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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王叔岷

时间:2023-1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王叔岷,原名邦濬,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四川简阳人。校勘是枯燥的学问,[4]然王氏校书,却能结合其个人趣味。[8]王氏的才性学力,本来并不局限于校勘范围。以其识小观微,纠讹正误,目光如炬,故以火眼狻猊之号冠之。在王氏以前,近世以校勘见长者有刘文典(叔雅),以《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名世。身后若逢刘叔雅,少年意气已如云。[9]《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66。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王叔岷

王叔岷(1914—2008),原名邦濬,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四川简阳人。

文献整理之学,目录、版本、校勘三足鼎立,而以目录、版本为其“体”,为其基本,以校勘为其“用”,为其尖端。[1]有清一代,校勘学已臻极盛,民国以来,风气渐衰,乃有王氏违时而起,逆势而上,死守旧垒且张大其帜,为校勘学学统不绝的证明,亦可视作清代学术在二十世纪的回光返照。

王氏自幼雅好诗词艺文,风流自赏,[2]但1941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时,所长傅斯年当头棒喝:“洗净才子气!下苦功校勘庄子!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3]一言遂定其终身取向。此后他由研究所而大学,由大陆而台湾而南洋,环境虽迁,而心无旁骛,六十载始终萃力于锱铢必较的字句之学。

校勘是枯燥的学问,[4]然王氏校书,却能结合其个人趣味。他青年时代最喜读《庄子》、《史记》及《陶渊明集》,[5]而他平生董理古籍,亦于此三书费力最多、成功最大:校《庄》,仅专著即有《庄子校释》、《郭象庄子注校记》、《庄子校诠》;校《史》,《史记斠证》一种前后费时十七年,题目重大,篇幅浩瀚,最足以代表其功力及精神;校《陶》,专书有《陶渊明诗笺证稿》,论文另见《慕庐杂著》、《慕庐杂稿》。此外校理四部文献尚多:子部,于《吕氏春秋》、《列仙传》、《列子》、《世说新语》、《刘子》、《颜氏家训》皆成专书,于《老子》、《墨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子》亦有单篇,多见于《诸子斠证》;集部,另有《文心雕龙缀补》、《钟嵘诗品笺证稿》;惟经部较显逊色,除《左传考校》之外,[6]于《尚书》、《论语》及《孟子》仅得寥寥数篇耳。[7]

王氏不仅是校勘实践的力行者,也是校勘方法的总结者。其《斠雠学》一书,区别条例,详密精微,为毕生校勘经验的荟萃;《校雠别录》为散论汇编,则可见其校书的经历及体会。

按:关于古书传写时错讹的通例,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归纳为六十二类,其子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归纳为十二大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归纳为三十七类,近人陈垣《校勘学释例》归纳为五十类,而王著《斠雠学》更归纳为一百二十四类,自是后出转精,加其邃密矣。[8]

王氏的才性学力,本来并不局限于校勘范围。他早年所作《庄子通论》,杨树达许为义理、考据、辞章兼备;[9]以后于先秦儒、道、法诸家皆有所论,有析论性的《庄学管窥》,更有通贯性的《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已入思想史领域[10]但他宁拙勿巧,终将其主要的学术生命寄托于“支离破碎的小工作”,[11]自称“此虽小道,有类糟粕土苴,然诚坚实有力之学也”,[12]“坚实有力”四字,诚可以尽其人其书也。

总而观之,论校勘成绩的丰硕,王氏似已空前,恐亦绝后,可称校勘学史乃至文献学史上的集大成者;然限于校勘学本身的性质,在方法上固不能别开生面,仅能承继清学的余绪而已。陈垣去世时,邵循正挽联有云:“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13]而王氏“校雠未捐故技”,岂非“终为乾嘉作殿军”者欤?以其识小观微,纠讹正误,目光如炬,故以火眼狻猊之号冠之。

在王氏以前,近世以校勘见长者有刘文典(叔雅),以《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名世。王氏四十年代所著《庄子校释》附有《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文,少年气盛,于刘著指摘严苛;据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时,王亦批评刘氏《集解》、《补正》两著皆甚粗疏,不宜作院士候选人。[14]晚年乃悔其少作,以为“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工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识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15]可谓“学问深时意气平”矣。

诗曰:校书万卷治丝棼,司马庄周用力勤。身后若逢刘叔雅,少年意气已如云。

注 释:

[1]叶德辉谓“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然二者皆兼校雠,是又为校勘之学。”(《书林清话》卷一《板本之名称》)

[2]王氏后来虽以校书为终身事业,但业余仍吟咏不辍,先后刊行诗集八种。此亦如董康治法学,而好词学、文献学;萧公权治政治学,而好诗词。盖枯槁的学问,正需吟风咏月以作滋润,此系精神的自我平衡术也。

[3]《校书的甘苦》,《校雠别录》。(www.xing528.com)

[4]但王氏表示:“勘校古书,是枯燥无味的工作,却有一种无味之味!有味之味是有限度的,无味之味是无穷尽的。校勘古书是一种无味之味的学问。当你得到其中的趣味时,你会觉得其味无穷,欲罢不能。”(《校书的甘苦》)

[5]《斠证史记十七年·引言》。

[6]《左传》在传统目录学中归入经部,但自现代学术观念而言,显然应归入史部。

[7]对于四部文献的校理,王氏曾有言:“大体说,经史子集四部的书,校史比较易,校经、子比较难,因为校史是根据事实,校经、子是重在义理,校集部最难,因为文学重在情。尤其是诗的妙处,更往往超乎常情。”(《谈校书》,《慕庐杂稿》)按:清人校勘文献,以经、子两部的成就最多;民国以后,学术重心经学转向史学,且经部文献的校勘余地亦渐无多,此王氏所以偏重子、史、集部,而独忽略于经部欤?

[8]王氏指出:“陈先生校勘元典章归纳出五十个例,以为可以概括古书中一切的例子。其实王念孙的《淮南杂志后叙》,推淮南子一书致误之由,曾经标出六十二例,已经比陈先生所举的例多出十二个。陈先生的释例,只相当于我的斠雠学最后一章通例……”(《校书的甘苦》)可参倪其心《校勘学大纲》第二章第十、十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9]《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66。

[10]《道法思想讲稿》以扎实的文献基础为依托,眉目明晰,论述扼要,惟极力发挥司马迁所称法家出于黄老之论,似陷于一偏。

[11]王氏自谓校勘古书“是一种小学问,可以帮助研究大学问”,“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小工作,可以帮助通大义、有系统的工作”,“是一种绣花针的工作,可以帮助大刀阔斧的工作”(《校书的甘苦》)。

[12]《我与斠雠学》,《斠雠学》代序。

[13]参史树青《励耘书屋问学札记》,《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

[14]据潘光哲《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按:王氏五十年代曾指刘氏《淮南集解》“功在综缉,殊少胜义,疵病杂陈,犹待针灸”(《淮南子斠证》,《诸子斠证》),但后来又指刘著“创见较多,而谬误亦多”(《论校书之难》,《校雠别录》),一谓“殊少胜义”,一谓“创见较多”,颇显自相矛盾。另,杨树达《读刘叔雅君淮南鸿烈集解》于刘著亦有批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卷五)。

[15]《庄子校诠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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