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时期的新闻业：传统儒学价值体系的崩溃

传统儒学价值体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经过历代大儒的研习、补充、推广和发展，及历代政治家们的辩证、实践和运用，其思想内涵博大精深，社会影响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主流价值观念。总体来讲，儒家传统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教”为方式，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主张。在儒家传统下衍生出“忠”、“孝”、“廉”等基本的伦理道德和“中庸”、“忠恕”等待人接物原则。这些内容通过国家的制度化一直延续下来，被奉为正统追求。

清贵族入主中原，对汉学和儒生采取了安抚和打压的双重手段实现了对文化的掌控。首先，为了拉拢广大汉人儒生，使清朝获得广泛的支持，巩固清贵族的统治，对汉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比较重要文化工程就有《康熙字典》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整理、《四库全书》编辑等。清贵族朝廷通过这些“安抚”手段，拉拢儒生，收拾人心。其次，为了打压汉学和儒生的气焰，满清朝廷大兴“文字狱”，对文化实施钳制政策，竭力维护和巩固皇权专制统治。清贵族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将中原汉族笼络到朝廷周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清贵族为中心，以满汉精英共同执政的政治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满族主要还是延续在关外已经形成的伦理价值观，并逐渐受到关内道德文化浸染和影响，在形式上保持着一种独立的状态。中原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制下，特别是“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下，日趋封闭和内敛。有清一朝，传统士大夫在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在学问上日趋内敛，多在文献考据事业有所成就。

在缺少先进文明冲击的情况下，清朝的价值体系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运转的封闭系统。然而，鸦片战争失败，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涌入，给旧有的价值体系带来颠覆性的冲击。在先进文化面前，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和学习，一场大规模的、持续百余年的“西学东渐”活动逐渐展开。(www.xing528.com)

在王朝体制内部，清朝的传统儒学价值体系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和冲击。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于维新派。康有为在广州建立了万木草堂，聚众讲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讲授变法自强道理。在讲学过程中，康有为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从源头上否定既成儒学价值观念，重新解释孔子之说，宣传今文经学。梁启超、麦孟华等是当时的重要学员，深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至19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开始动摇”^[18]，传统儒学价值体系将面临重新构建。

此外，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华文化，积极引介西方文化。作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驾临广州主持禁烟伊始，就格外重视信息采集工作，通过建立译书局等机构，收集外报资料。作为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林则徐并没有囿于成规，他敢于打破常规，做到“知己知彼”，实属难能可贵。鸦片战争失利之后，林则徐委托好朋友魏源整理翻译的情报资料，这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海国图志》首次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世界地理知识和科学知识，给封闭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思想观，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而，《海国图志》并未给清朝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在僵化落后的王朝体制内未受到多少关注，反而流传到日本后，成为日本天皇和大臣的必读书籍，启发了明治维新。此正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在王朝体制的外部，伴随着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西方价值也涌入到国内。大大小小的租界如同一个个国中之国，成为外来文化在国内传播的策源地。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了频繁的交流，一些中国人受聘于外国人，成为买办。这种频繁的交往和交流，不仅开拓了国人对当时世界大势的认知，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同时，基督教和天主教被允许在国内通商口岸开展传教活动，与国人的联系频率不断升高。晚清末期，“教会案”频发，外来宗教与中国居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趋激烈，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国门被逐步打开的过程中，西方价值观念也一步步深入到传统体制之中，于无形之中侵蚀传统体制，因此造成的价值体系重构问题是长期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