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岷（1914—2008），原名邦濬，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四川简阳人。
文献整理之学，目录、版本、校勘三足鼎立，而以目录、版本为其“体”，为其基本，以校勘为其“用”，为其尖端。[1]有清一代，校勘学已臻极盛，民国以来，风气渐衰，乃有王氏违时而起，逆势而上，死守旧垒且张大其帜，为校勘学学统不绝的证明，亦可视作清代学术在二十世纪的回光返照。
王氏自幼雅好诗词艺文，风流自赏，[2]但1941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时，所长傅斯年当头棒喝：“洗净才子气！下苦功校勘庄子！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3]一言遂定其终身取向。此后他由研究所而大学，由大陆而台湾而南洋，环境虽迁，而心无旁骛，六十载始终萃力于锱铢必较的字句之学。
校勘是枯燥的学问，[4]然王氏校书，却能结合其个人趣味。他青年时代最喜读《庄子》、《史记》及《陶渊明集》，[5]而他平生董理古籍，亦于此三书费力最多、成功最大：校《庄》，仅专著即有《庄子校释》、《郭象庄子注校记》、《庄子校诠》；校《史》，《史记斠证》一种前后费时十七年，题目重大，篇幅浩瀚，最足以代表其功力及精神；校《陶》，专书有《陶渊明诗笺证稿》，论文另见《慕庐杂著》、《慕庐杂稿》。此外校理四部文献尚多：子部，于《吕氏春秋》、《列仙传》、《列子》、《世说新语》、《刘子》、《颜氏家训》皆成专书，于《老子》、《墨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子》亦有单篇，多见于《诸子斠证》；集部，另有《文心雕龙缀补》、《钟嵘诗品笺证稿》；惟经部较显逊色，除《左传考校》之外，[6]于《尚书》、《论语》及《孟子》仅得寥寥数篇耳。[7]
王氏不仅是校勘实践的力行者，也是校勘方法的总结者。其《斠雠学》一书，区别条例，详密精微，为毕生校勘经验的荟萃；《校雠别录》为散论汇编，则可见其校书的经历及体会。
按：关于古书传写时错讹的通例，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归纳为六十二类，其子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归纳为十二大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归纳为三十七类，近人陈垣《校勘学释例》归纳为五十类，而王著《斠雠学》更归纳为一百二十四类，自是后出转精，加其邃密矣。[8]
王氏的才性学力，本来并不局限于校勘范围。他早年所作《庄子通论》，杨树达许为义理、考据、辞章兼备；[9]以后于先秦儒、道、法诸家皆有所论，有析论性的《庄学管窥》，更有通贯性的《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已入思想史领域。[10]但他宁拙勿巧，终将其主要的学术生命寄托于“支离破碎的小工作”，[11]自称“此虽小道，有类糟粕土苴，然诚坚实有力之学也”，[12]“坚实有力”四字，诚可以尽其人其书也。
总而观之，论校勘成绩的丰硕，王氏似已空前，恐亦绝后，可称校勘学史乃至文献学史上的集大成者；然限于校勘学本身的性质，在方法上固不能别开生面，仅能承继清学的余绪而已。陈垣去世时，邵循正挽联有云：“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13]而王氏“校雠未捐故技”，岂非“终为乾嘉作殿军”者欤？以其识小观微，纠讹正误，目光如炬，故以火眼狻猊之号冠之。
在王氏以前，近世以校勘见长者有刘文典（叔雅），以《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名世。王氏四十年代所著《庄子校释》附有《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文，少年气盛，于刘著指摘严苛；据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时，王亦批评刘氏《集解》、《补正》两著皆甚粗疏，不宜作院士候选人。[14]晚年乃悔其少作，以为“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工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识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15]可谓“学问深时意气平”矣。
诗曰：校书万卷治丝棼，司马庄周用力勤。身后若逢刘叔雅，少年意气已如云。
注 释：
[1]叶德辉谓“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然二者皆兼校雠，是又为校勘之学。”（《书林清话》卷一《板本之名称》）
[2]王氏后来虽以校书为终身事业，但业余仍吟咏不辍，先后刊行诗集八种。此亦如董康治法学，而好词学、文献学；萧公权治政治学，而好诗词。盖枯槁的学问，正需吟风咏月以作滋润，此系精神的自我平衡术也。
[3]《校书的甘苦》，《校雠别录》。(www.xing528.com)
[4]但王氏表示：“勘校古书，是枯燥无味的工作，却有一种无味之味！有味之味是有限度的，无味之味是无穷尽的。校勘古书是一种无味之味的学问。当你得到其中的趣味时，你会觉得其味无穷，欲罢不能。”（《校书的甘苦》）
[5]《斠证史记十七年·引言》。
[6]《左传》在传统目录学中归入经部，但自现代学术观念而言，显然应归入史部。
[7]对于四部文献的校理，王氏曾有言：“大体说，经史子集四部的书，校史比较易，校经、子比较难，因为校史是根据事实，校经、子是重在义理，校集部最难，因为文学重在情。尤其是诗的妙处，更往往超乎常情。”（《谈校书》，《慕庐杂稿》）按：清人校勘文献，以经、子两部的成就最多；民国以后，学术重心由经学转向史学，且经部文献的校勘余地亦渐无多，此王氏所以偏重子、史、集部，而独忽略于经部欤？
[8]王氏指出：“陈先生校勘元典章归纳出五十个例，以为可以概括古书中一切的例子。其实王念孙的《淮南杂志后叙》，推淮南子一书致误之由，曾经标出六十二例，已经比陈先生所举的例多出十二个。陈先生的释例，只相当于我的斠雠学最后一章通例……”（《校书的甘苦》）可参倪其心《校勘学大纲》第二章第十、十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9]《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66。
[10]《道法思想讲稿》以扎实的文献基础为依托，眉目明晰，论述扼要，惟极力发挥司马迁所称法家出于黄老之论，似陷于一偏。
[11]王氏自谓校勘古书“是一种小学问，可以帮助研究大学问”，“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小工作，可以帮助通大义、有系统的工作”，“是一种绣花针的工作，可以帮助大刀阔斧的工作”（《校书的甘苦》）。
[12]《我与斠雠学》，《斠雠学》代序。
[13]参史树青《励耘书屋问学札记》，《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
[14]据潘光哲《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按：王氏五十年代曾指刘氏《淮南集解》“功在综缉，殊少胜义，疵病杂陈，犹待针灸”（《淮南子斠证》，《诸子斠证》），但后来又指刘著“创见较多，而谬误亦多”（《论校书之难》，《校雠别录》），一谓“殊少胜义”，一谓“创见较多”，颇显自相矛盾。另，杨树达《读刘叔雅君淮南鸿烈集解》于刘著亦有批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卷五）。
[15]《庄子校诠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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