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第二个论点由第一个论点衍生而来。成伯清在提出社会学存在反历史倾向后,进一步认为这一倾向与现代性时间安排的“虚空化与瞬间化”密切相关:
在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类型之中,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是确定的,时间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而这种时间观,非常契合现代社会有关时间的制度性安排……当前时间制度又有新变化……一种实时性(instantaneous)时间观愈益盛行。(成伯清,2015)
从年龄社会学的角度,这样的时间安排与变迁反倒是促进了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而非强化了反历史或反时间倾向。并且,从历时性三个维度的近期发展来看,与其说社会学想象力面临反时间倾向,倒不如说是面临反思时间倾向,逐渐接近行动历程与主体时间的构想。
首先,《想象》认为现代性时间安排的匀质化、片段化消解了时间的实质意义,导致社会学的反时间倾向。不同于这种消极看法,年龄社会学正是建构于这样的时间观之上。在曼海姆式世代概念进入美国之前,世代与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亲属关系密切相关。但是,这样的非匀质化、片段划分难以统一(例如不同家庭成员的出生情况不同),影响了社会学对世代或生命历程研究的推进。赖利(Riley,1987)则开始以同龄群概念收编世代概念,严格地将生物时间或物理时间作为研究节点,从而实现世代研究向更广泛研究领域的拓展。如此一来,“大萧条一代”“垮掉的一代”等研究才具有严格的、可供争辩的时间划分基础,促进了学术规范与创新。
其次,《想象》认为,在新兴的消费社会和信息技术下形成的弹性时间制度或休闲时间制度也助了社会学反时间倾向的一臂之力。恰恰与之相反,在年龄社会学领域,从福特主义(Fordist)到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的转变(Kohli,2006: 456-478),是对生命历程与世代理论的又一次更新。因为原有的生命历程三大板块——教育(education)、工作(work)、休闲(leisure)关系,由按年龄时序形成的诸同龄群之间年龄分化类型(age differentiated type)迈向了更具弹性的年龄整合类型(age integrated type),破除了青少年接受教育、中年工作和老年退休休闲的旧识,也改变了原有的年龄社会学中将年龄标准(age criteria)作为固定化事体的假设,推动了学术进步(Riley and Riley,2000)。具体如图5.2所示:
图5.2 赖利的年龄分化类型与年龄整合类型的比较[9]
进一步讲,如果从知识-时代关联的立场回到社会学知识发展脉络的本身来看,各历时性倾向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尝试摆脱的,不是时间本身,而只是物理时间。
首先,就“世代”来看,杜安·阿尔文(Duane Alwin)和麦卡蒙(Ryan McCammon)反思了这个概念的流变及其当前的困境问题。根据二人考察,世代概念是指作为家庭亲属结构中依照生物时间与角色继替而形成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也是指依靠如同赖利指出作为出生组与历史时间片段的“同龄群”(cohort),以及作为社会运动与组织活动的历史参与(historical participation)的单位。(Alwin and McCammon,2007)在世代研究史上,该概念的主流应用,依次从第一种定义走向了第三种定义的过渡。但是,第三种定义的研究更困难,因为作为一种群体认同,既与家庭关系中较明确的亲属制度参照不同,也与根据出生日期而明确规定的同龄群不一样。
相较而言,作为历史参与单位的世代更需要研究者(researcher)的识别功夫,需要从历史洪流中、以行动者(actor)自身角度出发加以理解。这样的考虑实际上在引导研究者从直接标定出生日期或直观家庭位置的世代研究转向考虑需要理解、感受、认同的角度的行动者主观立场。换句话说,如果说赖利时代的世代概念是一种历史时间的客观位置,那么阿尔文最近指出的正是历史时间的主观位置。
其次,就“生命历程”来看,阿尔文也尝试对生命历程的五种既有定义加以整合,反映了近年的研究走向。不过,他却仍以赖利的理论作为整合工具,因而结论也只是以同龄群继替为桥梁在传记时间(biographical time)和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之间来回打转,理论新意乏善可陈(Alwin,2012a)。但重要的是,这次尝试引起了琼·汉德瑞克斯(Jon Hendricks)的评论。他批评阿尔文的观点,提出传记时间维度还要包括时间的主观感觉(subjective sense of time):
(时间的)意义是取决于社会时间与个人感知(individual perceptions)的结合。很少人会只考虑现在(the present),他们要回想也要前瞻。时间的前瞻通常被视作未来性的感觉,传记时间的另一个侧面……(是)将我们自己面对已然发生的、那些诸回忆的纪念品……(Hendricks,2012)
与阿尔文之前认为世代研究应转向行动者的自身理解不同,他没有对汉德瑞克斯的这一想法进一步回应(Alwin,2012b),从而错失拓展社会学想象力历时性维度的机会。汉德瑞克斯的批评并未无所依据——他虽然未能将主体时间从传记时间之中区分出来,却透露了奥古斯丁式(Augustinian)的时间观念。
奥古斯丁(1963: 247)认为,时间“存在我们心中”,分为“过去的现在”(记忆)、“现在的现在”(注意)和“将来的现在”(期望)三类。相较主体时间依靠行动者自身所见的三个范畴,物理时间只有两个范畴:较早(the earlier)-较晚(the later),并且是无须考虑诸行动者差异的一种“非人类-自然”的事件序列。(Elias,2007:63-65)下文将会论述,汉德瑞克斯带来的奥古斯丁式主体时间观,将有助于走出社会学想象力的物理时间困境。(www.xing528.com)
最后,就“历史”来看,《想象》所赞成的事件性时间性由于对“事件”采取了后果性定义——“日常发生中能够显著改变结构的罕有一类”(Sewell,2005:100),导致未能回答“转型性事件从何而来”这个来源性定义问题,[10]因而也没有将行动历程(the course of action)纳入历史想象力之中。
成伯清(2015)认为,为了“带回历史维度”,为了形成多重叙事的“众声喧哗”,可以以“事件性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寻找“转型性事件”,探索“多重性时间的异质性”。确实,相较于成伯清所批评的以“阶段的序列”为代表的目的论时间性(teleological temporality),成伯清直接承继的休厄尔(Williams H.Sewell Jr.)的事件性时间性概念,形成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全域偶连性(global contingency)和时间上异质的因果(temporally heterogeneous)的综合分析(Sewell,2005:102),有所进步。
但是,在提出这样分析模式的《三类时间性:迈向事件社会学》(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一文中,休厄尔没有理论性阐述转型性事件之创生或起源问题。[11]纵观该文的理论部分,休厄尔是采纳后果式或功能式“事件”定义方式,并将之与“日常发生”(happening)加以区分。反倒是,在案例阐述部分,休厄尔不得不就案例谈案例地指出英雄人物意志,或者权力网络涌现了“转型性事件”的可能性。(Sewell,2005:ch.3)
不过,休厄尔在研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事件理论时,分门别类且十分详尽地声明了自己遵循或反对、继承或改造的,由萨林斯提出或使用的“事件理论”的诸个概念。其中,休厄尔已然注意到了萨林斯使用的“行动历程”概念:
事件转变了文化上诸范畴的诸意义和诸关系,不仅是因为世界无法遵从范畴期望(categorical expectations),也是因为在行动历程(the course of action)之中,他们将这些范畴“屈身”于自己的诸种目的……主体们图谋的和创造性的诸行动,是诸事件来自于人类的素材。(Sewell,2005:204)
具体来说,在萨林斯看来,“世界”相应的是指文化范畴的“客观风险”(objective risk)发生场所,涉及世间的物质积累变化,以及世间的行动,而“行动历程”相应的是文化范畴的“主观风险”(subjective risk)场所,涉及的是主体的行动安排(acting),是行动者的图谋(interest)或个人筹划(personal project)(Sewell,2005:203)。不过,休厄尔随后将焦点摆在了结构的单数还是复数、仅有文化图式还是“文化图式+物质资源”等问题的争论,未能再挖掘萨林斯的“行动-行动历程”的划分,导致事件性、因果性只有后果性定义而缺乏来源性定义。
萨林斯的考虑不唯新见,因为“行动历程”概念来自于韦伯(Max Weber)对“社会学”的经典定义:
社会学……旨在解释地理解社会行动,因果地解释其历程和诸后果……所谓的“行动”,涉及行动中的个人给予自身行为的主观意义——不管行为是外显的还是内敛的、是遗漏的还是默会的。行动之所以成为“社会”行动,是因为其主观意义往往顾及了他人的行为,而这样的主观意义又在其自身行动的历程中得到指引。(Weber,1978:4)
韦伯对行动的“历程”和“后果”、“行动”与“行动历程”进行了明确划分。这样的行动历程,与萨林斯指陈的“图谋”“个人筹划”密切相关,都离不开从行动者自身的思量之流。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这种“顾及到了他人的行为”的主观意义按时间维度予以细分:
社会行动(包括无力作为或被动默许)可能会以他人的过去、当前或预期未来的表现为取向。因此,它的动机可能是报复过去遭到的攻击,抵抗当前遭到的攻击或者对未来的攻击采取防御措施。(韦伯,2010:111)
也就是说,行动历程是载着行动者面向过去的回忆、面向当前的注意或展望未来的期望。这样的思考正与奥古斯丁的时间不谋而合。
因此,综合诸历时性社会学想象力的近期讨论,可以回到韦伯式具时间范畴的行动历程想法中。如果接受韦伯构想的话,“反思时间倾向”(尽管阿尔文、休厄尔的反思水平各不相同)便是一方面省察研究者所见的物理时间,另一方面探索行动者所见的主体时间。这样一来,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历时性维度便可以别开生面,形成新的二分法,突破既有诸想象力的物理时间困境,为探索新的因果性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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