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原(1900—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浙江余姚周巷镇(今属慈溪)人。
顾炎武先祖有“著书不如钞书”之训,[1]而钱穆发挥其说,指顾氏“《肇域志》无论矣,《日知录》、《音学五书》,皆钞书之至精卓,而几几乎超脱钞书面貌者耳。北方如宛斯(马骕)之《绎史》,南方如梨洲(黄宗羲)之《学案》,顾非钞书之至精卓者乎?钞诗文者如梨洲之《明文海》、晚村(吕留良)之《宋诗钞》;推而至于经籍,有朱竹垞(彝尊)之《经义考》;地理,有顾祖禹之《方舆纪要》,皆钞书也。……即谓清代经学皆自钞书工夫中来,亦非不可。”[2]清儒往矣,降及现代,陈氏亦可谓钞书之精卓者也。
陈氏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历任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后任教西北大学历史系,僻处一隅,声光不显。
陈氏用力极勤,专著甚多,文献方面有《天一阁藏书考》、《古今典籍聚散考》,文化史方面有《中国文化史》(两册),思想史方面有《荀子哲学》、《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经济史方面有《中国土地制度》、《中国田制丛考》、《中国田赋史》;外交史方面有《中俄关系述略》;此外,《历史之重演》比较古今人事的趋同,[3]《国名疏故》综述历代中国的称名与疆域,《金圣叹传》以纲目体记叙文化畸人,虽单行小册,亦有可观。中年以后,全力以赴,摹仿清人《经义考》、《绎史》的体例,完成通贯古今的专题性史料长编《国史旧闻》四大册,尤为平生学力的集成,足供后学取资;[4]晚年尚有《地赋丛钞》一种,体例亦同《旧闻》,汇辑历朝地制及田赋记载,亦有功德于学林。
散篇论文虽不多,但早期如《秦桧评》、《秦始皇评》、《曹操评》、《近世文武争衡考》、《中国文明之地理转移》,后期、如《中国始用石炭考》、《唐均田制为闲手耕弃地说》,皆积力深厚之作,惟至今未有结集。[5]
陈氏论史评人,如重估秦始皇、秦桧的历史功罪,俱见史识;[6]然总体而言,其论著大都引证详瞻,终以抄撮功夫见长。[7]他治学不离文献层面,在境界上不可谓高,然其纂辑之功,终可传诸后世而不朽。反观当日以立场进步相矜、以史观高明自居者多矣,一旦时过境迁,而今安在哉?人类学巨匠弗雷泽尝自评其名著《金枝》云:“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及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8]而陈氏的著作不亦如是乎?以其钞书得法,以勤取胜,颇足为学子榜样,故拔高一等,拟之为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的白日鼠。
陈氏积累材料,全凭卡片,故其撰述往往不脱排比史料的痕迹。他上课时每言:“一天写卡片十张,三年之后就可以横行霸道!”[9]《国史旧闻》之成书,即凭藉其二三十年记卡片的功力。
按:在没有复印机、没有电脑的时代,搜集学术资料唯赖手工抄录,做卡片尤为普遍风气。陈垣尝教导学生:“平时要多作笔记,以便写作时利用。……有人记在别纸上,近代汉学家陈澧就喜欢用别纸记事。别纸就是现在的卡片。”[10]现代以来学人如郭绍虞、王利器、王锺翰、严耕望、顾诚、裘锡圭等,亦藉卡片以成就其学问。[11]博闻强记如陈寅恪、钱锺书,虽不做卡片,但实际上也勤做笔记,盖做笔记与做卡片不过异曲同工耳。[12]
陈著《旧闻》第一分册1958年由三联书店初刊,出版社按资料类书籍计,初拟以千字六元标准付稿酬,经陈氏力争,始改以千字十二元付之。在同年的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此事遂成陈氏一大罪状,而陈则自辨“为这部稿子,我已经写过三千万字(卡片在外),手上生茧了(请检查我的大指中指)。……如果承认一篇论文,一本著作,乃是手工业产品的类似,《国史旧闻》就是廿余年的手工人的劳动”云云。[13]君子不耻言利,今日视之,固争其所当争也。
诗曰:类聚旧闻心力殚,一书传世亦艰难。连篇唯物今何在,史料终须胜史观。
注 释:
[1]《钞书自序》,《亭林文集》卷二。
[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白寿彝对钱氏此论曾有政治性的批判(《钱穆与考据学》,《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www.xing528.com)
[3]此书罗列中国历史记录中的近似事例,但多属个人行为或心理、地方风俗、历史修辞乃至文学描写上的比较,而非真正历史事件的比较,更不是社会变迁大势的比较,若自现代史学理论观之,似无甚价值。
[4]陈氏自谓:“昔岁诵朱氏《经义考》,见其条举昔人撰著,而自系案语于下,以为脉络分明,条理井井。马宛斯作《绎史》,方法亦复相似。窃慕其体例,爰有此作。”(《国史旧闻》第二分册序)又谓:“《绎史》一书,排比之功较多,论议之处较少,《提要》以《日下旧闻》相比,似不如举《经义考》。马氏长于朱氏者九岁,《经义考》者,或系仿踵《绎史》。登原曾爱此书,故拙作此稿,妄仍其体。”(《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卷伍拾柒“马氏绎史”条)按:陈氏还自称《旧闻》在体裁上系“摹仿程绍〈树〉德先生的《九朝律考》”(《陈先生的答复》,《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与陈同系的陈直1958年对此曾有批判:“我与陈先生相识已八九年,他最初对黄先生说所著《国史旧闻》与《日知录》价值相比。我曾与黄冉二先生谈过,顾先生的《日知录》,未曾听见过谁人提出与他相比,设或旁人奉承我取以相比,尚且不可,何况公然自比。今日的大字报,已降格自比于程绍〈树〉德《九朝律考》了,我看还是高了一点。”(《对陈先生大字报的意见》,《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此指陈氏以《旧闻》与《日知录》相提并论,得之传闻,未必可信;而陈以己著与《九朝律考》相比,则并无不妥。何况陈氏不过就著作体例言之耳。
[5]陈氏论著目录见《地赋丛钞》附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但并不完整,另参余秉权《中国史学论文引得(1902年—1962年)》(香港亚东学社1963年版,页261—262)。
[6]《秦桧评》一篇,叙录相关文献甚多,强调秦桧对金政策在当时的合理性,指出不当“执其杀岳一节而没其和议之功”,堪称近世为秦氏翻案最用力的文字(参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页201—202);其于五十年代招致批判,自属必然(见马长寿《肃清资产阶级史料学在我们史学界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第1期;蔡美彪《〈国史旧闻〉应该批判》,《历史研究》1958年11期)。按:陈氏《旧闻》第二分册卷叁拾陆有“秦桧张邦昌”、“谴责秦桧”两则,对于秦已全取否定态度,盖亦迫于时风也。
[7]对于陈著在史料理解及考证上的疏误,梁方仲曾有严厉批评(《评陈登元著〈中国土地制度〉》,《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8]语见《金枝》第三版第九卷,据刘魁立《金枝·中译本序》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近人孙海波声称:“世界上任何学术只能盛行一时,马列主义也是一种学术,也只能盛行一时,过一个时候就完了。只有史料才是真正的东西,一百年也打不倒。”(据马长寿《肃清资产阶级史料学在我们史学界的影响》)用意颇与弗雷泽相类。另,钱锺书有谓:“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读〈拉奥孔〉》)张五常亦言:“搞纯理论,弄错了拿零分,见笑天下,但搞验证或解释,大错特错也有机会获五十分。”(《七十自述:我是怎样研究经济的?》,《五常思想》,朝华出版社2006)亦倾向于质疑理论体系的危险性,可参照。
[9]见马长寿《肃清资产阶级史料学在我们史学界的影响》;另参高扬《“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的实质》,《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
[10]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
[11]郭绍虞云:“……在《史记·儒林传》中就看到了‘文学’与‘文章’的区别。大家都读《史记·儒林传》,但不一定会注意这问题,这就靠卡片的作用,所以笨工夫也有笨工夫的长处。”(《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照隅室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利器云:“我全是利用卡片来辅助记忆力之所不及,来处理所搜辑的第一手资料。十几二十年来,我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卡片。十年内乱中,我蒙受的损失最大的要数这批卡片。当落实政策时,退还我一小部分书籍,我向北京市有关的某单位当时的打砸抢者清问我的卡片时,他们还‘理直气壮’地答复我:‘你的卡片,我们一张也没有要,都送去造还魂纸了。’”(《王利器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又见《耐雪堂集》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锺翰云:“返看《宁古塔记略》毕,写出满文单字及有关资料都百余张卡片。卡片皆松于一九四九年自多伦托城寄我者,今日用之,分外亲切。果四五年内能读数十百部书,均作出卡片来,成一满汉辞典不难也。”(《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2005年自刊本,页34—35)严耕望云:“我做卡片的方法很简单,早期做秦史研究时,自己印了一些卡片……用了以后发现这些东西使用不灵活、很麻烦,于是改采用笔记本,未久又再采用长方形白纸为卡片,除了注明出处外,短的内容全部抄录,较长的就只记录扼要内容。”(《忘情于“不古不今之学”——访严耕望教授谈中国中古史研究》,《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附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顾诚云:“在‘文革’之前我摘录的明清史资料已经不少,有那么一堆(我不习惯用卡片,因为卡片既贵又太小,一条长的史料得抄几张卡片,所以改用小张稿纸和笔记本抄录)。‘文革’初期抄家之风极为盛行……自己静下心来把书籍和抄录的史料检阅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为思想政治问题上纲的东西统统送到当时颇为兴旺的废纸收购摊,按1斤1角多钱的价格全卖了。在处理抄摘的史料时我留了个心眼,把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保存起来,即使有人看到这也是历史上的‘红线’材料,而从朱元璋起的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史料都进了造纸厂。这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起义为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与明史》,《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裘锡圭云:“正规的卡片很贵,我极少购买。我的卡片有些是用大张白纸裁成的,有些是用反面无字的废纸裁成的,还有一些是用印刷厂用纸时剩下来的边角料裁成的。”(《我和古文字研究》,《学林春秋三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另,漆侠六十年代为作宋代经济史,检阅史籍千余种,摘录大量卡片,至“文革”时被抄掠销毁,但他以后重起炉灶,将史料分门别类摘录于活页本,最终完成六十万字的《宋代经济史》(参乔幼梅《心丧忆恩师》、裴汝诚《永记师教 不忘师恩》,皆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玉堂网罗近现代人物资料,记录卡片多达三十万张,乃购得旧中药柜放置卡片(韦泱《潜心名号研究 著述嘉惠学林——陈玉堂与〈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7月22日)。可见收集材料,各有其法,使用卡片,存乎一心。如今世异时移,自不必固执于做卡片的形式,但有做卡片的精神,可矣。
[12]陈氏笔记见《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寅恪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钱氏笔记见《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三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3]应德田《陈先生为什么那样争稿费!》、《陈先生的答复》,《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另见马长寿《肃清资产阶级史料学在我们史学界的影响》。按:陈氏曾致函郭沫若,请求鉴定《旧闻》一书,郭批示“如尚翔实,可予以印行”,则陈著得以刊行,当有赖郭的推荐(翟清福《郭沫若与尹达二三事》,《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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