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期间,为宣传抗日、凝聚抗日力量、积蓄战争后备力量,国共两党共同倡导发展教育。一方面,为抗战建国人才之需要,政府提出“战时须做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以保证学校教育正常运行,使学校教育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大批学生、教师迁入,必须增设学校或扩大校舍来收容沦陷区的师生。这些主客观条件,促使战时重庆的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过,随着师生的增多,就要求学校提供更多的教材以保证教学,但由于战时时局动荡,许多印刷厂倒闭、交通及邮寄不便等问题,重庆甚至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教材荒”问题,音乐教材更是囿于专业印刷条件、印刷纸张等,一度极度匮乏。
在1938年11月“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情形调查表”的回馈中,教材问题成为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最大问题之一。据记载,当时教员提出“最大的需要是教材、音乐刊物、参考书和教学法”。[1]针对该问题,不少有识之士都纷纷发表自己的建议。如王问奇在1942年《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第1卷第11期发表《教材荒》一文中提议教师应当自己去搜集和制作教材,同时政府也应聘请专家编写歌曲供教学使用。[2]另外,还有许多音乐教育家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在音乐刊物上发表音乐教材以便传播、将适合中小学传唱的歌曲以活页的形式发放、由音乐教育家向各学校推荐歌曲等等。这些方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材荒”的问题,并且也会出现教材质量不佳的状况,但在当时的动荡环境里,切实缓解了部分学校找不到音乐教材的问题。
解决“音乐教材荒”的同时,国民政府对音乐教学中的必唱歌曲也做了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国民指导月刊》(1942年1期)公开征求“全国中心国民学校共同必唱歌曲”,规定歌曲需具备以下标准:
(一)抗战纪念日歌须儿童明了国耻之经过烈士之牺牲建国之责任及未来中国之瞻望;(二)勤业歌勤勉儿童敬业乐业之精神;(三)运动会歌发扬尚武精神并激励合作勇敢公正之运动品德;(四)民间歌曲不论创作或甄选现成民歌总以温良敦厚为守则;(五)家庭教育歌不论创作或甄选现成作品总以提倡我国固有道德为原则;(六)关于本国历史的歌曲须合于小学常识及社会科课程标准使儿童明白本国政治史文化史之概要以增加爱护中华民族之信心;(七)关于本国地理的歌须合于小学常识及社会科课程标准使儿童明白本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之概要以增强保卫中华国土之决心;(八)关于卫生习惯的歌须配合小学卫生训练标准以养成儿童良好之卫生习惯;(九)关于健身的歌须配合小学体育标准以陶冶儿童高尚之品格;(十)关于自然科学的歌须配合小学常识及自然科课程标准以培养儿童爱好自然之兴趣及研求科学之精神。[3]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搜集、制作或选择教材,都是战时的“应急”措施。这些措施对战时音乐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战时音乐“教材荒”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具有鲜明的战时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造就了抗战期间音乐教材种类多、印刷差、质量参差不齐,并且各学校使用教材不统一等问题。除教科书外,有学校使用活页、有学校使用手抄版,还有学校直接选择使用期刊上的歌曲等等。笔者通过近年的努力搜集到战时重庆音乐教材40余册(种),简略列表如下以供参考:
表2-12 战时重庆音乐教材一览表
1.教材编订
上表所列音乐教材中,有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编订的版本,也有张曙、冼星海等具有中国共产党人印记的个人编订版本;有供全国中小学生统一使用的,还有一些是某些学校内部使用的音乐讲义;有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之七大印书局出版的,也有中小型印刷厂印刷甚至是直接刊登在期刊上的教材。由于战时社会局势混乱,音乐教科书种类复杂多样也是必然现象。笔者试从以下两个大方面对这些零散的教材进行梳理,期望能够阐明战时教材特点,以更明晰地展示我国战时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
(1)政府编订
国民政府教育部迁至重庆后,其音乐教育职能主要由音乐教育委员会(简称“音教委”)负责。1938年国民政府下令在渝重组“音教委”,“音教委”承担着音乐教材的审定和创制任务。
“音教委”多次组织召开音乐教育会议,其中要求“审查各级学校现有音乐教育及编制新的音乐教材”。1938年底,“音教委”又对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定和使用做了进一步要求:
1.应采用部编中小学音乐教材(正中、商务、中华各书坊发行)内所载歌曲。2.应切实遵照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所列教学要点选取歌曲。3.应多采用抗战建国有关之教材。[4]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对音乐教材的审定颁布了许多法令,并编制了多部教材。部编的这些教材以抗战歌曲为核心,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编写,成为当时教学使用的版本,有较大影响。针对法令中“应采用部编中小学音乐教材内所载歌曲”这一措施,在战时交通不便,印刷出版受到较大影响,部分甚至大部分学校拿不到部编教材的状况下,做出变通。就是说,有些学校使用了油印、手抄本或是其他版本的音乐教材,但学习内容是部编音乐教材内所载的歌曲,也可以算符合规定。
(2)个人编订
战时音乐教材紧缺,除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订及部分团体编写的教材外,还有一些私人编写教材,这些人多为音乐教育家或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教师,他们凭借自己的音乐知识和教育经验编写教材,极大地缓解了“教材荒”情况,填补了学校音乐教材空缺。下面简要介绍编纂音乐教材的不同领域编订者们。
丰子恺(1898—1975)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大师,他涉及艺术方面的多个领域如音乐、美术、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丰子恺在音乐方面作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其著述涉及西方音乐史、音乐教育、音乐美学、音乐技术理论等等,并且在音乐教育特别是学校音乐教育上的贡献最大。他曾编写过许多学校音乐教材,这些音乐教材都不是简单的歌本,而是在歌本的基础上加上音乐常识、音乐理论的内容。在我国音乐教育尚不发达的时代,丰子恺的这一做法可以说是为中小学生打开了一扇可以走进音乐殿堂的大门,并且为我国音乐科教育、教材规范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将歌曲、音乐理论结合,相互参照,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教学方式,今天仍然是重要的音乐教材编订方法。
吴梦非(1893—1979),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评论家。他除了与丰子恺等人创办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外,还编写了大量的中小学音乐教材,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师资。吴梦非的音乐教科书,被选作普通学校的音乐教材。这些教材内容设计合理,乐理知识、音乐常识、乐器、和声等环环相扣,并且指导教员用合理的方式传授知识。“讲乐理容易流于枯燥,教者应多方引起学生底兴趣,例如,讲‘读谱法’可不时使学生练习写谱;讲‘音乐常识’可常常参用留声机片;讲‘和声学’可举实际乐曲——最好举学生已唱或已知的乐曲。”[5]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下掌握系统的音乐知识。吴梦非在编写教材时还特别注意学生欣赏能力的提高,他认为学生在学习音乐时不能只注重唱歌,而且要注意优秀音乐作品的欣赏。除此之外,吴梦非还善于将音乐运用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去,使音乐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人的高尚品格。
阮北英(1906—1987),抗战时期随沦陷区群众来到重庆,受聘于重庆私立南渝中学(现重庆南开中学)。在音乐教学过程中,阮北英坚持以音乐为武器,用歌曲呼唤出学生的勇敢品格。在南开中学任教期间,他还组织“南开中学合唱团”,通过课外时间给学生排练抗战歌曲,其合唱团在全市歌咏比赛中屡屡获奖,还受邀在中央电台演出。1944年,阮北英凭借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浓烈的爱国热情,将搜集的进步歌曲编写为教材《晨光歌选》出版发行。此书分一、二、三集,其内容基本都是围绕抗战的歌曲。随后,又于1945年编写高级中学教材《高中歌曲选》。阮北英先生在重庆甚至全国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及音乐普及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并收效显著。
沙梅,原名郑志。沙梅从小就喜爱民间音乐,后来酷爱川剧演唱。7岁时,就已经可以在茶楼唱四川清音等腔调,被大家称为“7岁红”。在他的歌曲创作中,有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如《打回东北去》《少年先锋队》《自由中国》等等。此外,战前沙梅还发表文章,对我国音乐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如《苏联音乐新闻评话》[6]《检讨一下目前的歌运》[7]《歌咏指挥者的基本任务》[8]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沙梅随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撤退到重庆,之后便开始转入音乐教育界工作。曾编写教材《新少年歌曲》等。
张定和(1916—2011),民国著名教育家张冀牖(1889—1938)之子。张定和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其12岁时成立了“九如社”,其中九如社的社歌就是10岁的张宇和作词、12岁的张定和作曲共同创作完成的,这时候的张定和从未学习过作曲,但其作曲的天分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了。1933年到1937年夏,张定和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选修音乐理论和作曲,师从黄自,从此奠定了其作曲基础。[9]1938年,张定和来到重庆,先是任教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话剧高级职业科教习和声,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徙至四川江安,张定和因身体原因,便留在了重庆。随后,他又兼职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第二工作团宣传组做音乐编辑。在兼职音乐编辑的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出版了《抗战歌曲新集》第一、二、三辑。这三本歌曲集囊括了齐唱、独唱、合唱形式的爱国抗战歌曲,供民众学校、中小学校、歌咏团等使用。1941年8月,张定和供职于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做作曲专员,他创作了大量的以抗战为题材的歌曲、民族器乐曲、戏剧插曲等等,不仅如此,他还定期在电台的音乐节目上演出,丰富了重庆民众的音乐生活。张定和还在业余时间为群众做音乐指导、为歌咏团排练,对我国音乐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以上介绍的5位之外,还有许多音乐家在战时创作歌曲、编写教材。他们有着浓烈的热爱祖国、热爱音乐教育的情怀,有的甚至毕生都在为音乐教育奋斗。抗战时期的音乐教育家们,利用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系统的理论知识,为我国战时音乐教材建设添砖加瓦。
2.教材出版及刊发
(1)出版音乐教材的书局
1943年起,部编教科书开始由“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文通书局)发行。但其实在1943年以前,教科书也多由这7家大型出版社出版。在笔者所搜集到的教材中,只涉及七大印书局中的5家书局及重庆本土的晨光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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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1937—1945年间40本音乐教材在各大书局的发行情况
这些书局在战时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在炮火中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优先出版学校教材、开设分厂、保证教材质量等等,尽最大努力扶持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他们的齐心协力才使得当时的学校教育得以正常开展,为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丰富我国文化教育史、教材史作出了很大贡献。
(2)教材种类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中小学音乐教材以抗战歌曲为核心,具有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时代的显著特点。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应行注意事项》中,对教材内容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应多采用与抗战建国有关之教材”[1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救国题材并非是抗战期间音乐教材的全部。抗战期间存在不同品类的音乐教材。通过对不同品类教材的梳理,期望能还原抗战期间音乐教材的全貌。
教材中的“前言”或“序”往往直接反映了教材编定者的编创意图和编辑特点。从这部分内容中,可以直接了解教材的创作过程、创作目的、学术价值等,是编者对所编教材的自我评价。下面借用各教材“编者自言”的方式,引用原文材料,分别介绍不同品类音乐教材的特点:
丰子恺《开明音乐讲义》编辑例言:
一、音乐是技术的学科,不能全凭理论教学。本书所述,为音乐的知识。读者可以此为基础而进修音乐的技术。二、本书以初中学生为对手而讲述,说理务求浅明。宜作初中音乐科参考书。[11]三、本书材料大部分取自日本伊庭孝著音乐读本,但由编者另行补充删改。特声明于此。
——编者识二十三年十月[12]
梅耐寒《战时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辑大意:
本书根据战时需要,搜集优良歌曲,以推进战时教育,发扬抗战精神为主旨。全书分订三册,供初级中学三学年音乐科视唱等用。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及社团等,用作音乐教材,亦甚相宜。本书所选歌曲,均经详加审核,妥为排列,适于循序教学之用。但有时仍可随着环境需要,酌量取舍,对于学年排列,宜不必过于拘泥。本书多承名流专家惠赐杰作,增光篇幅,嘉惠大众,并此致谢。本书所选教材,虽曾几经修订,仍恐有未尽善之处,甚望先进通知,随时赐以指正。梅耐寒识。[13]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中学音乐教材初集》编辑例言:
一、本书与小学音乐教材初集同为教育部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暨音乐教育委员会选集编辑而成。名为中学音乐教材初集,供初级中学学生“视唱”练习等用。高级中学及其他中等学校均可采用。至研究乐理所用之教材,则为另一方面,非本书所及,亦无待选集也。二、本书教材选集标准如下:甲、歌词方面:a.足以发扬民族精神者;b.含有文学趣味者;c.适切中学生身心及程度者;d.除古诗歌外,近人新作品以国音为韵者。乙、歌曲方面:a.适合中学生程度者;b.乐曲全体结构完整者;c.足以发扬志气或怡悦性情者。丙、词曲相关方面:a.“时值”长短,与词句语气缓急及词类虚实相应者;b.在文法上居轻声地位之字,不配在曲之主位处者;c.意义较具体之字不用极短之音表出者;d.词意与曲风曲趣相和谐者;e.词句句法与曲谱组织相称者;f.重要字音与国音声调相合者。三、本书选录之词曲,由全国各书坊各学校所送词曲六七百首中剔选而出。务取其合于标准者,尤注重歌词之选择,曲佳而词不妥者,可改则改之,不可猝改,即从割爱,故结果只余六十八首。此六十余首,歌曲均佳,歌词亦均大体可观。间有一二党国名流作品,则均系原作。四、本书编辑之经过,均可分为三期:甲、征集期——自二十二年六月至二十三年二月。乙、审选期——自二十三年三月至二十四年五月。丙、校订缮印期——自二十四年六月至二十四年九月。五、本书之选订,以黄自,赵元任,吴研因诸氏用力尤多。歌曲和声,多由黄氏为之;歌曲校订,均由赵氏为之;吴氏则将全部歌词,分别删改:由部次长最后决定之。六、本书所选教材,均将出版者另表注明。惟所注恐仍有误,请来函声明,当于再版时改正之。七、各歌词曲原著作人,列名于各歌目旁。失名者,略之。其有歌词经修改过半,已非原著作人之原作者,即不录著作人名,署以“改作”二字,盖是项作品,实无异出自修改者之手也。八、现行之中学音乐教材,歌曲佳作较多。歌词则多蹈旧词人伤感颓废陋习,而修词用典又不如远甚,故佳作极少而选集为难。嗣后,甚望国内新旧文坛与制曲家合作,多写雄伟活泼之歌词,或就佳曲填写,或特另制曲谱,以资应用。并望制曲家多选古今人雄伟活泼之歌词,制曲供用,勿取粗制滥造,草率不通之作品制曲,以免徒费劳力并贻误青年。九、各方如有佳作,望续送教育部,以便选入续集中。十、本书不妥处,当仍不少,甚望各方开具意见,送教育部参考。——二四,十,一,编辑者志[14]
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音乐科教学内容可略去乐理,注重合唱,在集会时,须联系军歌及激发志气陶冶性情之歌唱。歌曲在抗战时期音乐教育中被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
[1]李抱忱:《抗战时期全国中小学教育概况》,《教育通讯》1940年第3期。
[2]王问奇:《教材荒》,《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2年第1期。
[3]《教育部征求全国中心国民学校共同必唱歌曲办法》,《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2年第1期。
[4]《教育部参事处:教育法令汇编》,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68—69页。
[5]吴梦非:《初中乐理教本》(第四版),开明书店1934年版。
[6]《音乐教育》1937年第5卷第7期。
[7]《中苏文化》1938年第3卷第1—2期。
[8]《抗战艺术》1939年第1期。
[9]《本校二十五年度上学期学生学号姓名录》,《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1936年,第59页。
[10]《教育部参事处,教育法令汇编》,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68—69页。
[11]虽作者在例言中将此书定位为音乐科参考书,但是依旧有许多中学将其作为音乐科教科书进行教学。
[12]丰子恺:《开明音乐讲义》,开明书店1939年版。
[13]梅耐寒:《战时中学音乐教材》,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14]教育部编:《中学音乐教材初集》第1版,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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