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行为是作为利己行为、个人主义的对立理论而出现的，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的各大学者都对利他行为进行过深入研究。西方对利他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Latane & Darley，1968）采用元分析的方法总结利他行为中的旁观者效应，对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进行综合探讨，并采用新的研究范式对利他行为展开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Comte）最早提出“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 的概念，用来说明一个人对他人的无私行为（彭茹静，2003）。
各个学派的学者从两种不同的取向对利他行为进行了研究。
社会学派和生物学派强调利他行为的结果，即有利于他人而对行为者本身无利的行为。比如，社会学家Trivers（1971）将利他行为定义为“对履行这种行为的有机体明显不利，而对另一个与自己没什么关联的有机体却有利的行为”；生物学家Wilson（1975）把利他行为界定为“对他人有利而自损的行为”。
心理学界更多从利他动机方面对行为进行定义，认为利他行为是自愿的且不期望日后报答的助人行为（Batson，1953；Berkowitz，1972）。他们认为，只有真正有利他动机的行为，才可以称为利他行为，如果想从自己的助人行为中得到什么收获或是对他人的一种回报，那就不是利他行为。(www.xing528.com)
现代主流经济学长期把自利人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前提，即“利他主义者想要的最大化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福利，还有他们所关心的某些其他人的福利”（杨春学，2001）。桑塔费学派的最新研究表明，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利他行为作为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在维持个人之间的合作劳动、有效提高族群生存竞争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指出，人类相当一部分带有利他倾向的行为，是一种“强互惠”行为（strong reciprocity），这种行为的特征是：在团队中与他人合作，并且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合作规范的人（哪怕这些合作规范不是针对自己），甚至在预期这些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也要这么做（叶航、汪丁丁等，2005）。利他行为和利己行为都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ESS）”，它能够通过整体间的补偿机制获得相对的进化优势。
利他行为与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柯莱波斯（Krebs D，1995）等人则将亲社会行为描绘成一个行为的连续体，一端是自我利益的行为取向，另一端是他人利益的行为取向。理想的亲社会行为应该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对他人有利的行为，即利他行为。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定义的辨别中，对行为的动机如何界定是主要因素。利他行为不同于一般的亲社会行为。利他行为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利他行为的动机完全是自愿的，帮助他人就是为了使他人获益，而不是为了自己能获得一些奖赏或酬劳，即利他行为不带有任何个人目的，完全出于有益于他人的原因。而亲社会行为的概念更加宽泛，它包括任何类型的助人行为，而不会考虑助人者的动机。从完全被自己利益驱动的助人行为到最无私的利他行为，都属于亲社会行为（郑显亮，2010）。
利他行为有以下特征（Bar-TalD，1986）：①有利于他人；②行为是自愿的；③有意识的且目的明确的行为；④所获利益是行为本身；⑤主观不想有任何精神或物质的奖赏。利他行为不需要任何外部的奖赏，但来自利他行为者内部的自我奖赏是可以的，比如做出利他行为后会产生愉快、满足的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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