪，“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农作”[21]。还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了兴修水利、屯田戍边的建议，并把固定的屯兵制改为由当地驻军分批轮流进行耕种和训练的“操防制”，取得了“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22]的效果，加强了西北的边防。林则徐在遣戍期间，敏锐地觉察到来自西北内陆的威胁。他在写给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开明阿的信中，提醒人们不要被“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的假象所迷惑，应当积极备战，作好抵御来自北边侵略的准备，因为来自俄国的威胁给中国造成严重危害将比英国的侵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分析认为“英夷何足深虑，其志不过以鸦片及奇巧之物劫取中国钱帛已耳。予观俄国势日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英夷由海道犯中国实难，但善守海口，则无如我何! 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23]。这一分析表明林则徐注重塞防的思想已经非常明确了。1850年，林则徐因病回到福建原籍。他根据自己在新疆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沙俄多次胁迫清廷开放伊犁、塔城的现实，发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24]的预言。这一远见卓识表明林则徐海防、塞防并重的强边御侮思想已经形成。以后，沙俄鲸吞我国西北、东北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林则徐的预见。

魏源、姚莹也是海防、塞防并重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对我国西北、西南边疆的地理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非常重视边疆防务。姚莹撰写的《康 纪行》就是一本研究边疆问题的书。在书中，他对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以引起清廷对西藏防务的重视，同时也对英、俄等国的情况作了探讨，揭露它们企图侵略中国的野心。

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在鸦片战争前后海疆警报频传的情况下，能够考察祖国边疆防务，并敏锐地预见到沙俄、英国对西北、西藏的侵略野心，提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思想，是非常可贵的。可惜的是，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抵抗派的种种积极主张均未被清朝统治者采纳。

[1] 《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议记录》，载《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2] 林福祥: 《三元里打仗日记》，载《鸦片战争》(4)，新知识出版社， 1955年版，第600页。

[3] 梁廷枬: 《夷氛闻记》。

[4] 佐佐木正哉: 《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会，1964年版，第300页。(www.xing528.com)

[5] 《鸦片战争》(4)，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628页。

[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八。

[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七。

[8] 黄恩彤: 《知止堂外集》，卷六。

[9] 徐广缙: 《鹿邑徐制军奏疏遗集》，卷一。

[10]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一，《两广奏稿》。

[11] 梁廷枬: 《夷氛闻记》。

[12] 魏源: 《海国图志》，卷一。

[13] 《道光洋艘征抚记》下，载《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6页。

[14] 《夷艘入寇记》。

[15] 《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1页。

[16] 魏源: 《海国图志》，卷一。

[17] 《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49页。

[18] 《溃痈流毒》，卷四，《林少穆制府遣成“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

[19] 魏源: 《海国图志》，卷三七。

[20] 魏源: 《海国图志》，卷一。

[21] 金安清: 《林文忠公传》。

[22] 金安清: 《林文忠公传》。

[23] 欧阳昱: 《见闻锁录后集》，卷九，《耆英》。

[24] 李元度: 《林文忠公事略》，载《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