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贵族统治的衰微和礼乐的崩坏

西周王室宗统与君统结合，形成周天子独尊一统的绝对权威和王权贵族的统治秩序，其礼乐制度、礼乐文化，确实发挥了它特殊的、极其重要的作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它是王室文化的体现，更是王权统治的象征。但到了春秋时期，国力日衰，各诸侯国的国力增强。周初分封的“八百诸侯”，经兼并战争，打破了小割据，兼并为一百七十多个大小侯国。周王室无法控制各诸侯国争霸称雄的局面。至春秋后半期，西周以来的贵族统治秩序和各种旧有的等级制度被彻底打乱。维护周天子王权结构的礼乐文化观念，在诸侯们心目中日渐淡漠，并遭到蔑视，乐舞等级制度的统慑力和约束力丧失殆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最突出的表现，是各地诸侯和新兴的社会阶级纷纷“僭于礼乐”。这种对礼乐制度的僭越行为，直接导致用乐形式、规模、等级和场合的各项明确规定均被彻底破坏，旧王室乐官奔走流散，宫廷雅乐式微，新兴“郑声”风靡。

先看用乐形式、规模的混乱和失控。《论语·八佾》讲到鲁国三家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不仅将天子祭祀时用的乐曲《雍》用于自家庙堂，更有甚者，季孙氏在庭宴中“八佾舞于庭”。季氏是新兴势力的代表人物，公然无视用乐的等级制度。孔子气愤又无奈，只能感慨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对他们三家祭祖，竟敢唱天子才能用的《雍》撤除祭品，孔子严厉抨击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礼记·郊特牲》载：“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赵文子始也。”诸侯庭中照明的火炬，按规定只能有三十只，齐桓公却用到百只。而大夫赵文子竟然用起天子才能用的《肆夏》乐。鲁国国君文公宴请卫国卿大夫宁武子，宴会上竟演奏“昔诸侯朝正于（周）王，王宴乐”用的《湛露》及《彤弓》，使得陪臣的宁武子不敢领受（《左传·文公四年》）。鲁国穆叔回访晋国，晋侯即享之以《肆夏》《文王》，但穆叔不拜谢，问其原因，穆叔道：“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左传·襄公四年》）鲁成公三年（前589），新筑（今河北魏县南）大夫仲叔于奚救了攻齐失败的主帅，事后他不要卫国赏赐城邑，只求得到诸侯才能享用的“曲悬”（轩悬）和鬃毛前装饰“繁缨”的马匹，卫国竟答应了他的要求。孔子听闻后感叹道：“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桑林》本是专用于祭祀的禘乐，然“宋公享晋侯于楚，请以《桑林》”，致使晋侯们推辞不敢受（《左传·襄公十年》）。齐鲁两侯于鲁定公十年春相会夹谷，本应待以“会遇之礼”，奏宫中之乐，但齐景公却同意奏“四方之乐”（《史记·孔子世家》）。此类例子各国皆有，不胜枚举，说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由来已久，且日益普遍。

至春秋末，连雅乐演奏的主体——乐人都四处奔散。《论语·微子》记载了鲁哀公时鲁国宫廷乐师的流失情况曰：“大（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其“河”“汉”“海”等，当指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东海之滨。这种宫廷乐官、乐工的流失现象，从另一面看，又可视为王室和诸侯国宫廷音乐文化的向下或向外的播散，是艺术史家们所说的“文化下移”。这对西周的礼乐文化衍伸、转化为侯国文化，东周王室文化迁移、融合并促进楚文化的发展，中原文化与蛮夷文化的混融、交流及华夏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礼崩乐坏的过程中，东周王室雅乐的衰落和各诸侯国地域民间特征鲜明的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几乎是处于同时，即所谓郑声乱雅乐。早自西周施行采风制度始，宫廷与民间的音乐文化就有了交往。出乎统治者的始料，原本采集民谣“以观民风”是为了治国安邦，却不想反而促使以郑、卫之声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迅速崛起，且不仅在民间流行，更以迅猛之势向宫廷雅乐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致使统治阶层的许多人也越来越青睐这些世俗的“新乐”。被孔子斥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的郑地音乐，即《汉书·地理志》所云：“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其“桑间濮上”无非是泛指男女幽会，亦即郑、卫男女相聚情爱游乐之所。而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鲁“为之歌《邶》《鄘》《卫》”，季札听后赞不绝口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听后又赞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喜爱音乐的齐宣王坦言：“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他曾对无盐女说：“寡人今日听郑卫之声，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汉·刘向《新序·杂事第二》）。精通音乐的君主魏文侯承认：“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乐记》）被雅乐推崇者视为洪水猛兽和“亡国之音”的“桑间濮上之音”，保留着浓郁的商代音乐特色，节奏奔放活泼，音乐优美抒情，同须端冕而听的“至止肃肃”、“肃雝和鸣”的雅乐相比，正显示出强烈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至战国后，周代礼乐相继失传，郑、卫新声成为各国宫廷里的时尚艺术。