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Robert H.van Gulik，1910—1967），字芝台，号笑忘，室名集义斋、吟月庵、尊明阁；荷兰人。
欧洲早期汉学的成立，入华教士实功莫大焉，故称为传教士汉学；其次驻外机关或殖民政府亦有助力，可称之外交官汉学。荷兰势力早在十七世纪即侵入远东，由于殖民地统治所需，汉学风气开启甚早，而高氏即承此余绪；[1]在学院派汉学占据主流的二十世纪，他游离于外，一士翩翩，实代表外交官汉学的末代辉煌。
高氏幼年随父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生活，返国后就读于荷兰汉学中心所在的莱顿大学，主攻法学，并接受汉语的系统训练；复往乌得勒支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随即供职外交机构，长驻东京，屡访中国，官至驻日大使。
二战以后，东洋时局艰困，古物多出，高氏屡获旧刊房中秘本，更在1950年购藏京都旧族散出的晚明春宫版画册《花营锦阵》，遂触发他作相关探讨，次年完成《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杨权译），辩驳西方对中国人性生活的厚诬，指出“中国房室之私，初无用隐匿，而可谓中华文明之荣誉也”。全书计三卷，卷一为研究部分，包括性学文献概述、春宫画简史及《花营锦阵》文字注释；卷二、卷三为资料部分，除《花营锦阵》原始图文之外，上至汉唐医籍，下至明代小说，皆予选录。[2]此后他继续钻研，扩张旧说，十年后复公开刊行《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郭晓惠等译），综论上古至明代的性文化史。[3]以上两书，为空前的中国性史专刊，一举填补中外学界空白，价值自不待言；[4]至九十年代联翩引入大陆，又正切合当时性启蒙的潮流，影响之巨，尤罕有伦比。
按：脐下三寸，两腿之间，在中土虽亦为雅俗同乐，却非儒生学问之所系，迄于近代，观念始变。[5]如叶德辉刊印《双梅影闇丛书》，马廉、吴晓铃集古代色情小说，周越然藏中外“淫书”与“性书”，姚灵犀纂《采菲录》、《思无邪小记》，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6]皆已涉性学樊篱，惟未成系统，如初上梁山，羽翼未丰，终待高氏始一统江湖耳。[7]
高氏以性学驰名中外，而事出或然，实非本业。他少年时代即研习中文、梵文，另通晓印尼、日、藏等十余种语言，其博士论文《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考掘印、藏及东亚的拜马信仰，专著《悉昙——中日梵文研究史论》为悉昙学（梵文字母研究）的开创之作，皆有赖其通贯的语文能力。而《房内考》所附《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亦得力于此。此外，他早年专攻法学，故又曾译注宋人桂万荣的狱讼案例集《棠荫比事》。
作为个人，高氏最特异处，尚不在其中国知识的博洽，而在其中国文化素养的全面。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能说汉语未必能写中文，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8]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9]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不仅非任何汉学家所能及，在现代中国人之中亦属罕有。而且，他身为西国官员，下笔每称“吾华”如何，开口即道“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之类，[10]更堪称最中国化的汉学家；若有继陈垣而作《现代西洋人华化考》者，自不可无此公也。[11]
而高氏论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以一己的中国趣味为本位，好之乐之，进而学之知之。[12]他好古琴，故有《琴道》，并译注嵇康《琴赋》；好书画，故有《中国绘画鉴赏》，并译注米芾《砚史》、陆时化《书画说铃》；曾养长臂猿为宠物，故有《长臂猿考》。[13]此外，他因喜爱侦探小说，曾将唐代狄仁杰的通俗故事铺衍为百余万字的《狄公案》系列，以西洋探案小说传统糅合中国古代社会风情，在欧洲风靡一时，遂以一身而兼为外交家、汉学家、小说家，尤为不可及。[14]
高氏在荷兰就学时曾与孀妇相好，第一次驻日又与日女同居，至抗战时乃与吾国闺秀水世芳在重庆结褵。则其于学问，于趣味，于婚恋，皆无不以中国为归宿。
按：西洋汉学家多有择偶于华裔名媛者，如德国艾克（中国建筑、家具）、傅吾康（明清史），瑞典马悦然（古汉语、中国文学），美国傅汉思（中国古典文学）、牟复礼（元明史）、墨子刻（中国思想史）、施舟人（道教史）、魏斐德（近代史）、顾彬（中国文学）皆是，盖此于生活治学，实一举两得；至于李约瑟与鲁桂珍同治中国科技史，史景迁、金安平同治中国史，宇文所安与田晓菲同治古典文学，则更可称琴瑟和鸣矣。
荷兰汉学家又有高延（J.J.M.de Groot），在中国宗教的田野研究方面实为先驱，于婆罗洲华人公司的钩沉也有特殊贡献，至今虽无藉藉名，实未可轻也。
诗曰：A 片如今只等闲，春宫当日网罗难。巫山自古多云雨，须作人情世态看。
注 释：
[1]最权威的汉学杂志《通报》由法人考狄（Henri Cordier）与荷人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共同创办，此后始终保持法、荷联袂主编的惯例，或可视为（法）传教士、（荷）外交官两种汉学传统的结合欤？(www.xing528.com)
[2]书中春宫图部分为大陆译本删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完整的图文见于台版《秘戏图大观》（金枫出版有限公司）。按：此书的基本资料及具体研究皆以明代为重心，高氏自名书斋为“尊明阁”，当与此有关（参陈之迈《荷兰高罗佩》，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页6；方豪《续谈荷兰高罗佩先生》，载《荷兰高罗佩》）。另，高氏多引自藏的明清色情小说为据，但以今日所知衡之，则其所藏并非特别丰富（马幼垣《荷兰高罗佩与中国小说》，《实事与构想——中国小说史论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3]此著另有吴岳添译本《中国艳情——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4]有关评论参李零《中国古代房内考·译者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江晓原《高罗佩〈秘戏图考〉与〈房内考〉之得失及有关问题》（《中国文化》第十一期）、陈珏《高罗佩与“物质文化”——从“新文化史”视野之比较琛》（台湾《汉学研究》第二十七卷第三期）。
[5]俄人阔勃耶夫谓：“中国人的数量可以被看作是他们性欲成就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是比长城——从月球上用肉眼可见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建造更伟大的。”又谓：“中国文化的共相存在着浓厚的色情底蕴。”（《中国艳情的奇谈》，据李逸津《俄罗斯汉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艳情文学》引，《汉学研究》第八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其意甚是，惟国人的性学观多未见诸学问主流耳。
[6]马、周的收藏情形参潘建国《马廉不登大雅堂藏书及其小说研究》、《周越然言言斋所藏通俗小说辑考》（《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姚著《小记》罕见提及（民国30年自刊本），实为掌故性的性史笔记，惜不免好奇志异耳。
[7]吴晓铃四十年代初曾谓：“我觉得《金瓶梅》中对于市井人情的描写真是淋漓尽致，李笠翁的《肉蒲团》中的性心理的描写和分析也不下于劳伦斯。蔼理斯研究‘性’，成了世界上的有名的学者，我们的学者看见这个字却‘退避三舍’；外国人可以写专门研究贞操带的论文，我久郁积在心中的一篇《中国淫具考》却一直不敢动笔，这是我们的缺欠，弱点，虚伪。”（《危城访书得失记》，《吴晓铃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可见近代以来中国主流学界对性问题的迟疑态度。近时于此风气渐开，如江晓原曾客串研治中国性史，李零则在方术范畴内考述房中术问题，刘达临最专于此道而不能深入，又多自我重复，未免流为俗学；而较之高氏，更瞠乎其后矣。
[8]其《秘戏图考》中文序、《琴道》后序皆用文言，后者尤为典雅。其小说《狄公案》楔子自作词云：“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 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又有赠徐文镜诗：“漫逐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传觞。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宦绩敢云希陆贾，游踪聊喜继玄奘。匆匆聚首匆匆别，更泛沧浪万里长。”（《荷兰高罗佩》，页31—32、页50—51）
[9]高氏所刻印章曾集为《高罗佩印谱》，齐白石为之题签（《荷兰高罗佩》，页48）。又，他曾从满人叶诗梦习古琴，五十年代与饶宗颐颇有交往，盖两人皆治悉昙之学，于古琴、书画又有切磋之乐也；以后饶有挽词《高阳台·高罗佩丁未清和来港，琴酒迟留，信宿东返。遽闻埋云，不胜悲恸，候蛩暗苇，秋声自碎，次玉田和草窗寄越中诸友韵，邀海隅琴友同赋》，又有诗《郭茂基君以潞琴见假，故人高罗佩旧物也。抚之终日，朱弦三叹，作此谢之。偶讽东坡月石风林屏诗，辄依其韵》（见《选堂乐府·固庵词》、《选堂诗词续集·苞俊集》，收入《选堂诗词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卢前回忆：“高罗佩是葡萄牙人，他告诉我：在幼年他一位伯父来中国做生意带回去一位‘老夫子’，并买了不少《千字文》、《论语》，还有《幼学琼林》这些书。他在葡国所受的都是中国的私塾教育。可是对于中国文化的爱好，是他到日本任使馆的工作以后的事。他学会了抚七弦琴，学会了草书，皆是在东京跟人学的。来中国的年代并不久，现在娶的一位中国太太，姓刘的，湖北人。他爱穿中国衣服，自己起了一个表字叫做冰台，爱人家称他高先生或冰台兄，也爱手摇折扇。写副对子送人请教，更是他拿手的把戏。他和我聊天，常常说：‘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他忘记了他的身分（葡国驻华使馆参赞）和他原有的国籍。”（《柴室小品》卷一《两个外籍朋友》，《冀野文钞·卢前笔记杂钞》，中华书局2006年版）此于其国籍、学琴、娶妻诸事，皆有讹误，然刻画其人风貌甚生动，则当属可信。
[11]其夫人水世芳甚至说：“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王家凤《天才之妻——高罗佩夫人水世芳》，《当西方遇见东方：国际汉学与汉学家》，台湾光华画报杂志社1991年版）。
[12]何四维（A.F.P.Hulsewé）云：“我曾听到有人批评高罗佩为业余的天才。至少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对的。他远离常道，不谈中国历史及社会上的大问题，不谈哲学、人生。他寻找那不寻常的枝节问题，而这些枝节问题往往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一旦他的兴趣被引起了，他就非穷根究底才罢休，也就像他研究学问一样。”（据方豪《续谈荷兰高罗佩先生》）
[13]此书由高氏手录影印，并附有猿啼的录音唱片，在当时自是罕之又罕（《荷兰高罗佩》，页54—55）。
[14]以上参陈之迈《荷兰高罗佩》；[荷]伊维德《高罗佩研究》，《国际汉学》第五辑，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陈珏《荷兰高罗佩其人其学》，曾陆续刊于香港《文汇报》。按：近代西方史学巨匠尼布尔曾任普鲁士驻罗马使节，中国学人如胡适曾任驻美大使，蒋廷黻曾任驻苏大使、台湾“常驻联合国代表”及“驻美大使”，罗家伦曾任驻印大使，皆学者兼外交官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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