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欧洲：远方的诗情画意|总编辑手记

（本文原载《出版广场》1994年第1期）

十三、四世纪嬗递之际，在意大利问世的《马可·波罗行记》，曾首次向西方揭开遥远的中华帝国神秘的面纱，东方之富庶和文物之昌明在欧洲引起了轰动。时隔不久，人们发现该书作者鲁斯哥地罗在书中所记叙的，虽不能说是子虚乌有，但破绽百出，显然为迎合当时读者的兴趣，对马可·波罗的见闻作了修饰和虚构，其真实性引起人们的怀疑。此后，直到17世纪中叶，由于《荷使初访中国记》的出版，古老中华再度成为欧洲津津乐道和神往的地方。前者，人们耳熟能详；后者，国内似乎鲜为人知。

《荷使初访中国记》于1665年在荷兰出版时，有一个冗长而颇为吸引读者的书名：《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臣朝见鞑靼大汗—当代中国皇帝。简要记载了1665—1657年在中国旅程中所经过的广东、江西、南京、山东、北京及北京城里的皇宫等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乡村、政府、学术、工艺品、风俗、信仰、建筑、衣饰、船舶、山川、植物、动物、反鞑靼人的战争等方面有精彩的描述，并配有在中国实地画下的150幅插图》。

早在17世纪初，荷兰商人就已出现在南中国海，165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两位高级商务官率领一个使团前往北京朝见清朝皇帝。1655年7月14日，侯叶尔和凯塞尔率领16人组成的使团从巴达维亚从发，他们首先到达广州，然后乘拖船溯江北上，再骑马翻越粤赣交界的大庾岭，进入江西后乘拖船沿赣江而下，经长江抵达扬州，随后经运河前往北京。当他们从北京返回巴达维亚时，前后历时两年整。在这16人的使团里配属了一名管事，名叫约翰·尼霍夫，是一位专业素描家，临行前他接受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指令，把“途中见闻记录下来”，“把沿途可能看到的所有城市、乡村、宫殿、河流、城堡和其他奇异的建筑物以它们本来的形象描绘下来”。

尼霍夫行记出版后，风靡了欧洲读者，不久就被译成拉丁、德、法、英等文本，并且一版再版，直接引发了荷兰出版业的兴盛，使荷兰成为欧洲的出版中心。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荷兰国内各种旅行记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人们争相传阅各类具有探险内容的旅行记。据统计，17世纪荷兰出版的书超过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这些朴实的旅行记，不仅在一般大众读者中反响强烈，在学者圈内也备受青睐，因为这些旅行记提供了远方国家的新信息。荷兰国立莱顿大学教授包乐史博士认为，《荷使初访中国记》是整个启蒙时代关于中国的奇特形象的起源之处，它成为欧洲关于中国社会情况的重要知识来源，在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掀起的“中国热”中占有特殊地位，对欧洲的影响很大。欧洲启蒙时代的艺术和建筑和各种题材都可直接追溯到尼霍夫著作的插图，形成了“中国风格”的广泛流行，显示了中国文明的价值。

随着“中国热”的渐渐消逝，敏锐的读者对尼霍夫行记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就像当初人们对《马可·波罗行记》发生疑问一样。尼霍夫的著作是由他的哥哥亨利编纂出版的。最初的版本虽然在整体上给人以真实的印象，但在铜板插图中却有许多任意想象的细节。而在法文版中，译者冉·加本第则毫不掩饰地说：“我用法文翻译了这本书，并修饰和增加了许多美妙的、富有政治和教育意义的细节。”显然，尼霍夫著作从一开始，就不断地被篡改和添加，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失缺了真实性，成了各种编辑和插图作者寄托某种幻想的载体。

尼霍夫行记的本来面目成了困惑西方学界300年之久的疑团。《〈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荷]包乐史、[中]庄国土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作者之一包乐史博士认定尼霍夫原稿完全可能是质朴的、不作任何艺术修饰的作品。因此，他执着地调查尼霍夫的原始手稿，在东印度公司各分部的档案里追寻，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弄清了尼霍夫旅行记的各种版本，辨别出篡改了的伪作，最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找到了尼霍夫的原始手稿和80幅插图原件。从1984年开始，中荷两国学者进行了合作研究，他们将尼霍夫旅行记的原始手稿译成中文，并深入地探讨了尼霍夫著作在欧洲的地位及早期中荷交通与荷使来华的史迹。这一合作的研究成果连同《荷使初访中国记》由厦门大学出版社首次用中文刊行问世。(www.xing528.com)

尼霍夫行记对清军在武力征服过程中的暴行有不少详细的记录。清代厉行文字狱，清朝进关后烧杀掳掠的材料鲜有保存下来的，我们从尼霍夫行记中可以了解到清军在广州的屠城和江西吉安的蹂躏。尼霍夫对所经之地的风景、地貌进行细致观察，诸如河川、城墙、寺庙、宝塔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并配有插图，这些建筑物多已不复存在，但在尼霍夫的著作中却可以找到原来的面貌。尼霍夫对东南各省的丰富物产也有精彩的描述。

但是，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待尼霍夫行记，其价值的涵盖却深广得多。包乐史教授指出，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历史、哲学、神学等领域中，因《荷使初访中国记》之故，遥远的中国构成了种种灵感的源泉。我们可以说，尼霍夫行记之所以在欧洲风靡不衰，之所以在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掀起的“中国热”中占有特殊地位，是基于文化交汇中的理想化变迁的社会心理需求。法文版译者冉·加本第直言不讳的告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篡改和大加修饰了的尼霍夫行记，它所描绘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实际不尽相符。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为了揭露欧洲文化中的偏见和劣性，往往借用外部文化来鉴别欧洲文化，以支持他们对欧洲文化的批判。在18世纪的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欧洲对远东非常倾慕，中国在欧洲和各种文化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艺术上采用中国艺术风格，诸如家具、屏风、墙纸、纺织品和器皿。这种异国风格的流行，是寄托了对遥远世界的诗情画意的幻想。正如本书作者包乐史指出的，欧洲的出版商，“为了取悦我们的读者，把异国丰富多彩的形象用同一种模式描绘下来”。这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参照，往往带着理想化的迁移，植入本国的文化土壤。如当时欧洲人认为中国官员的选拔、提升是根据政绩和优良的考试成绩，而不是由于裙带关系显赫的出身。这一事实十分吸引欧洲的思想家，它对于冲破中世纪的思想桎梏具有借鉴意义。但他们没有看到也没有可能透视到另一文化层面，即中国科举制度酸腐的一面。孟德斯鸠就曾指出，当时欧洲的热衷于参照中国来发现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热衷于借用中国的例子来鉴别本国的事务，就像现今许多中国人习惯借用西方的事例来观照印证中国的事情，是同出一辙的思维定式。

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一样，同样有着理想化迁移的印痕。在近代，五四时期国人因反对旧的文化传统，对西方文化就有一种盲目的向往。而同一时期，欧洲因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精神危机，对西方文化反感的结果，则是对不知其所以然的中国儒家文化发出赞叹。由此，我们似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必须透过表面，认识真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避免偏颇和过激。

近百年来，关于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争论，人们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全盘西化论者只看到西方文化是不容割裂的整体，而“中体西用”派则忽视了文化的内在整体性，把文化视为可以任意剪裁、取长补短。其实，文化的变迁势必在理想化的过程中引起原有文化构成因素的重新搭配。这种变迁是冲突过程中的融合而不可能是两者的接合，自然也不可能是简单的移植。一切得以生根的外来文化成分在变迁途中已作了理想化的加工，并进入了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熔炉中陶冶和熔铸，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类型。笔者同意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所说的：“文化是整体性的，所以一个文化接受另一文化时，便不能不采取使外来的因素与自己的传统相结合途径，如果撇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顾，一味地两眼向外祈求，则结果一定是失败的。”（《论文化的整体性》）

300多年前尼霍夫行记出版过程中在欧洲启蒙时期所起的独特作用和影响，它所引发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作一番文化学的思考。笔者作为《〈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的责任编辑，写下的这些片语琐谈，权作该书的绍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